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間和高密度的災害對於一個人口龐大的帝國來說是致命的打擊，明末河南商丘人鄭廉在《豫變紀略》一書中，對崇禎時河南全省災害，作了詳細的統計年表，閱後觸目驚心。
「……崇禎3年旱。4年旱。5年大旱。6年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7年夏旱蝗。8年夏旱蝗，懷慶黃河冰。9年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10年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11年大旱蝗，赤地千里。12年大旱蝗，沁水竭。13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陽地震，鬥米千錢，人相食。14年二月起大飢疫，夏大蝗，飛蝗食小麥如割。15年懷慶地震，九月開封黃河決……」
《豫變紀略》還抄錄了呂維祺給朝廷奏摺的全文。呂氏曾任兵部尚書，退休在家，目擊河南災情嚴重、不吐不快。奏疏寫於崇禎七年，字字瀝血，不忍卒讀。
黃來福的目光停留在了電腦上，歷史上，創造了燦爛文明，但又飽經苦難摧殘的大明朝並沒有捱過1644年，雖然幾年後災難便逐步緩解並最終恢復正常，土豆和紅薯等高產農作物也很快得到推廣。自己的到來能改變大明朝的命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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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碩果飄香。10月29日，記者從五寨縣有關部門獲悉，五寨縣秋收工作即將告捷，實現糧食生產連續4年大豐收，預計今年糧食總產可達2.2億斤，較上年新增糧食5100萬斤，同比增長30.4％，創歷史最高水平……」
黃來福目光停在後世五寨縣的一則報道中，慢慢的，他有了決定，就是在五寨堡優先發展農業，反正後世的五寨縣也是農業大縣。
雖說黃來福電腦中近現代工商科技資料很多，但聯絡到目前自己的實力情況和當時所處環境，黃來福還是決定先發展農業，這是自己目前條件所可以做的，五寨堡本來就以屯田為主。工商業當然也要發展，不過等到五寨堡軍將們豐衣足食有了錢糧後再說。
優先以農為主，這是黃來福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決定。
未來的大明朝幾十年內都將陷於小冰河時期，災害頻繁，糧食產量嚴重不足，經營農業可以說在未來幾十年都非常有光明的前景，不愁沒有市場。自己到時如果能解決五寨堡軍戶們吃飯問題的話，再以點帶面，解決或是減緩大明朝糧食不足的問題，將是名利雙收的結果。
況且，黃來福認為，在農業不穩定的時候，大力發展商業，並不會帶來什麼好結果，這方面，大明朝已經得到了深刻的教訓。
大明朝末期，商業極度發達，特別是萬曆、天啟、崇禎三朝時，海外貿易龐大，致使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不完全統計，明朝末期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高達五億兩以上。
只是如此多的白銀大量湧入，卻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通貨膨脹，各種商品的價格飛漲，糧價更是隨之飛漲，貧富二極越發嚴重，造成了許多問題。
農業不穩定，糧食產量不足時，商業貿易的繁華，還會導致另一個問題。比如大明的產糧中心，江南一帶的民眾看到商業的好處，覺得種糧不划算，便將大片的田畝用於經濟作物的種植，使糧食產量更是進一步下降，這就是所謂稻桑之類的爭議。
本來大明朝北方几十年都陷於小冰河時期，糧食已經嚴重不足了，加上南方的糧食產量又年年下降，導致大明朝的糧食更為匱乏，糧價更是節節攀升，糧價飛漲又帶動所有物品上漲，形成了一個惡性迴圈，加劇了社會矛盾。
這就是典型的無農不穩。
農業不穩，百姓沒有糧食，再繁華的商業也是無根的浮萍，風一吹就倒。所以說，在古代那極低的糧食生產力面前，加上災害頻繁，落後的交通。中國幾千年的「重農抑商」政策不是沒有道理的。
大明朝後期商業再發達，也拯救不了因農業崩潰而帶來的社會崩潰，反火上澆油似的增加了不少不穩定的因素。
況且，還有一點，明末的商業發達，白銀的大量流入，並沒有給國家財政帶來什麼好處。國家的財政，依然拮据。因為這其中的貿易紅利，基本上都給那些大商賈和文人官員們瓜分了。小民和政府，反是通貨膨脹的受害者。
一方面，大明的立國本是以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在財政收入上，向來以一個簡樸的小農社會為參照物。這種從小農社會出發而制定的各種制度，包括財政制度，很難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官員們普遍沒有應付各種環境變化的能力。
這些文人官員對於民間經濟的發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兩眼一摸黑，無從下手。更不要說面對商業社會那各種複雜的變化了。自然，國家的稅收和預算也就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了。大明朝很多官員根本意識不到社會商業財富的變化，根本沒有在商業方面增稅加稅的概念，只會慣性地盯在可憐的農民身上。
另一方面，在大明朝後期，整個國家經濟重心已經向工商業轉移，而此時，文官集團已經和商賈們相互勾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團就是商賈的代言人，他們瓜分了大量的商業貿易紅利，如果朝廷和皇帝想起來要從商業方面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就會受到文官集團們的瘋狂阻撓。
挺住他們阻撓的，比如說萬曆帝，就因三餉加派，開礦榷稅，開增商業稅。被文官集團、大商賈們，加後來別有用心的韃靼人御用奴才合夥痛罵。
說實在，三餉加派，黃來福是不贊成，這是加重農民的負擔，本來他們負擔就重了。但開礦榷稅，開增商業稅，黃來福卻是贊成的。
商人和文人當時zhan有了國家90%的財富，納點稅又怎麼啦？都是國家公民，你商人和官員就沒有納稅的義務，一定要將負擔全壓在農民頭上？雖說開礦榷稅時造成了一些商人的傷害，但兩害相權取其輕！讓商人哭，總好過讓農民哭。商人哭鬧，國家只是小亂，農民哭鬧造反，國家則有亡國之禍。
這點在崇禎皇帝身上表現得很明顯，崇禎皇帝就是因為受到文官集團們的忽悠，大力減免商業稅，將國家稅收負擔大部分轉嫁到小民身上，使富者越富，窮者沒有活命的機會。雖得到了某些文人明君的稱號，不過也更加大了社會矛盾，加速了亡國的步伐。
最後崇禎皇帝國滅身死，而那些為了私利而忘大義的文官們和大商賈們，也沒得到什麼好結果。不是死在李自成等流寇的刀下，就是死在胡虜的刀下，再不就是搞個金錢鼠尾豬尾巴，做個奴才順民。他們辛苦積攢的財富，少則數萬兩，多則數十萬兩，百萬兩白銀，也盡成了他人的財富，或是化成了塵土。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說，在農業不穩，糧食不足，國家財政制度又不合理之前，商業越繁華，或許帶來的負面效果就更大。
而反過來說，如果農業發展了，糧食富足，人民的需求豐富多樣了，工商業貿易也就自然發展。此時商業的發達，就是想抑止也抑止不了。而且此時的商業將會和農業良好地結合起來，更好地促進社會的發展。
放眼世界，也皆是如此。典型的如當時17世紀，18世紀時的英國。
一般認為英國的農業革命導致了工業革命。在當時，英國與歐洲人口的增長對糧食的巨大需求，導致了英國私人和國家的圈地運動，大租地農場的經營方式在英國農村佔據了絕對優勢。這種大租地農場的經營方式，極大地促進了英國農業的發展，英國的農業黃金時代到來。
而英國的農業革命又為工業革命的開展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它不僅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必需的糧食和原料，還造就了一支自由勞動力大軍和廣闊的國內市場，而且也為工業革命積累了雄厚的資本。
最後，英國農業的發達，加快了英國商業的繁華髮展，二者相互融合與促進，當發展到一定程度，生產力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時，自然就要改進相關技術，於是以機器為主的工業革命就開始了。
近代英國的發展史，是比較成功的一段歷史，黃來福希望從他人國家的成功發展史中，吸取對自己和國家有用的東西。當晚，他一直在檢視相關的資料，直到電腦電力不足，這才依依不捨地去睡覺。
而當晚，他也盤算好了未來的發展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