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首輔方從哲昨日午後啟奏萬曆皇帝，請求閣臣和七卿同去國子監聽取大辯論總結陳詞，萬曆皇帝準了，所以今日一早方從哲就派人通知六部衙門及都察院的堂官同赴國子監——
大明官制，以六部尚書和都察院左右都御史為七卿，而時下的北京六部只有吏部尚書鄭繼之和刑部尚書李鋕是正職堂官，其餘四部都是由侍郎代署，都察院也缺左都御史，由右都御史張問達掌院事，這七位大臣接到方從哲的通知皆感詫異：方閣老不是對徐光啟、張原等人繞過內閣舉行大辯論很惱火嗎，怎麼竟要六部七卿都去聽取辯論？
張原起先也感到奇怪，方從哲應該知道沈榷一方已經辯論失敗，方從哲怎麼還會大張旗鼓讓這些大臣來旁聽，方從哲想幹什麼？隨即就明白方從哲的用意了，心下微微一嘆。
彝倫堂上，皇太子朱常洛端坐在太祖敕諭下，六部七卿、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的官員分列左右，除了萬曆皇帝不在此間，大明朝的實權人物幾乎都到齊了，國子監祭酒朱國禎向皇太子稟報了前日辯論的情況，又稟明蓮池大師已圓寂、劉宗周留書一封退出了今日的辯論總結已經啟程回江南——
大辯論主張嚴禁天主教的沈榷一方四人現在只剩兩人了，沈榷稟道：「太子殿下，前日第二場辯罷，修撰張原與劉宗周一路同行密談，劉宗周退出辯論定是張原從中作梗。」劉宗周在這次辯論中沒起到應有的作用，今又中途退出，這讓沈榷很不滿。
張原不客氣道：「啟東先生是沈侍郎從紹興請來的，現在離京，沈侍郎竟不知其中緣故，卻妄加猜測，實為可笑。」
皇太子朱常洛道：「劉宗周不是留有書信嗎，信裡怎麼說？」
沈榷恨恨地瞪著張原，向皇太子稟道：「劉宗周信裡說時事日非、斯道阻喪，他做不了濟世之臣就做弘道之儒，這豈不是這次辯論中歪理邪說囂張橫行讓他極為失望才憤然離京？」
李之藻道：「辯論由東宮主持，尚未有定論，劉宗周中途離去是無人臣之禮，枉稱名儒。」
朱常洛知道這些大臣們爭論起來沒完沒了的，說道：「今日是辯論總結，你們雙方各自陳詞吧，徐贊善先說。」
徐光啟便將十五、十六兩日己方的辯論觀點和論據簡明扼要地陳述了一遍，沈榷隨後也把他們一方的觀點和論據當眾陳述，張原聽出其中有些論據是沈榷新加出來的，當即提出異議，要求調出文吏的筆錄印證——
方從哲開口了：「張修撰何必這麼斤斤計較，今日是辯論總結陳詞，稍加補充也未嘗不可，現在雙方已經各抒己見，就由翰林院、詹事府諸官評論雙方得失吧。」
詹事府少詹事錢龍錫向皇太子稟道：「容臣與詹事府同僚商議後再來評論。」
翰林院侍讀學士郭淐也提出同樣要求，得到皇太子准許後，詹事府和翰林院的三十名官員便退出彝倫堂，到東邊國子監祭酒辦公之所商議去了，彝倫堂上眾官則靜靜等候，祭酒朱國禎請皇太子和皇長孫到後堂小憩，大約過了三刻時，詹事府和翰林院諸位官員回到了彝倫堂上，皇太子也重新歸座。
郭淐年長，錢龍錫讓郭淐先發表評論，郭淐說了一大通先賢高論，最後的評語果然不出張原所料，依然偏向於沈榷一方，但措詞較溫和，認為西人良善博學者也可為大明效力，不必一律驅逐。
錢龍錫觀點與郭淐相近，也是一種折衷的態度，徐光啟、李之藻以及龍華民那四位傳教士明顯有些失落，前兩日的辯論分明是他們這一方佔了上風，但這些評判的官員還是偏向沈榷，不免讓他們感到沮喪——
但張原對這個結果並未感到有多麼意外，晚明保守勢力極其強大，李自成都快攻到北京城了，朝廷官員還在為是否遷都南京爭論不休，而現在是萬曆四十四年冬，努爾哈赤尚未釋出「七大恨」進攻大明、出生於萬曆三十四年的李自成和張獻忠這一對同齡人還在陝西放羊，大明朝雖有天災人禍，但在大多數臣民看來，這還是盛世，並沒有多少危機感，盲目自大是普遍的心態，張原並不能憑一場辯論就能改變這種局面——
而方從哲親臨國子監就是給翰林院、詹事府這些官員施加壓力，因為方從哲早已表明是支援沈榷的，這些官員哪裡會為了徐光啟和張原而忤了首輔方從哲的心意，若不是徐光啟、張原在辯論中佔了上風，評判官員們的措詞還不會這麼溫和，肯定完全倒向沈榷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