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調查小組所做出的結論，把主要責任推到了女記者舒雨婷身上，而參與營救行動的特種偵察部隊反而成了英雄。
在這份調查報告中，隱瞞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即特種偵察部隊進入瓜地馬拉的主要目的不是營救女記者，而是去做女記者做的事情，即獲取發生在瓜地馬拉的人道主義災難的證據。
當然，混淆視聽是軍方一慣的處事方法。
顯然，這份調查報告對出兵瓜地馬拉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關鍵就是，報告中強調了發生在瓜地馬拉的人道主義災難，淡化了中國派遣軍隊進入主權國家的事實。
只是，事情還沒有這麼結束。
在軍方的調查報告公佈於眾之後，《華夏時報》所屬的「華夏報業集團」立即做出了積極回應，宣稱其記者舒雨婷的行為並沒有違反國際記者協會的基本準則，記者有權對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進行採訪與報道，而且她的所作所為也是為了幫助正在遭受軍人獨裁政府殘害的瓜地馬拉平民。
顯然，「華夏報業集團」的宣告無異於火上澆油。
在這個世界上，真正得罪不起的不是軍隊，而是新聞媒體。
大戰結束之後，中國結束了持續十年的戰爭狀態，也就終止了對新聞媒體的管制，隨後國民議會通過了一項旨在維護新聞採訪自由的法案，即「新聞法」，明確規定新聞媒體有采訪與傳播新聞的自由，擁有法律所賦予的權利，且在行使權利的時候，不受政府機構的管制與約束。
這部法案，從根本上確定了新聞媒體擁有社會監督權。
可以說，正是這部法案，讓新聞媒體變得強大，也讓包括總統在內的所有大人物，不得不害怕新聞媒體。
更重要的是，這讓新聞媒體擁有了一定的社會話語權。
這就意味著，新聞媒體擁有了影響力，能夠對政府的決策工作產生影響，還能對國民議會的立法行為產生影響。
顯然，「華夏報業集團」，也就是後來的「華夏新聞社」在國內擁有很強的影響力。
在電視普及之前，「華夏報業集團」是國內最大的新聞社，不但在上海、北京與廣州等地擁有十多家報社，發行了數十種報紙，還擁有三家全國性電臺與十多家地方電臺。在電視普及之後，「華夏報業集團」改組為「華夏新聞社」，開創了第一個全國性電影片道，後來發展到擁有十多個全球性電影片道。
可以說，「華夏報業集團」是中國新聞界的領軍者。
正是如此，「華夏報業集團」的宣告極有影響力，甚至超過了軍方的調查報告。
在「華夏報業集團」發表宣告之後，國民議會的上海籍與江蘇籍議員立即採取行動，開始推動出兵瓜地馬拉的議案。
對席存瑞來說，這可不是什麼好事。
雖然瓜地馬拉軍人獨裁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已經昭然若揭，幾個與中國關係良好的安理會輪值國也堅定了立場，表示支援中國在瓜地馬拉採取軍事行動，結束已經導致數十萬人喪生的戰亂，但是幾個關鍵國家依然咬住中國未經安理會准許，擅自在瓜地馬拉境內採取軍事行動的事情不放。更重要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國已經明確表態，如果中國當局不肯承認侵犯瓜地馬拉主權的行為，就將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
問題是，中國當局能夠承認嗎？
顯然，這是一個不需要回答的問題。
如果中國當局承認侵犯了瓜地馬拉的主權，就等於承認了瓜地馬拉軍人獨裁政權的合法性，而中國出兵瓜地馬拉的基礎是其軍人獨裁政府不具備合法性，而中國出兵的理由是在瓜地馬拉恢復民主政治。
也就是說，中國絕不能承認瓜地馬拉軍人獨裁政府的合法性。
事實上，這也是中國在大戰結束之後秉承的對外基本原則，即絕不承認獨裁政府，在全球範圍內推廣民主政治。
要知道，也同樣也是中國對抗德意志第二帝國的道義與政治基礎。
可以說，中國當局即便不要安理會的授權，也不會承認瓜地馬拉軍人獨裁政府，也就不可能承認侵犯了瓜地馬拉的主權。
如果假以時日，肯定能夠通過談判來解決當前的問題。
最主要的就是，只要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態度有所鬆動，席存瑞就對周潤康有信心，即能夠說服幾個關鍵國家。
問題是，「華夏報業集團」的宣告，讓時間變得異常緊張。
國民議會里，已有議員在辯論中提出，在等待安理會授權的時候，瓜地馬拉的民主政治力量正在消亡，與其等待下去，還不如立即採取行動。
席存瑞頂住了國民議會的壓力，可他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未完待續)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