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離去對馬文龍的刺激極大，他想起了妻子對自己的期望和官場的黑暗，以及那麼多的「名醫」都不能挽救自己親人的生命，他憤怒之下一把火燒掉了自己所有的書，變賣了家產，帶著女兒毅然棄學從醫，先後拜師多人，當中甚至有來到中國的西方醫生，學成後遊走天下，開始了「懸壺濟世」的生涯。
由於他早年救治過丁汝昌（這也是他為什麼要棄文從醫的一個原因），兩人後來重逢後丁汝昌給了他一定的幫助，再加上他行醫多年已經頗有名聲，家業漸漸興隆，最後在旅順定居下來。
由於在向西方醫生學習時瞭解到了西方科技的先進，所以在女兒長大成人後就被他送到外國留學，希望她能繼承自己的衣缽，但卻沒有想到，自己的女兒對學醫沒有興趣，卻是個經商的「天才」（她應該就是那會兒穿越來的），自己的家業在女兒的打理下日漸興旺，也是他根本想不到的。
但能看到女兒有這樣的本事，他在心裡也已經滿足了。
而自己的女兒會嫁給眼前這樣一個年輕人，更是他想象不到的了。
當知道了自己的「母親」的故事，馬雖然對她談不上有什麼感情，但還是忍不住掉下淚來。
這樣的愛情，和為愛付出的犧牲，不管放到哪個時代，都足以感天動地。
他們夫妻倆看多了後世的太多的人把婚姻當成了一種交易，所謂的「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而在這個讓後人想起來就痛心疾首的時代，偏偏就有那麼多驚天動地的愛情故事！
「大過年的，不該跟你們說這些。」馬文龍看著女兒和女婿一副難過的樣子，自嘲地笑道，「有些扯遠了，呵呵。」
孫綱明白馬文龍和他說這些的主要意思，他當過胥吏，對中國官場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很清楚，雖然他拿不出來什麼辦法，但他說這些給自己聽，目的是讓自己在以後處理國家事務時，能夠予以關注。
現在的「華夏共和國」畢竟是在已經滅亡的清朝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關於清代遺留下來的官吏腐敗問題，想要真正解決，可不是一天兩天或者是幾個法令法規就能完事的。
關於吏治，古語早就有云，「人徒知治民之難，而不知治吏尤為難」。王安石也曾提出過「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的解決辦法，但要想實際執行，卻絕不是嘴上說說這麼簡單的。
即使到了後世，這個問題依然是對國家領導人的一個嚴峻的考驗，更別說現在了。
而對孫綱來說，和這個有關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急需解決。
那就是關於新的「華夏共和國」的行政制度問題。
大清朝「離去」後，留下來的一個要命的遺產，就是這個文官行政制度的問題。
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時間太長了，雖然從秦代開始的文官管理制度到了清代已經相當完善了，但由於「君權至上」主義的影響，為了防止臣下專權威脅到君權，中國曆代君王都深諳「平衡之術」，在任命官員時一個官署常常任命兩個以上的主管大臣，以收「鉗制」之效，不讓權力集中到一個人手裡，結果這樣不但造成了官員「超編」，給國家帶來財政上的巨大負擔，而且還造成了官員的職責不清，以及官署的職權也不清。
以內閣為例，清朝的內閣是沒有「首相」的，一般由四至六員內閣大臣組成，而軍機處軍機大臣的人數在四到八名之間，下面的六部則每一個部都有兩個尚書。應西方國家要求在1861年設定的另一個重要部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人數則根本沒有規定，一般是不到十個，而在1894年到1898年之間甚至更多，當一個官署裡有那麼多的主要官員時，每一個人都力圖把責任推給別人，事情能辦好都出鬼了。
「多頭負責」的結果，就是沒有人負責了。
官員職責不清和官署職權不清造成的官員們連自己該幹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這個國家的行政系統的效率之低下就可想而知了。
後世的好多歷史研究者對清代每一次面臨外敵入侵都是手忙腳亂反應遲鈍，最後慘遭敗北，其實這個「行政系統效率低下」在裡面可以說「功不可沒」。
遠的不說，1840年鴉片戰爭時，英國人一開始打到哪了道光皇帝根本不知道，還以為是英國人來「申冤」來了。當1874年日本人第一次入侵臺灣，把都督府都弄起來了的時候，在北京的大清朝廷居然過了一個月才知道臺灣出事了。而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當中這樣的事就更多了。
現在，曾經高高在上的「封建君權」已經不存在了，如何解決這個「行政系統效率低下」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