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人蔣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東京橫濱間，賃居日人家中災後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殺支那人後經幾許哀求，始免一死
彼時之日人悲憤悽楚，多已全失人xg，殘忍刻毒，聞之戰慄。且因中國排日，故每遇中國人，恆易受感情之衝動，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時為掃dàng華工之好機會。
比華人更慘的，是朝鮮人。
大屠殺本來是以他們為靶子的。
地震次日，日本宣佈全國戒嚴，災區的戒嚴任務在開始時實際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團承擔的。
當日，災區流傳說朝鮮人趁亂放火，而且還往水井裡投毒。於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劃下，一項針對朝鮮人的大屠殺計劃出臺。
從9月2日下午開始，在軍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團對朝鮮人聚居區進行了極為冷血的殘酷屠殺，大量動用冷兵器，死者幾乎都無完整的屍首，死亡人數約在600010000人左右。
短短幾天時間，數以千計的朝鮮人慘遭殺害。日本內務省警保局事後宣稱共有231名朝鮮人3名中國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處決，其中本國公民多屬誤殺。
但是，不僅那些犯罪事實純屬捏造，無論朝鮮籍中國還籍是日本本國的被害人數都被大大地縮水了。
那麼，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難道它僅僅出於裕仁的一個投機xg手筆大難來臨之時，日本人為何如此冷漠它的背後，包含了這個民族怎樣的心靈密碼
一切可以追溯到1903年5月22日。
那一天，在小城日光的華巖瀑布旁，年僅18歲的大學生藤村操削下一塊桴樹樹皮，寫出巖頭之感後沉潭自盡。在後來轟傳一時的這份遺書裡藤村操反覆追問著人生的意義。他並且寫出了自己的答案：曰不可解
他說，我懷此恨而煩悶，終至決死一．
不久，煩悶一詞成為日本大學生最流行的詞彙了。和煩悶同時出現的，則是成功。如果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以脫亞入歐富國強兵為追求，幾千萬國民匍匐在這個目標之下忍饑受餓視死如歸，從而締造了明治精神的話，那麼從這裡開始，這種精神不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靈角落，在紛紜浩dàng不斷嬗變的市井間，漸漸滋生的，恰恰是它的反面。
與父輩們不同，新一代青年追求的成功，和國家無關。
幾乎是日俄戰爭剛剛落幕，千萬青年就生長著新的日本意識：大國地位已經實現，現在該追求與國家目標無關的個人目標了。
為此，他們刻苦用功考入大學並漸漸接受了自由主義思想;隨即，他們步入公司成為中產階級，開始了效仿歐美的生活方式。
然而，這個人群是如此孤立：成為新市民領取可觀薪水的青年，實在是太少太少了;出身農村或者家境貧寒的那些青年，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依舊是從軍
換而言之他們不僅在觀念上與父輩與明治精神對立，他們在身份上也與自己的同齡人特別是青年軍人們對立。在一代人的身上，日本就分裂成了兩個部分：一個是西洋的城市的中產階級的和代議政治的，另一個則是東方的村社的赤貧農夫和天皇制度的。
與青年軍人們相比，他們優越富有學識飽受社會青睞。以他們為載體，現代政黨掀起了一bo又一bo的憲政運動。所謂大正民主時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的產物。然而，這種代議制是如此可笑如此浮光掠影，一如他們與日本社會的關係：從原敬內閣高橋內閣到加藤內閣，日本的政黨政治始終籠罩在古老傳統的y影下;幾乎可以說，它不過是老人們特別是西園寺公望元老的恩賜。以幾任首相為例，他們大多出身軍人，只是在需要政黨支援時，他們才加入了政友會或者憲政會。
所有這一切，都讓青年們無比煩悶始終煩悶。在他們的煩悶中，一個對抗的分崩離析的日本出現了：尊王和攘夷復古和維新鎖國與開國儲存國粹還是文明開化，乃至代議制還是軍國化戰爭還是和平一．舊的明治精神已經死去，新的大正信仰未誕生。這個分裂的碎片化的觀念世界，正是關東大地震的表情來源。
正如1923年是日本政黨政治的頂峰也是它的尾聲那樣，1923年，日本站立在時代的夾縫處。
而在這個時候，中華民國的大總統王恆嶽也決定要給日本再燒上一把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