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商人罷市後，工人也發動罷工。
首先是上海南市華商電車工人，隨後商務印書館、錦華紗廠、祥生鐵廠、滬寧、滬杭兩路和紡織、金屬、運輸、市政各部‘門’的工人紛紛響應，罷工人數達六七萬之多。再後京奉路唐山、京漢路長辛店的鐵路工人以及長江輪船的碼頭工人都紛紛響應
於是，上海成立了「商工學報各界聯合會」，這個愛國運動從北京到上海，以上海為中心變成了全國‘性’的運動。
上海的學運重心是在復旦大學和東吳大學，這兩個大學和在北京的北大一樣，是發號施令的領導團體。
促成這個事件是由上海，學生示威事件爆發後，電報當晚到達上海各報，編輯先生都是編好付印了事，可是的葉楚儈、朱宗良、邵力子等卻覺得這是了不起的愛國運動。
立刻派人把北京原電送到復旦大學，學生們看了這則電報，莫不義奮填膺，於是天剛亮就敲鐘集合全校寄宿生，把北京電報當眾宣讀，全體立即決定要響應北京的壯舉，先罷課再聯合其他學校。
上海學聯是設在靜安寺路51號，成立後有一個民生‘女’校也參加，當時‘女’學生參加學運實在是很新鮮的，所以極被各方重視。不過民生‘女’校只派了一位代表，這位代表是個教師，名叫汪‘吟’蘋，他是位男老師，右手六個指頭，在學聯會中發言很多，因此報紙上時常刊載他的名字。由於他的名字像個‘女’人，又代表‘女’校，外界便以為他是位窈窕淑‘女’，讓許多男士頗增遐想，他接到許多求婚信後，為之啞然失笑，只好一一作答，告訴求婚者自己是個男人。
由於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因此上海的軍事當局宣佈戒嚴，並派警察分途‘逼’迫商人開市，商人們雖然勉強開‘門’，警察一去立即關‘門’。上海租界當局禁止市民懸旗、散發傳單、結隊遊行，並勸導租界內商店開市營業。可是市民們亦陽奉‘陰’違。
徐世昌一派認為對付學‘潮’不該過‘激’，應該把拒絕出獄的那些學生勸匯出去，以緩和全國人民日益增加的不滿情緒。7月8日徐世昌派總統府參議曾彝進偕教育總司長二人前往北大法科慰問拒絕出獄的學生。這位欽差大臣說盡了一切好話，可是學生都置之不理。
7月8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園舉行國民大會，提出取銷密約、懲辦國賊、維持教育、提倡國貨、促進和局等條件，軍警們雖在會場附近警戒，卻沒有進行干涉。
全國的示威運動集中在「罷免國賊」問題上，也就是說北京政fu如果不將親日派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免職，則事態不可避免一定會擴大。可是在北京政fu方面又有投鼠忌器之苦，因為段祺瑞要維護這三人。至於徐世昌也不能說與這三人完全沒有關係，徐當選總統的經濟來源，就是靠順濟、高徐兩路的借款。
「罷免國賊」問題不能解決，8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議決，從9日起，仿照申包胥哭秦庭故事，直接向總統府請願。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由於有這新計劃，所以北京學聯便變更策略，當天派人迎接法科被捕同學全部出獄，以便參加新的眼淚請願。在北大法科出「獄」的學生們排著隊伍前進，沿途受到市民熱烈的歡迎。
上海的罷課、罷市、罷工使到淞滬駐軍使盧永祥也有發電請求北京政fu罷免曹、章、陸以安時局。盧永祥是皖系，竟有此言論，表示時局的嚴重‘性’。
這還不打緊，接著北京總商業協會也宣稱如果不罷免曹、章、陸，則北京也要罷市，北京是政fu所在地，如果真的罷市成何體統。
因此，北京政fu遂於9日上午批准曹汝霖辭去‘交’通總長，並將這道命令分途傳達北京學聯和總商業協會，一方面阻止學生真的包圍總統府，一方面阻止商業協會罷市。然而各方面對此仍表不滿，因此北京政fu不得已又在9日下午補發兩道命令，批准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長陸宗輿辭職。
曹汝霖和陸宗輿是曾經遞過辭呈的，可是章宗祥卻從沒請辭過。
徐世昌為了緩和全國‘性’的反政fu運動，所以要曹、章、陸下臺，但卻不好意思下令免他們的職，所以一律用辭職照準方式。可是章宗祥未遞過辭呈，如何照準呢？不得已才趕派專人到達醫院中找章宗祥，請他在病榻把已寫好的辭呈蓋章，章宗祥起初不肯，經不起來人的勸告，氣嘟嘟地蓋了章。這一來安福系的人大為不滿，認為徐世昌不該「賣友」，‘逼’迫自己人辭職，紛紛責備徐世昌太不夠朋友
北京政fu雖然表示了讓步，可是並不能滿足各方的希望，第一、北京政fu不用罷免而用准予辭職，顯見有意維護；第二、‘交’通總長曹汝霖去職，卻由安福系分子曾毓雋代理部務，是換湯不換‘藥’。
北京政fu批准曹、章、陸三人辭職的當天，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曾將這訊息電告上海英國總領事法磊斯，令其勸告上海租界內的中國商人開市，上海各界在證實曹、章、陸三人確實已經下臺後，於是商人結束罷市，工人結束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