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七五章一個國家，四個『政府』
就在亞洲各參戰國，盯著歐洲戰局的時候。
西北**中央駐地，窯洞中依然昏暗，但隨著一群外國記者的市場光顧，搖動的主人越來越忙碌起來。
白天，剛剛和美國記者斯諾長談《持久戰》和中國淮河以北戰區，對日已經具備反攻能力。『主席』的健談，說的斯諾一愣一愣的，作為《每日先驅報》和美國《星期六晚郵報》駐中國戰地記者，斯諾每天都要著手準備大量的新聞素材，發往美國。
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像斯諾這樣的記者，是不被重視的。
但也有例外，***大勝的時候，往往能夠收到軍政部，或者侍從室的邀請函，參加酒會。當然在酒會上，主持酒會的高官會在盡心之餘，宣佈他們的好訊息。這種傳統，據傳是源於封建王朝，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被譽為‘與民同樂，萬邦來朝’。
斯諾毫無『政府』背景，不過是一家報紙在中國的駐地記者，參加這樣的就酒會的資格都沒有。所以他更喜歡在各個戰區奔走，而最後，他決心在北方，這個紅『色』『政府』的中心地帶，用他的話來說‘我已經看到了中國的希望’，給美國帶去最真實的中國資料。
『主席』是忙碌的，和斯諾等外國記者大談抗戰形勢之後，傍晚還要迎著寒風，騎馬半個小時，趕到五里外的一處小教堂內開會。
日軍佔領北部灣之後，佔領法屬印度支那已經成為事實，這個訊息，對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來說，看到了日軍南下的希望。
一直以來，日本被美英卡著脖子，連荷蘭這樣的歐洲小國，都想在戰爭中分一杯羹，用東印度的石油和橡膠，換取日本的黃金儲備。
這讓日本海軍惱怒之餘，有了蠢蠢欲動的想法。
進入越南北部，和寮國等地，正是日本南下的訊號。美國人被歐洲的戰局吸引住了，已經無法估計他們在太平洋的利益了。而日本的中心就在遠東，遠東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在南亞。
汪精衛的叛變，讓日本內閣看到了日軍從中國戰場抽身的希望。
他們幻想著，憑藉汪精衛的政治人氣，組建一支足以維持中國戰場現狀的偽軍，來防禦日軍在全面侵華兩年內佔領的土地和人口。
對此，中g中央也調整戰略，準備進一步加強日軍南下後，對北方各戰區的控制權。卓有遠見的政治家，都會看到，在中國，和平的困難程度，不亞於中***民，將日軍趕出國土。
從27年的那場政變開始，聯合『政府』的構想，已經破裂。
在中國，只能有一個『政府』。
曾一陽在東北建立的根據地，幅員遼闊，足夠養兵之用。只要堅持到日軍拿下的那一天，就永遠不擔心，在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獨裁『政府』時候還有存在的可能。
至於，抗戰為什麼會勝利？
只要日本敢南下，抗戰獲得最終勝利，就會縮短幾年。一旦日本進入南亞，那麼他們的對手就再也不是蘇聯和中國，而是美國，一個工業上強大日本十多倍的超級國家，世界海軍第二強國。
通過十多天的討論，中央終於決定，在原來40軍的基礎上，建立第四野戰軍，成為戰略反攻的訊號。
準備花一到兩年的時間，將現在山東戰區，河南戰區的40軍主力逐步抽調至東北，通過『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協商，加大對東北戰場的援助，在未來的幾年內，對東北戰場擴軍等等計劃，徹底壓垮日軍在中國的統治。
在東北的1縱隊，接到了一份組建野戰軍的命令。由中央、軍委聯名下達的命令中，任命曾一陽為第一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政委羅榮桓，參謀長謝維俊……
一系列的命令，讓曾一陽看到了中央已經決心在抗戰結束之前，和日軍在北方爭奪控制權。
重慶『政府』完全依賴華僑支援的戰時體系，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多次指責重慶『政府』的不作為。除了一年前的萬家嶺戰役，74軍強吃106師團之外，一年之內，各地的***都相繼和日軍保持了一種相對的默契。
也就是，日本人不進攻，***絕對不會發動進攻。
這種默契，直接導致了***中不少雜牌軍的將領，失去了以用開戰來獲取軍餉和軍需機會。國民『政府』一再拖欠雜牌軍的補給之後，單單靠著山區和邊緣區域的糧餉，已經無法維持軍隊的開銷。
導致大量的雜牌軍將領在部隊潰散之前，心思有些活絡起來。
武漢保衛戰之後，汪精衛的行政院院長之職已經形同虛設，加上對抗戰的信心不足，看到蔣介石在抗戰中，不斷的收攏對地方軍閥的控制權，在抗戰一年之後，其下所有的地方割據軍閥，大部分都被瓦解，少部分臣服。
蔣介石的控制地位已經到了巔峰，要知道，在抗戰之初，蔣介石實際控制的省級行政區只有5個。
從38年的叛逃，到39年進入上海，汪精衛的精神一直在一種亢奮之中，他以為只有自己開始拯救中國免於戰火毀滅的英雄，不斷的向日軍中國派遣軍司令西尾壽造獻媚，期望能夠儘快入住南京。
就在汪精衛滿心歡喜，準備榮登大寶，成為第二個‘溥儀’的時候，發生了戲劇化的一幕。
汪精衛手下的大將，一直擔任汪精衛和日本內閣往來協商代表的高宗武，突然聯合汪精衛手下另一個重要人物陶希聖，將汪精衛***的最後一條遮羞布扯掉，將‘汪日密約’付諸於公，開始了他戲劇化的反角一『色』。
原來，高宗武當年是蔣介石和日本談判的代表，往來國民『政府』和日本之間。後來蔣介石的薄倖，讓高宗武心生反感，決心跟著汪精衛幹。
汪精衛叛逃之前，高宗武和梅思平兩人受汪精衛委派，先期趕赴上海，和日軍中國派遣軍磋商事宜。但當時的日本內閣一致認為，中國已經淪為其殖民地，即便有少量的反抗，也並不重要。
丟擲了一份比給袁世凱的二十一條更為嚴酷的條約，《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項》草案，而擔任副手的高宗武一直對此不滿。
作為汪精衛的全權代表，梅思平想都沒想，就在協議上簽字，此舉，讓日本內閣大為讚賞，認為汪精衛是真心投靠他們的，在協議簽署當天，就下令上海派遣軍護送梅思平和高宗武趕赴日本，簽訂最後的協議。畢竟，在上海簽訂的不過是一份草案，約束力不夠。
時任***外交部對亞洲司對日科科長的高宗武，和梅思平一起，抵達上海的當天，就已經註定了他叛國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