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東方露出了魚肚白，我才不得不放棄尋找，氣得我和胖子坐在地上無奈地搖頭。一夜消磨，心裡的悲憤倒是平消了不少，也許害死老羊皮的那隻黃皮子，就是遭到天雷擊殺的這一隻，即便想報仇雪恨，也不一定能找得到目標了，既然龍符已丟失了，只好找些正事來做，幫著老羊皮料理後事。
老羊皮自從解放後就默默無聞，他不用隱姓埋名也沒人清楚他的過去，可能是他的身份太普通太平凡了，所以他的死也輕於鴻毛，除了我們三個知青和他的兒子兒媳，沒有別人把他的死太當回事，更沒有什麼正式的追悼會，一切草草了事。
等這些瑣碎之事告一段落，從老羊皮死後，始終沒見再有黃皮子來找麻煩，我和胖子已離開插隊的大興安嶺將近二十天了，不得不向丁思甜說再見了。先前我來草原的時候，還想跟丁思甜談談婚姻大事，沒媳婦的男知青最發愁做飯這一關，既然在內蒙落戶紮根幹革命了，早點成家也是給組織上減輕負擔，要是有戲就趕緊打報告確定戀愛關係，可沒想到出了許多意外，老羊皮一死，誰也沒心情再提此事，三人在草原上互道珍重，揮淚作別。
我們並沒有直接回大興安嶺山區的崗崗營子，因為現在這時候山裡已經是大雪封山，交通隔絕，不到明年冰雪消融是甭想回去。我打算回福建看看老爹老孃，他們都被指定「靠邊站」了，我插隊半年多也沒收到他們的信，心裡難免有些記掛，想利用這段時間回家探親。
而胖子不想回福建，他爹媽都在被隔離審查的時候因病去世，這世上僅有他一個姑媽還住在南京軍區，他想趁春節期間去探望探望姑媽，於是我們計劃從海拉爾坐火車到北京，然後轉車南下南京，當時我們身上窮得丁噹響，到海拉爾才想起沒錢買火車票。
胖子把腦袋一晃：「媽的，咱們上山下鄉是為什麼？是為了響應毛主席號召幹革命啊，幹革命坐火車還買票？這還是人民的天下嗎？沒有這個道理嘛。咱就不打票，列車員來查票看我怎麼教育她的，太不像話了，別忘了這火車是屬於咱們廣大人民群眾的。」
我對胖子說：「革命群眾坐火車還要憑票是不像話，不過現在不是大串聯那時候吃住行都免費，列車員查票也是分內的職責。為了避免跟女列車員同志之間發生人民內部矛盾，我看咱們還是要採取點策略。以我的經驗來分析，從海拉爾到北京沒兒個大站，沿途查不了幾回票，每到大站之前咱們就先下車，徒步走一段，然後過了大站再混上車。」
胖子說：「雖然鐵腳板是咱們隊伍的光榮傳統，可要照你說的見大站就走，那還不得把腿走細了，長征真是太偉大了，咱們跟革命老幹部可沒法比，現如今就連咱們的隊伍也機械化了，不興再指著兩條腿硬走了。我看還是坐霸王車比較省事，我就坐那，我他媽看誰拽得動我。」
我們倆合計了半天，充分理解了「一分錢難倒英雄漢」這話是什麼意思，沒錢連革命都革不了啊，真佩服咱們的隊伍當年能從標槍大刀，一直髮展到今天陸海空三軍，坦克大炮全有了，真是太不容易了，可問題是我們光想這些也不頂錢使。
我和胖幹是一籌莫展，正發愁之際，我忽然摸到口袋裡有什麼東西，一掏出來竟然是十塊錢，胖子翻了翻口袋也摸出十塊錢來，二人一怔之下，這才恍然大悟，錢肯定是丁思甜的，她知道我們沒路費，悄悄把錢塞在了我們衣兜裡。可她哪有錢，大多數知青一天記五個工分的時候，普遍是三分錢一個工分，一個月能賺多少錢？丁思甜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她上邊有三個哥哥，聽說有兩個是以在校大學生的身份上山下鄉的，由於文化程度高，都被插隊地區安排了一些重要的宣傳工作，拿工人階級的工資，一個月三十來塊，很可觀的一筆收人，這些錢在農村怎麼花都花不完，肯定是她那幾個哥哥給妹妹用的。
我和胖子捧著錢的手都發顫了，那時候對金錢沒有太清晰的概念，只知道錢好，能買糖買菸，可錢不能多了，一多了就貪圖享樂，精神墮落，思想腐朽，生活糜爛，容易走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道路，不過當時我們已經在心中產生了一種朦朧的念頭，將來要多賺錢，錢是萬惡的，但錢是有用的。
總算是有了買車票的錢，我們懷著複雜的心情坐上了駛往北京的列車，一路輾轉來到了南京，這時候早就已經花沒了，胖子又從他姑媽家給我借了二十塊錢，把我送上了火車，他在站臺上跟我約定，明年回去的時候就直接在崗崗營子見了，來年在山裡要多套狐狸和黃皮子，再去草原上看望丁思甜，共商關幹參加世界革命的大事。
列車已經緩緩開動，我從車窗中探出手去跟胖子握手告別，想不到這一別就是十多年。這十來年中發生了許多事情，我回福建之後就陰差陽錯地參了軍，部隊需要鐵一般的紀律，可比不得當知青逍遙自在了，加上頭幾年又是隨軍在崑崙山執行秘密任務，根本無法和外界進行通訊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