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士兵殘暴地了這位中國少女之後，又用刺刀猛戳她的陰部，血染紅了她身下的土地，直至氣絕身亡。
天空在她的眼睛上方定格了。
少女的眼睛就像夏娃的後代亞伯那樣凝視著上帝。
對於戰爭中這樣毫無理性和人性的殺戮，「二戰」後世界上有許多專家和學者就這一問題進行過討論和論述。
美國人亨利·莫爾說：「那個時期，人們對於殺人這樣的事情幾乎陷入了瘋狂的狀態，並且常常使用盡可能殘忍的方式將敵人殺死。實際上，這種變態的心理在戰爭進行中是十分常見的，其潛伏的因素就是對自己可能被敵人殺害的恐懼和異常煩躁地發洩情緒。此時，人的罪惡的本性暴露了出來，然後就像衝破堤岸的洪水，一發不可抑制。
「從表面看，那些殺人實施者充滿邪惡的樂趣折磨、殘害著那些被俘獲的獵物，甚至違反人倫地把他們以各種方式處死；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就不難發現，那些瘋狂的殺人者多是遵守倫理的普通人。是社會的法律約束了人類本性的殘殺欲，一旦約束他們的東西消失了，那麼任何一個人都可能變成殺人者，或者被他人殺死，而戰爭正是發洩這種殘殺欲的最好場所。
「每一個戰爭期計程車兵都希望多殺人。如果平民在戰爭中站立到敵人的立場上，那麼也會毫無疑問地被他們所殺，這樣，才可能從上永遠消滅敵對勢力。」
莫爾的分析不無道理，從人性角度來看，的確存在一種惡的心理動源，來驅使戰爭中的非常態行為。
但筆者認為，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兇殘，除人性根源之外，還不能排除一種民族之間的仇恨。最起碼在中日戰爭時期，日本大和民族對中華民族是充滿了敵視情緒的。
「箭已離弦，射向殘暴無道的惡魔中國。
「中國領土的保全全仗日本20餘年的努力。對此恩情如何報答？得到的回答卻是：日本從滿蒙滾出去！殺死日本人！搗毀日本鐵路！最後竟敢以暴力殘殺中村大尉，炸壞鐵路。這就是中國的真面目。
「被踐踏，被毆打，被侮辱，終於為自衛而起，這就是日本軍隊此次的行動。此舉若半途而廢，接踵而來的只能是比以前更甚的侮辱。如此自衛手段，有何違反國際法規？」
這是昭和6年9月27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東北之後，帝國在鄉軍人會東京府市聯合會發表的《我等之主張》，內中充滿了對中國的藐視和居高臨下的凌辱態度。
甚至，日本的小學生都在強烈地敵視中國：
「中國不遵守與日本簽訂的協定，還欺侮住在奉天一帶的日本人，馬賊攪得日本人不得安寧。聽到滿洲事變爆發，我想現在正是出動全部日本軍隊打敗欺侮日本人的中的時候了。發生了滿洲事變的事，我已經從媽媽和老師那裡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為什麼要殺死沒做壞事的中村大尉？為什麼要破壞鐵路？想到這兒心裡真難受，又憤恨極了。有時夜裡做這樣的夢醒來再睡不著覺。大家準備慰問袋，送到前線去慰問士兵，日本人的這種誠懇的心意表現得明明白白。」。
1937年8月5日《東京朝日新聞》發表冀東植棉技術員安田正子控訴中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文章——《空前的殘暴，啊，不幸的通州，遇難婦女泣血說明逃出經過》：
「難忘的7月29日凌晨3點，在零星的槍聲中聽見有人敲門，我感到有些奇怪！但認為也許又是有人來要求，……門外，聽見僕人在黑暗中同別人搭話，我正在感到不高興時，突然傳來隔扇和拉窗被踹倒的聲音，十幾個叛兵闖了進來。我和濱口先生的左右茂子抱在一起藏到床底下，這時我丈夫跑進來。危急中我正在暗自慶幸時，一發子彈飛來正中他頭部，他在我眼前流著鮮血倒下了。血把我和茂子的全身都染紅了。我們兩個人在血泊中嚇得快要昏了過去，如果被他們發現就不得了，我們一直躺著裝死。茂子的妹妹奮勇反抗，用手提包打他們，被他們用大刀殘酷地殺死了。……不久，房東跑來告訴我們日本軍隊來了。這時，我們的心情像登上天堂一樣，這才知道我們還活著。」
當時這篇文章，猶如火中噴油，更加刺激了日本國民的感情。
純樸的日本農村少女對於「膺懲暴決的中戰爭」深信不疑，在她的眼裡，中國人全是該殺的惡魔，所以，農村即將投入農忙期的女子們，隨著政府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不斷深入，作為國民的一員，滿懷激情地要為國效勞支援前方。由於男人參軍，為了在勞動力不足的農村百分之百地利用婦女勞動力，普遍成立了臨時託兒所，以便讓嬰兒離開母親。《信濃每日報》的家庭版上，特設「後方女兵」專欄，登載女子青年團「義務活動」情況：
大町女子青年團，為支前籌集資金，日前舉辦名畫展覽，所得100日元作以後的活動經費。20日訪問了松本衛戍醫院，向傷病士兵贈送了蘋果以示慰問。
北安平村國防婦女會，在國民精神總動員宣傳週的最後一天，製作慰問袋80多個，寄給本村參軍計程車兵。
北安神城村國防婦女會、女子青年團、援助軍人會三個團體，18日起為本村軍屬照相，洗出後立即寄往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