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浩然笑而不語，不以其言為忤逆，只是去每朝敬拜改為歲敬拜而已。幾番下來，劉基知道劉浩然是一個知大義卻擅權謀的人，應該是一位可以在這亂世中取得勝利地「明君「，不過他內心深處還有一絲恐懼，那就是不知道自己將來是否也會成為棋子。
楊憲心裡卻全是恐懼。做為都知司都司，他知道整個計劃都是劉浩然策劃的，自己只是執行人之一，還有軍情司、侍從司調查科都在其中協力。他畏懼的不是劉浩然深謀遠慮，而是他不知道劉浩然還掌握多少不為他所知道地暗中力量。
「第一次國考已經定在九月初一了吧。」過了一會，劉浩然突然開口道。
「是的丞相，禮部那邊五月份就已經確定下來，早已行文各地並刊登在各邸報上。而各府的初考已經在七月初就已經完成。」劉基拱手道。
江南開科舉了，雖然改了個名字叫國考，但是意義一樣，這在大江南北引起了轟動。這不僅意味著江南政權已經完備，而且對於江南萬千讀書人都是一個極大地鼓舞。
這次國考分成兩次考試，縣學的學子和各地文人先到各府參加初試，題目由各府的提學出，每府取一百二十到一百六十人不等，這些人都被稱秀才，而這些秀才和江寧大學、東南大學四年學業完畢的學子一同到江寧參加會試，總計有四千七百餘人，再從其中錄取三百六十人。由於這次科舉只是以江南行省地名義舉行，所以這三百六十人只能被稱為舉人。但是江南士子管不了那麼多了，他們知道，這是劉浩然政權第一次科舉，肯定會留名青史，而且在本質上與進士無異。所以四千多士子早早地雲集江寧，躍躍欲試，只求在國考中取個好功名。
「那我還可以主持國考再上前線，對了，方國珍那邊的秀才都順利抵達了嗎？」
由於方國珍現在也歸在江南行省之內，他還掛著江南行省參知政事的牌子呢，於是劉浩然也知會他，讓他在轄地選拔士子參加江寧國考。方國珍一來不敢逆劉浩然的意，二來不敢阻擋轄下眾多士子的熱情，便按慶元路、溫州路、台州路選取了三百餘名秀才，送到江寧應試。
「回丞相，禮部已經安排妥當了。」劉基答道。
「這次學子眾多，禮部和應天府要多盡力了，如果人手不夠，就由你6軍部調撥守備軍。」
「遵命，丞相。」劉基拱手應道，「只是楓林先生和潛溪前些日子還在跟我嘮叨，希望丞相儘快出題。」
按照劉浩然的命令，朱升擔任此次國考地主考官，宋擔任此次副主考官，李習、陶安、葉兌等人為同考官，侍從司都司劉存忠為提調。按照劉浩然定下的規矩，這次國考總要考三場，雜試、正試和加試，每場一天時間，從九月二十考到二十二日。雜試題目由主考官、副主考官率同考官們在九月十五日前擬定，總共四套，密封用印交由劉存忠存入禮部大堂，由大內親軍日夜看守。十八日由劉浩然隨意選定其中一套，再由主考官、副主考官、同考官與劉存忠一同驗明封條印鑑完整，然後由副主考官與劉
同帶著軍士護送至江寧印書局。大內親軍把印書車住，不準任何人進出。工匠帶著乾糧吃住在裡面，日夜開工，印刷五千套試卷，印刷完畢後立即由副主考官與提調劉存忠一同封存加印鑑。考試那日再由兩人護送至考場，由主考官會同副主考官、同考官驗明封存印章，然後開封卷考試。
而正試和加試地題目卻是由劉浩然出，封存在一個信封裡，在每天開考前由劉存忠從劉府領出，護送至考院，由主考官等考官一同驗明封存印鑑，再開封頌示考場，考生按照題目答題。
劉浩然在低盤算這次國考的得與失，他曾經對比過唐宋元地科舉考試和後世的公務員考試、學歷考試，現科舉考試有它地長處，那就是對於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而據他地瞭解，歷史上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遊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十八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後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
它的缺點是在歷史上由於明朝皇帝改變了考試內容、固定了應試地格式，使科舉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
而且科舉將學歷考試與文官考試混為一體，使得應試的文人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中舉當官，全無心思去從事其它職業和工作。
為了避免歷史上地錯誤，劉浩然拒絕了宋等人提議的照前宋制直接以四書五經中的文句命題，讓應試作文闡明其中義理地考試方法，而是改為一種新式考試方式。他曾經意味深長地對一干文人名士言道：新立之初，當海納百川，不能以文限志，獨長一家一言。
而且劉浩然準備在這一次科舉嘗試之後，根據情況對科舉再次進行改革，真正做到學歷考試與文官資格考試相脫離。
「我心中已經有了定計了，不會誤了考試。」劉浩然淡淡地說道，劉基默默地看著他，眼睛閃過一道光芒，嘴巴張了張，欲言又止。
劉浩然看在眼裡，心裡知道他想說什麼，雖然這次科舉沒有讓理學學派意，但是劉基、宋等浙東理學學派想借著這個大好機會成為江南行省主流學術思想。由於劉浩然指定了教材，所以理學在江南行省童學、縣學、府學中不佔優勢，而由於劉浩然放縱，江寧大學、東南大學中除了折衷儒佛、調和朱6的浙東理學派，還收納了兼宗6學的江西理學派、號稱朱熹嫡脈的金華理學派、6學承傳地四明理學派，光是理學內部各學派就爭得非常激烈，還有傳承洛學、關學，偏向強調功利、注重事功的永嘉學派和永康學派以及批判「神學迷信」、以正風俗、息妖妄的東南武進文士謝應芳等其它名士學派，尤其是謝應芳的事情最為世人稱奇，劉浩然聽到這位當代「無神論」，當即聘請他為東南大學教授，隨即又轉聘為江寧大學教授，讓江南文人實在摸不清這位丞相的「學術愛好」，只知道他「涉獵甚雜」。
於是宋等人把注意放在了這次科舉上，他們希望這次科舉出的題目能夠偏向程朱理學，只要形成慣例，就不愁江南讀書人不去專讀程朱理學。可是身為主考官地朱升更擅「帝王術」，而且在劉浩然的影響下，慢慢偏向實用主義，他做為劉浩然地老師，也在為學生在「學術」界玩平衡，就是不讓程朱理學佔主流優勢；李習和陶安師徒倆雖然也算是程朱理學一脈，但是跟著劉浩然甚久，早就跟著他一個鼻子出氣，以「君憂為重」；葉兌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書，更徹底的「帝王術學」。所以宋一個人有點「孤軍奮戰」，原本還想把同門地劉基、葉琛、章溢拉進來當同考官，但是卻被劉浩然以軍國事急、官職之人不便為考官為由拒絕了。
在這種情況下，劉基和宋有點著急，一旦這次國考考試範圍、考題形成慣例，程朱理學再想一統朝野就麻煩了。但是面對這個城府深沉、「獨斷專行」的主公，劉基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沒有開口再勸道。
談了一會科舉和其它事情，馮國用、劉基、楊憲三人看到天色已晚，便起身告辭。劉浩然將三人送到門口時，突然對楊憲說道：「那件事情你要抓緊，儘快派人去江北。」
聽完這沒頭沒尾地話，站在一邊的馮國用和劉基卻似乎什麼都沒有聽到，神色如常，而楊憲拱手彎腰道：「屬下領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