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主張法先王，荀師主張法后王。俱往矣，今日之世，只可法今王，法皇帝嬴政，法我李斯。
公等碌碌，見識短淺，不足以謀大事。帝國之艦，一往無前，直至萬世。爾等要麼順從，要麼走開！
當年帝國廢封建、立郡縣，乃是李斯一手操辦。如今淳于越舊事重提，公然反對李斯的既定策略，要求重樹封建。照理，這事不該交由李斯計議，李斯應該避嫌才是。然而，嬴政仍然選擇將此事交到李斯手裡，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嬴政的態度：他仍然站在李斯這一邊。
於是，李斯發起了他標誌性的強硬反擊。他沒有就事論事，而是站得更高，走得更遠。
第兩百五十六部分
李斯於是上書。
書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闢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至於如何禁止，書中再道，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者，以吏為師。」
書上嬴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秦火焚書了。對於此舉，後世多持惡評。然而，在附和過往那些罵聲之前，我們有必要詳細瞭解有關焚書的種種細節和實際後果。夸人要誇到癢處，罵人則要罵到痛處。知己知彼，方能百罵不殆。倘一聞焚書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罵，作激憤聲討狀，竊以為不免「操」之過急。
首先，從李斯的視角看去，焚書有它的邏輯必然性。在李斯的上書中，對淳于越請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個字，便已駁斥一盡。隨即，將淳于越之流定性為「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而像淳于越這樣的人，所在多有，「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人之所學，則是源於書本，因此，禁書乃至焚書便是斬草除根的應有之義了。
古人竹簡刀筆，著書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數十萬種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華的話來說，還都是些「內容豐富、見解獨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這也就決定了，帝國焚書的品種不可能太多，大致為：
一，史官非秦記者，即六國之史記，以其多譏諷於秦。
二、詩書、百家語。尤其詩書，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倉庫。燒之等於繳械，看爾等還怎麼援引去。
需要特加註意的是，從李斯的上書可知，當時帝國所有的書籍，包括明令燒燬的在內，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備份。朱熹也雲：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則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
對帝國的這一舉措，清人劉大魁的解釋是，「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而在我看來，帝國將這些禁書善加備份收藏，並不以悉數銷燬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應存有一種責任心和長遠考慮。好比我們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經肆虐了幾個世紀，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給人類帶來巨大而深重的災難。儘管如此，人類卻也並沒有將天花病毒徹底銷燬，讓它永遠消失於地球，而是分別在莫斯科和亞特蘭大的兩個實驗室裡儲存了少量樣本，以備研究，或應對任何人力無法預測的不時之需。
至於民間，如果私藏禁書，抗拒不交，後果又會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也就是說，將接受黥面和輸邊築長城的處罰。在今天看來，這樣的後果無疑是嚴重的，但在刑罰嚴酷的秦國，這卻算得上是輕罰了，並不嚴厲。而且，這樣的處罰還是在藏書被官府發現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發現，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見，在當時的禁令中，焚書並非第一要務。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書哪能焚得盡！焚書只是一種手段而已。且看：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們會很奇怪地發現，偶語詩書的罪罰，居然遠比私藏詩書的罪罰為重。私藏詩書不過黥為城旦，偶語詩書卻要棄市掉腦袋。再加上罪罰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這一條，可以判斷，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眾議論當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眾討論古代政治。歸結為一句話：禁止議論政治。庶人不議，然後天下有道，這大概就是禁令背後的邏輯依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