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來找林鑠，說他手下愛國學社的十多名學生被租界巡捕房捉了去，請林鑠設法疏通關係予以搭救。
林鑠是通過張元濟與蔡元培認識的，由於1902年南洋公學發生**，學生們因不滿學校當局的管理，紛紛退學。作為學校老師的蔡元培站到了學生一邊，帶著退學學生離開了南洋公學，從而自己組建愛國學社。
由於經費困難，蔡元培就通過熟人四處去拉贊助，林鑠就是這個時候認識了這位後來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出於對這位「北大之父」的尊敬，林鑠給了愛國學社很大的資助。
愛國學社由於學風自由，加之從日本回來的吳稚暉等人鼓動，漸漸成了國內第一個「革m團體」，這些人以《蘇報》為根據地，不斷地鼓吹「排滿革命」，章太炎在《駁康有為論革m書》中公然罵光緒皇帝為「戴湉小丑，不辯稻粟」，鼓吹「非得革m，不可不革m」,而鄒容在《革m軍》中更是鼓動「殺盡滿人方罷手」，從南洋陸師學堂退學的章士釗則在報上說革m就是「殺人主義」。
結果《蘇報》被查禁，由於事先租界當局通風報信，《蘇報》案主犯紛紛藏匿或是跑到日本，最終只捉到了自投羅網的章太炎和鄒容。清政府想把章太炎和鄒容引渡受審，預判了兩人「斬立決」，可是租界當局不準。
最終《蘇報》案成了晚清史上頗為奇特又很有代表性的一個案件，這是以一國政府為原告，以本國國民為被告，由設在租界的中外聯合審判機構「會審公廨」共同審理的特殊官司。
最終章太炎和鄒容兩人以誹謗罪被判處三年和兩年監禁，經過長達十個月漫長的審判過程，國人從案件的審理中見識到了什麼是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蘇報》案的審理還徹底的把滿清朝廷的虛弱本質暴露無遺，章太炎和鄒容兩人一舉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英雄」，自此，不管懂不懂得「革m」的人都以談論「革m」榮，反正也不會殺頭，套用魯迅先生寫的一句話就是「連阿q都要和假洋鬼子爭一爭革m的資格」。
這起案件剝去了滿清朝廷最後一塊遮羞布。
蔡元培在《蘇報》案後躲到了青島，愛國學社被迫關閉，愛國學社的學生分成了四撥，一批進了林鑠創辦的上海商船學校，一批去了日本留學，一部分人進了馬相伯開辦的震旦學院。其後由於天主教會想把震旦學院變成教會學校，學生們選擇了退學，跟著馬相伯重組復旦公學。對於這個後世著名的高校，林鑠決不會放棄這個絕佳的沽名釣譽時機，由他提供場地和部分資金，復旦公學在楊樹浦原來陳益如試種煙苗的農場開學，林鑠和張謇成了復旦公學的主要出資人。
愛國學校剩下的最後一批人搬到了公共租界的餘慶裡，繼續革m。
從日本回來的「橫濱暗殺團」成員楊篤生、蘇鵬、何海樵等人也移師上海，與他們會合，他們要組建規模更大的「上海暗殺團」。
蔡元培在青島躲了幾個月後又回到了上海，這位清朝的瀚林現在成了個徹頭徹尾的「革m者」，在他的鼓動下，原來愛國學社的張繼、王小徐、孫毓筠、劉師培、章士釗、鍾觀光俞子夷等人都加入到暗殺團中，蔡元培還給暗殺團起了一個比較好聽一點的名字――愛國協社，蔡元培成了暗殺團的領袖。
暗殺團成立，楊篤生、張繼、何海樵、周來蘇等人前往北京，準備幹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刺殺慈禧。
可惜，這幫人在北京呆了半年，卻連慈禧的影都沒見著，西太后本就深居簡出，即使出行，也是一大幫儀仗護衛，哪容得上閒雜人等湊到近前。眼見川資告罄，一行人只得打道回府，返回上海。
隨後暗殺團又在江寧謀刺新任的軍機大臣，正在江南巡視為北洋新軍撈錢的鐵良，也是無功而返。
這回，他們把目標對準了在上海租界當寓公的原廣西巡撫王之春。
王之春在當時被稱為頭號賣國賊，他為了鎮壓廣西民變，不惜引法軍入桂，而且將廣西的鐵路路權和採礦權全都賣給了法國。王之春因國人的抗議而被朝廷免去了廣西巡撫一職，但還不甘心。
《蘇報》案的始作傭者也是這個王之春。
1904年11月19日晚，位於上海鬧市的金谷香蕃菜館，象往常一樣熱鬧、嘈雜，忽然一個衣著講究的胖子在穿著青衫的僕從護擁下，從二樓匆忙跑下，抱頭鼠竄。
一行人逃出了餐館大門。
「狗賊，哪裡跑！」突然，門前的路人間衝出一位壯漢，一把抓住了正在逃跑的胖子身上的馬褂，右手的槍口頂住了胖子的腦袋。後邊的隨從傻了眼，那胖子雙腿一軟，似要跪地求饒。
「賣國賊，我現在代表四萬萬中國人對你執行槍決，去死吧！」壯漢一聲高喊，隨後扣動手中的槍機。
金谷香門前的路人吃驚地看著這一幕，有人認得那胖子，禁不住叫好：那不是王之春那個國賊嗎？該殺……
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