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良穎悟異常，多所記誦……還有金梁（息候）亦曾教過張學良。據其所寫資料，‘張學良十二、三歲即從我學文，能作千言，下筆頗快’，又說，‘漢卿英敏過人，尤嗜文藝，銳氣革新，餘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共續輯書目，修奉天通志，設故宮博物館，復興翠升書院，皆次第舉行’。所說多是張學良掌握東北政權以後事。如翠升書院曾聘王晉卿、吳摯甫諸名家主講，瀋陽故宮博物館長由金先生擔任。惟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瀋陽原有四庫全書一部藏於故宮文溯閣故名），徒託空言，未能實現。」1無疑地，這些名師的教導，使張學良打下了比較紮實的國學基礎。後來在囚繫中他遍覽古籍，尤愛研讀明史，有時還寫點古典詩詞，想來與他早年的舊文學功底不無關係吧？
然而，當他步入社會，開始了他那走南闖北的軍旅生涯時，他卻更注重實際了，有人向他宣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他不愛聽；什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類的說教，他也覺得頗似空談。他常說：「天下是馬上打來的，主義有什麼用？」還說：「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們也有我們的一套，主義不主義，不相干，各照各的幹。」
莫非他真的是主張閉關自守、拒絕接受一切新事物嗎？那倒也不是，對於國內外的新的科學理論和技術，對於外文（他有較好的外語基礎，尤長於英語，據說西安事變時，他與宋美齡、端納談話時，就常常講英語；後來在幽禁中，他還訂了英文的《字林西報》。）的學習，他卻是很努力的。而這個基礎，正是在青少年時代打下的。就說學英語吧，他就起步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長徐啟東擔任教師。王正廷之妹亦教過一個時期。至於重點學習英文，是在瀋陽基督教青年會。」2當時，張學良曾任瀋陽基督教青年會董事，會中有專設的英文夜校，所有課程全由外籍幹事親自講解。後來，赴美國留學歸來的閻寶航，作了青年會的總幹事，「他每天教張兩小時英語，旁及國際情況，西方風俗習慣，使張之常識有所增益，對於教會有所理解，終於受了基督教的洗禮，是不無影響的。」3這也就是說，他那時積極參加基督教青年會，主要並不是為了信教，而是為了學習西方，學習外語和一些新的科學知識。及至隨後子繼父業，成為東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時，在他身邊工作的顧問秘書，亦仍有不少知識淵博的專家學者，都使他受益匪淺。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受西方教師與朋友的影響超過本國師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於他自幼生長在一個軍閥家庭裡，一些源遠流長的封建的倫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對他也有較深的影響。這從奉系乃至東北軍中一些將領的作風，以及張學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儘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落，而他總還是委曲求全來看，都表明他存在著一定的封建正統觀念。儘管張學良後來為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以及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方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成為千古功臣，但卻也仍有他的歷史的侷限性。
當然，我們也還要看到，張學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主流，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帝愛國思想在他思想上仍佔主導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實與當時的時代、社會歷史環境、與他耳聞目睹帝國主義的蠻橫無禮，與嚴重的民族危機有密切關係。
那時，年輕的張學良不僅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不僅學業大有長進，而且在參加社會公益活動方面，也是個活躍分子。有一次青年會為賑濟河北水災舉行義賣，人稱大公子的張學良，也積極為救濟災民而奔波。「他著紫色衣裳，在會場往來穿梭般活躍，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勸購，高呼‘密斯特’，賣得最多。」4那時青年會常邀請各地名流來此講演，這也對他啟發很大，他說：「幼時對國家異常悲觀，以為中國將從此任列強之割宰，無復望矣。及十四年前於遼寧青年會聆貴校（按：此係張學良1930年在天津對南開大學學生的一次講演，見1930年12月11日天津《大公報》）校長張伯苓先生《中國之希望》之講演，中有‘中國之希望不在任何黨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箇中國人之奮發圖強，努力救國’云云。予聞此大悟悲觀之非當，乃立誓本個人之良心，盡個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國。餘之有今日，張先生一言之力也。」
張學良公忠體國，銳意進取，早年就致力於國家的統一富強，很有些奮發圖強的精神，所以進步較快。1919年，他入東北講武堂炮兵科訓練，1920年畢業，即當了乃父的上校衛隊旅長，不久，又升為東北第三混成旅旅長，授少將軍銜，與郭松齡領導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統稱為「三·八」旅，是奉軍中的佼佼者。又過了一段時間他由於戰功卓著，被晉升為中將，成為獨擋一面的第三軍團軍團長。
張學良躋身軍閥行列，舉足輕重，照說他會離人民越來越遠，發展下去，甚至也會象其父那樣，成為割據一方的大軍閥的。然而歷史的辯證法，往往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他非但沒有被「溶」過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1921年的赴日本觀秋操中，他就表現了強烈的禦侮自強的精神。那時，面對日本人的傲慢無理的挑釁行徑（他們故意讓他參觀甲午戰爭時日本從中國奪去的所謂‘戰利品’）張學良義正詞嚴地正告對方：勝敗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國已不是甲午之戰時之中國了，並明確表示：「你們日本人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也能做到，你們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也能做到，請君等拭目以待。」話雖如此，他仍不能不為中國的前途擔憂，並常為此向父親涕泣陳詞，力主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他曾沉痛地說過：「餘自十九歲參加內戰，不論勝敗如何，無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處，都看到民眾所受戰爭之苦，將士死於無意義之鬥爭，若為維護國權而犧牲，則何等光榮。」
在他寫給在日本留學的胞弟張學銘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跡說：「我們要為中華民族造福，不是為個人謀榮華富貴也。」還說：「一念同是同種，互相慘殺，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對外征戰，則兄馬革裹屍，死無恨也。」所以他表示自己「不爭權奪利」，「絕不願成為軍閥」。1925年5月在上海發生的「五卅」慘案，使張學良深為痛惜，當即以自己工薪二千元相捐助，撫卹滬上此次死傷的學生，在致全國學生會電文中說：「痛我莘莘學子，竟被摧殘；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積弱之國，現象如斯；凡我國人，宜知奮勉。」並親率奉軍教導隊5000人奔赴上海，保護居民，維持秩序，慰問傷員。他鄭重表示：「至帶兵一層，因在津聞悉滬案發生後，外人尚紛紛徵調海軍陸戰隊登岸，保護治安，既在我國領土，鄙人亦不得不帶兵來滬，保護華人生命財產。」在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面前，表現了一個愛國將領的英雄氣概和可貴的民族氣節。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儘管張學良從一開始就同父親走著一條不同的道路，反帝愛國的思想表現得較為明顯，但要說這是輕而易舉、或方向已經十分明確，那也不是實情。這正如張德良教授在論述張學良愛國主義思想時所說的：「反帝愛國、愛民思想，反軍閥、反內戰思想是產生了，然而付諸行動，由於種種原因和條件，必然是步履維艱，迂迴曲折，而不可能徑情直遂，一往無前。例如他是兩次直奉軍閥混戰的實際參加者和指揮者，對‘五卅’愛國反帝運動主張‘衛國保民和平處事’，認為罷市罷工‘徒受自己損失，希先復業，靜候交涉。’甚至發出佈告，言及‘如有假借團體名義，破壞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財產，為大局之障礙，招鄰國之責言者，本軍長為維持治安計，不得不執法以繩’。然而這一切都是張學良沿著辯證法道路前進中不可避免的現象。」5
筆者贊同這個客觀的分析。並認為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進步與提高，也不會在一個早上就能實現，那末，對於象張學良這樣在舊軍閥營壘裡走出來的人，思想的轉變，就會更為艱難。但有一點也是明顯的，這便是達官顯貴們的消極沒落思想對他雖然也有影響，但他卻並不消極，更不陶醉，而始終是兢兢業業的。他有理想，有抱負，顧大局，識大體，不僅對自身的修養、學習刻苦努力，對部隊的訓練和體育，也是非常重視的。對於那些軍事訓練好，而又勇敢善戰的部下，他特別喜愛，總是給以嘉獎，委以重任；而對於那些平時不重視軍訓、不重視軍容、軍紀的人，就不喜歡，總是給以善意的批評。曾經當過張學良的裁縫、跟隨他多年的趙新華，談過一樁關於張學良決心馴服烈馬，鼓勵他試騎性子特別暴烈的「蓋西北」的往事，講得有聲有色，扣人心絃，他回憶說：
「一九二八年，經我兄弟趙國棟介紹，我到東北軍兵工廠庶務處制服部當裁縫。張學良將軍到兵工廠視察，我見到了他。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才有幸結識了張學良將軍……因我曾給少帥改過衣服，少帥挺滿意，讓我留在公館內做衣服。但由於當時公館內沒有裁縫的編制，就把我安排到馬匹管理所當個掛名上士，從此，我就進了張公館，當了張學良將軍的裁縫。
「一九三六年秋，寧夏軍閥馬鴻逵送給張學良將軍一匹好馬。這匹馬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五、六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