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陸遜也沒有想到，蘇傑的又一篇大作《高酒精含量的任務》把他推上了風頭火勢。
新高盧戰記，喝酒地故事：日耳曼人不缺杯中物！
當時蘇傑從魏瑪城出發，他的馬伕王中士隨行帶了一箱地葡萄酒，蘇傑後來清楚那箱葡萄酒，作用是多麼的大！
酒是日耳曼前線人際交往時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他們有一次乘馬車到一個十字路口被攔杆擋住了，兩個日耳曼民兵老頭雷倒了所有人，他們居然扛著陌刀，配備著煤氣罐裝甲把守，他們脾氣暴躁，一定要所有的車隊往右走不得向前進，據他們說，這裡已經接近前哨陣地，羅馬人的弩炮和投石機發射地東西不時落到前路上。
老頭好說歹說統統不給放行，任你扛出再大地軍銜他們也不鳥你，照他們的說法，他們族以前地國王在他們面前也得聽令行事。
來往的日耳曼人雖多，上前去都碰了一鼻子灰，誰都過不去，只得乖乖繞道走。
輪到蘇傑了，王中士一本正經地開啟了他帶的地圖道：「要繞道很遠嗎？請指給我們看看。」他用日耳曼土語道。
「不遠，不過也有三公里吧。」一個老頭隨意道。
「嘿，那死老炕（鬼）騙我們，走這條路起碼十公里！」王中士對蘇傑道，然後他再用日耳曼土語與老頭交涉起來。
兩老頭把頭搖得好似個撥浪鼓，說前線長官有令，不允許車隊通過，命令就是命令！
蘇傑不耐煩地道：「我們繞道走吧。「
王中士另有主張，再強的命令也在王中士端出來的葡萄酒面前軟化，當王中士給每個老頭都端出了兩罐酒時，倆老頭就象飢腸轆轆的人見到了食物似的，把陌刀插在地上，搶過酒罐，把欄杆抬起來。
馬車沿著空無一人的大路上全速飛馳，左側方能夠見到羅馬人軍營城牆，帝國軍正在圍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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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馬車目標不大，一路上沒有受到任何攻擊，王中士得意洋洋地道：「大記者，看，你嚇得象一個女人似的！」
他告訴蘇傑道：「那些日耳曼人車隊裡也帶有酒，可是他們為了節省一罐酒，會走到何等極端的地步，他們寧願走多十公里！
在前進的道路上，蘇傑再一次確信他的同路人是一個何等聰慧的人啊，他們的馬匹跑跛了腳，需要更換，又是拿了幾罐酒去，搞定了一個後勤車隊的日耳曼長官，從他手裡換了一匹膘肥體壯的歐洲大馬，跑得又快又穩！
同樣在進入一個新攻陷的兵營裡，三名日耳曼民兵在營門攔住蘇傑他們的去路，顯得特別嚴厲，反覆檢視他們的證件，說長官下了命令不許任何人進入，據說裡面存有不少軍用物資，以致於以華族的臉充身份證也無效（以前在大部分地區是暢通無阻）。
但是，當葡萄酒一拿出來，三個民兵就很好說話了，態度生硬的臉變得熱情揚溢，其中的一個人甚至走到馬車前拉著韁繩為他們開路……
蘇傑不禁誇獎王中士的英明神武，王中士不好意思起來，說前線就是那麼辦理，華族的臉加上葡萄酒，包您什麼地方都去得！
他後來發現，高盧前線上日耳曼人簡直是把酒來當飲料喝！
按理，軍隊對酒是嚴格管制的，為什麼在高盧前線上日耳曼人居然有這麼大的幸運想喝就喝，愛喝就喝？
他寫出了新一篇報導，文中說明：
酒是最重要的軍用物資，日耳曼人可以不要錢，不要休假，不吃肉為帝國打仗，為帝國出生入死，不怕犧牲，但在對待啤酒的問題上，就不是這樣了。
帝國後勤部門在去年，為其在高盧前線的日耳曼人平均每人每天運送了半升以上的各種酒類，平時喝啤酒和葡萄酒，有時獎給白酒，考慮到交通的不便，在酒類方面花費了大力氣去運輸。
《時代》週刊的標題是《高酒精含量的任務》：「我們是在高盧打仗嗎？」這個問題將被：「作為一個軍人，我是不是喝得太多了？」所取代。
登出來後，兵部的官員則試圖為陸遜辯護，以客觀的事實對待這個問題，兵部新聞發言人秦大剛說，帝國日耳曼軍團的軍人每天被限定只能喝兩罐啤酒（約五百毫升），並且在值勤時不能喝，因此，他們出勤時是清醒的，無妨於他們上陣打仗。
同時，帶領日耳曼人的華族軍官不是酒徒，他們帶兵是可以信賴的。
問題是帝國的軍紀，禁止軍人們在平常打仗時喝酒，除非是遇到國家法定節日和大行動之前。
事實上，陸遜治兵，統率日耳曼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酒的威力，聽從紀律獎給酒，打勝仗也發酒，他是試了又試，才發現酒是日耳曼人最好的刺激物。
報導發表了，訊息飛快地傳遍整個日耳曼軍隊，聽說有個叫「蘇傑」的人主張給他們禁酒，結果所有的日耳曼人都詛咒蘇傑該死，部隊長官說不發給酒給日耳曼人喝，存在兵變的可能！
蘇傑的禁酒主張最終不了了之，真要禁酒，那得把近十萬的日耳曼兵關起來戒除酒癮，這幾乎是「impossible」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