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立憲功臣頂上兩顆人頭卻被打上了十萬兩重賞，這裡面的味道足夠有心人喝上一壺了。
不過，滿人不信漢人信，革命派為擠兌立憲派，以保皇帽子相扣，外加民族主義的排滿號召，果然把青年吸引到自己陣營中來。一次次發起幾乎是屢敗屢戰的暴動，讓梁啟超眼見年輕鮮活的生命倏忽而逝卻徒喚奈何。倒是在他們之外的袁世凱看得清楚，他說滿清是一棵將近300年的老樹，鬧革命的都是年輕人，有力氣卻不懂如何拔樹；搞君主立憲的人懂得拔樹卻又沒有力氣。
自1894年夏孫中山上書李鴻章，闡述改革觀念被拒後，立即走上了激進革命的道路。1895年底他發動的「廣州起義」失敗，1900年底，他又發動了「惠州起義」，用他自己的話說，前一次，舉國輿論「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而五年之後已「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而這五年中，清政府並不是越來越開明、寬容，反而越來越愚昧、專制：先血腥鎮壓了溫和的維新變法，又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災難為代價向列強諸國同時宣戰。
庚子國恥不僅徹底打醒了國內的革命先行者，也打痛了一心妄圖享受的滿清宗貴階層。
在巨大壓力下，清政府終於在1906年9月1日宣佈進入預備立憲階段。
對此遲來的順應民意之舉，國內依然萬眾歡騰，一些大城市甚至張燈結綵，敲鑼打鼓，學生、市民、紳商集會、遊行、演講表示慶賀，這說明，廣大民眾、尤其是紳商階層根本不希望、不喜歡革命，而是支援立憲。
但清廷並不珍視民情民意。在立憲原則上，它對權力的壟斷甚至超過了日本的明治憲法。結果連溫和的立憲派都極表反對：「政府寧肯與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與人民一寸之實事」，開始號召「人民與之爭者，宜與爭實事，而不與爭空文」。從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以地方士紳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但清廷就是毫不妥協，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反而採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
這樣，在「立憲」與「革命」的「賽跑」中，支援革命的人越來越多。本來純從「道理」上說，立憲派無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論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壓力下必能「讓步」，實行立憲。如果這個前提不存在，則無論說得多麼「有理」，終將無濟於事。這一點，反對革命的梁啟超十分清楚，他看到了廣大留日學生因清廷「假立憲」而由支援「立憲」到傾向「革命」的轉變，確實，是清政府的所作所為才使青年相信革命派的宣傳。所以1907年初他發表《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指出：「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確是一語中的。
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初，清廷出臺了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根本不願放棄權力，結果使作為其統治基礎計程車紳階層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變革，經濟政策也倒行逆施，就在1911年5月推出「皇族內閣」之時，它又宣佈要將原本股份制的民營鐵路收歸國有。為了保衛自己的產權，以紳商為主的幾省股民自然要發起「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風潮相對激烈，最後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運動的紳商首領一開始堅持的是毫不過激的「文明爭路」，他們刊發光緒牌位和以前諭旨中「庶政公諸輿論」「川路準歸商辦」兩句話，令各家各戶張貼，還要設案焚香。凡此種種，不可謂不文明、不溫和、不理性、不剋制。但清政府還是在9月初逮捕了領導保路運動的紳商首領，隨後在成都開槍打死30餘名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者！在此種情況下，立憲派都不能不傾向革命，革命就成為「宿命」。
苛捐雜稅越來越重、民間憤怒越積越重、革命血仇越積越深，這才有了武昌一聲槍響，天下群起響應，至如今不過區區半個月的時間，關內已有‘湖北、陝西、湖南、江西’四地革命者群起擁護，眼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韃子之清廷即將壽終正寢了！
李漢的這一篇文，所用文筆甚是粗陋，便是易均室自認乃是貧苦出身，讀起來也是不斷皺眉，他、若不是這文的確扣人心扉、實乃近年難得的革命之拷問，以他之秉性是斷不能允許這篇文登上報紙頭版的首頁!
也實在難為了張梅生，通篇文章立意甚好，所鞭所笞無不直指問題中心。只是以他之能想為其著色幾分，卻惟恐失了文章本來的意思，只好皺眉苦思，反覆推敲有什麼地方可以做些修飾！
這份報紙共有八頁，其中不僅只有些有關天下大勢、革命理論之辯，還刊登了不少軍政府的施行政策、綱領，甚至還有軍政府的一些崗位招聘，比如他最近便深感不足，想要多招募些高文化的學生兵，稍微培養一下，這些未來可都是軍政府的高層將官、甚至科研人才。
見二人還忙著做最後一次校版，準備在中午前將出版確定並開始印刷，李漢打了個招呼之後悄悄離開了，他還有著一堆的時間需要去做呢！
出了就位於軍政府駐地附近剛劃出來的《中國之聲》報紙的總部，他帶上幾個警衛，一路往李東來的辦公處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