戰略型核潛艇的出現，奠定了中國海軍在核時代的戰略地位。
到二十世紀五零年代末，中國已經建成了以戰略轟炸機、戰略型核潛艇與洲際彈道導彈為核心的「三位一體」核戰略體系，而這也是核時代的標準戰略打擊力量，為德意志第二帝國塑造了一個追趕目標。
雖然中國海軍的戰略型核潛艇出現得最晚，而且在初期的威懾力最差，但是潛艇所特有的隱蔽性，賦予了其最強大的生存能力，因此戰略型核潛艇成為了「三位一體」核戰略體系中最為重要的一環。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戰略型核潛艇的地位將超過戰略轟炸機與洲際彈道導彈。
到二十世紀末，中國擁有的戰略核彈頭中，有三分之二由戰略型核潛艇攜帶，戰略型核潛艇不僅僅是最強大的第二次核打擊力量，還是最強大的戰略核突擊力量，承擔著最為重要的戰略威懾任務。
必須承認，顧祝同做出了最為重要的貢獻。
甚至可以說，沒有顧祝同的話，中國海軍就不可能在大戰結束還不到十年的時候就擁有了戰略打擊力量，也就不可能獲得足夠高的戰略地位。如果戰略核潛艇沒有誕生，那麼中國的核力量必然會被空軍壟斷。
顯然，海軍將因此喪失戰略軍種的地位。
有趣的是，戰略核潛艇的出現，加快了陸軍的沒落速度。
從時間上看，洲際彈道導彈先於潛射彈道導彈誕生，而且更早就形成了戰鬥力，在六零年代末之前，都是與戰略轟炸機同等重要的戰略打擊力量。要到七零年代末，也就是第一枚射程超過八千公里、能從西太平洋直接打到德意志第二帝國本土的潛射彈道導彈誕生，戰略型核潛艇才擁有了真正的實戰價值。原因很簡單，配備這種潛射彈道導彈的潛艇。不再需要前往西北印度洋與北大西洋，只需要在中國本土附近海域，主要是南海與西太平洋巡邏，就能對德意志第二帝國本土構成威脅，而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反潛力量根本無法對這兩處海域裡的中國潛艇構成威脅。
由此可見，在七零年代末之前，洲際彈道導彈的重要性在戰略型核潛艇之上。
問題是。陸軍並沒有因此獲益，反而成了受害者。
主要就是。洲際彈道導彈部隊被劃給了空軍，而沒有歸屬陸軍。
這件事，直接導致了中**隊的軍種大換位，陸軍不但因此喪失了與海軍並駕齊驅的地位，甚至連空軍都比不上。
這種變化，即有現實因素，也有軍兵種矛盾所產生的影響。更有一些巧合因素。
在決定洲際彈道導彈部隊的歸屬權的時候，空軍自然是竭力爭取，因為這意味著空軍將掌握中**隊的所有戰略打擊力量。雖然海軍還沒有獲得戰略打擊力量，但是潛射彈道導彈與戰略型核潛艇的研製工作進行得較為順利，即海軍的戰略地位已經有所保障，所以也很樂意讓空軍掌握洲際彈道導彈部隊。
結果就是，在空軍與海軍的聯合打壓下，陸軍根本應付不了。
在顧祝同的第一屆參謀長會議主席任期內，用於發展洲際彈道導彈的資金就主要由空軍提供，即從空軍的經費中劃撥。雖然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間。由張文淵擔任參謀長會議主席的時候，局勢有所變動，陸軍掌握了主動權，而且一度在爭取戰略打擊力量的鬥爭中佔據上風。可惜的是，一件意外事故，或者說是一次純粹的巧合，讓陸軍與戰略打擊力量失之交臂。
這就是，第一種遠端彈道導彈的首次試射發生了極其嚴重的安全事故。
在這次試射中。導彈升空後就因為主燃料箱破裂而墜地爆炸，導致在場的數百名科研人員與軍隊代表喪生，其中就包括中國的首席導彈專家錢光耀教授。以及陸軍導彈部隊司令江翰濤上將。
關鍵不是試射失敗，而是這兩個重要人物。
錢光耀的意外喪生。直接導致中國的導彈工程、特別是洲際彈道導彈的研製工作延遲了數年之久。
可以說，如果錢光耀還活著，中國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五年製造出第一枚射程達到五千公里的遠端彈道導彈。這個射程，足夠讓導彈從中國西北地區打到德意志第二帝國本土的東部地區了，也就夠得上洲際彈道導彈的標準。也就是說，只要在一九五五年研製出來，洲際彈道導彈部隊就將在張文淵的任期之內成立，因此該部隊也就會被劃歸給陸軍，使陸軍擁有戰略打擊力量。
相對而言，江翰濤更加重要。
這就是，江翰濤是陸軍戰略打擊力量的主要建設者與推動者，而且很有可能成為張文淵之後的陸軍參謀長。可以說，正是在他的推動下，陸軍才對洲際彈道導彈充滿了興趣，也花了大本錢。沒有江翰濤的推動，陸軍在發展洲際彈道導彈的問題上就有很大的分歧，因為有很多將領認為，即便沒有戰略打擊力量，陸軍依然是中**事力量的核心，因此應該集中精力解決更加緊迫的問題。
這起事故，導致中國的洲際彈道導彈在一九五七年才研製成功。
此時，擔任參謀長會議主席的已經是駱崇明大將了。雖然駱崇明的影響力遠遠比不上顧祝同與張文淵，畢竟空軍的歷史較為短暫，在軍內的地位遠不如陸軍與海軍，比如空軍司令是元帥，而陸軍與海軍司令是大元帥，但是駱崇明非常巧妙的利用了陸軍與海軍的矛盾，並且通過資助海軍發展潛射彈道導彈，獲得了顧祝同的全力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