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到了晚上七點，新管會四周皆是炊煙四起，群狗亂吠，聚集在新管會樓下的人群，多半與粟家之事沒有直接關係，肚子餓了，在家裡人的呼喊之下，東一個，西一個，紛紛散去了。
留在新管會辦公樓的，全是粟家林的直系親屬，他們不屈不撓地守在了新管會會議室裡。
侯衛東還是強調他的觀點，「送醫院，先醫治再說。」
粟家一位女人道：「我嫂子耳朵打聾了，我們要把打人兇手遊勇送到公安局去，你別蒙我們，我粟家人也有讀書的。」
侯衛東態度還是很強硬，「你光說遊勇打人，遊勇為什麼打人，誰叫你潑尿，有這樣做人的嗎，我來潑人一身尿試一試，看你動不動手。」他說得義正辭嚴，聲勢逼人，粟家人一時氣奪。
他又放緩了聲調，道：「你說嫂子被打聾了，口說無憑，必須拿到司法鑑定。」
粟家林哭喪著臉道：「遊勇打人總是事實，我堂客要治病，你們總得拿些錢。」
「你們將病人送到縣醫院，司法鑑定出來以後，如果確實是遊勇的責任，你們憑發票來報帳，一分錢也不少你們的。」
副主任張勁當過多年的鎮委書記，處理這些事情經驗很豐富，他見侯衛東態度強硬，就在一邊緩和氣氛，他拿著一包紅塔山，在屋裡走來走去，一邊散煙，一邊抽著空子與粟家人聊著閒話。
粟家林原本以為新管會的幹部打了人，便會息事寧人，誰知新管會主任侯衛東很不好說話，他心裡著急，道：「我們家裡的錢全部投到了廠子裡，送人到醫院，醫院就要現錢，要麼你們先拿錢到醫院，要麼我們把人抬到政府院子裡去。」
張勁在一旁打圓場，道：「我們去和醫院聯絡，先把人送去治病，錢就掛在帳上，老粟，你看行不行。」這個辦法，其實也是承認了新管會出錢醫病，只是出錢的角度不同，這在法律上的意義是不同的。
按照以往的工作經驗，遇到這樣的事情，如果政府出錢醫病，有理也會虧了三分，以後打官司，相對人可以一口咬定：「如果你們沒有錯，那憑什麼幫我們付錢，既然當初付了錢，你們就一定有錯。」因此，幫著出錢醫病會讓政府很被動。
但是，如果政府不出錢，卻又不人道，而且事情不好收場，所以張勁就出了這個主意，算是取了中庸之道。
雙方就這個問題又搓商了一會，最後粟家的人勉強同意了這個方案，粟家林道：「我修了那個蘑菇房，花了兩萬多元，拆掉這個蘑菇房，必須賠錢給我，去年徵地得的錢，我用了一半建這個蘑菇房，如果被拆掉，我就只有到新管會來吃飯。」
張勁笑眯眯又遞給他一枝煙，「救人要緊，你們先將人送到醫院，那個蘑菇房暫時不動。」
粟家林當過隊長，辦事很牢靠，不理睬張勁的拉攏，道：「你們要給我寫一個字據。」
蘑菇房是建在氨基酸老廠房，這個老廠房產權屬於新管會，沒有經過新管會授權，粟家林根本沒有權力在老廠房裡建這個作坊，至於搬遷的損失，從法律意義上來說，只能是由粟家林自己負責。
法律雖然規定得很清楚，但是現實情況又是一回事，粟家林的行為雖然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可是強制拆遷蘑菇房，粟家林就會損失一半的拆遷費，這種損失，對於益楊新管會的普通農家來說，根本不能承受。
處理這件事情，如果是律師就很簡單，粟家不僅要無償退出廠房，恢復原樣，自負損失，甚至還要因為擅自佔用他人財產而對產權所有人進行補償。但是作為政府官員，頂著人民政府的帽子，就必須考慮社會效應，考虛粟家林家中實際的生活，考慮到粟家林以後生產需要。
侯衛東忍著氣，道：「不寫字據，你們村支書在這裡，人大面大的，我說話算話，暫時不拆除你的蘑菇房。」
晚上八點鐘，事情暫時得到了控制，粟家十來口人離開了新管會。
楊柳這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請示道：「侯主任，已經八點鐘了，我建議到城裡吃飯，就到重慶江湖菜館，價廉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