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反動勢力瘋狂反撲，革命黨人的起義計劃遭到破壞，張榕等人被暗殺。不久郭松齡也因「剪髮易服」而又「身畔挾有民軍護照」而被判處死刑，當局準備將他斬首。這時的郭松齡，也不再對生抱什麼幻想，亦認為是必死無疑了。
可是，說起來也真有點離奇，一個行將問斬的死囚犯，後來竟死裡逃生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說奇也奇，說不奇也不奇。
原來，是由於有超人膽識，被譽為「巾國英雄」的韓淑秀「不顧風險，冒死攔截刑車，陳述郭松齡是他的未婚夫，歸奉完婚，根本沒有參加革命黨的事，因此郭才未遭殺害」3並應聘當了張作霖的教訓隊的教官。
至於張學良與郭松齡的結識，這與其說是歷史的巧合，不如說是張學良追求進步、崇拜英雄人物的一種心理要求。郭松齡雖然不能說在那時名氣多大，但卻也是個出類拔萃的優秀教官，在戰術講堂上，他「博學多識，風貌堂堂，一下子便征服了聽講的張學良。而且，郭松齡是一種好學深思型的人物，生活上律己很嚴，不吸菸飲酒，雖是職業軍人，但書卷氣很重，遇事講原則，理想的格調很高。這和張學良生活浪漫、耽於享樂的外傾性格雖然大相徑庭，但，張學良卻有一種強烈的慾望，偏偏喜歡追求一種為他自己所付諸缺如的性格的一型人物。張學良心折於知識人，而郭松齡正是學識豐富。郭松齡為人正直、嚴肅，凜然有一股不可侵犯的氣概，也正是張學良所最欣賞的一面。郭松齡年紀大張學良十九歲，並且做過他的教官，對張學良來說，郭松齡正是他所需要的亦師亦友的理想人物。」4
是的，志向不凡，且又受過正規軍事教育的郭松齡是個上進心、事業心很強的人。他不僅是個好樣的教官，也是個優秀的指揮員。他治軍有方，指揮若定，率軍作戰，總是身先士卒，衝殺在前，成為奉軍中一員功勳卓著的戰將。不幸的是，論功行賞往往賞不及郭松齡，張作霖對他並不信任，更不願重用。在講武堂開學典禮上，張作霖甚至還語含譏刺地問他：「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去革命了嗎？為什麼回來了呢？……你還是回來的好，在外邊沒有什麼混頭。」郭松齡當時沒有說什麼，但他心想，讓你得意，這口氣我權且忍了，來日方長，咱們走著瞧。不想郭氏時運不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於他刻苦練兵，訓練得法，他帶領的隊伍，成績冠於各軍，以致「忌之者亦日眾。異口同音，謂公所練之軍隊，紀律雖佳，未必善戰。蓋當時統兵長官，多由鬍匪出身，不知學、術兩科為何物，而惟以能戰自豪。以公出身學堂，無戰事經驗，故以此譏之。」5
不消說，這些閒言碎語，是使人很不愉快的。不過，郭氏為人豁達，不願與那些目光短淺的人去爭一日之短長，這些他都一笑置之，並不放在心上。然而，後來，以權勢炙手可熱的楊宇霆為首的一些頭面人物，也冷言冷語，對他處處刁難、排斥，他就難以容忍了。
如果說郭松齡與楊宇霆等人的矛盾在初期還比較隱蔽，而到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期，就變得日益尖銳起來，如在榆關，九門口之戰中，「當榆關久攻不克時，張作霖命姜登選、韓麟春率部由九門口攻入；當姜、韓所部順利到達沙河寨，包圍山海關背後之敵時，遭到直軍的頑強抵抗。姜登選與張學良商定：將山海關郭軍的八個團加入沙河寨。郭松齡奉命趕到後，堅決要求接替第一線，從正面突破敵人。‘姜、韓認為郭氏爭功’，破壞軍紀，讓郭‘充作預備隊’。張學良也不同意郭的請求，對郭略有責難。郭憤然率部撤退，掉頭而去。張學良聞訊，‘馳馬隨到二三十里外，才將郭松齡勸住，兩人曾在一茅屋裡抱頭痛哭’。後來，張學良常講他有段‘張良月下追韓信’的故事，就指的是這件事。郭松齡撤離戰場當然不對，但據他後來給張學良的信中說：他當時離開戰場，‘並非抗命，實畏姜、韓謀殺耳’（戰後姜在北京曾對李書城言，未能殺齡，實齡之僥倖’）。6
後來，郭松齡還是又率部返回前線了，並在這次戰鬥中，機動靈活，避實擊虛，出其不意地繞道衝至敵軍側後的海洋鎮，單刀直入地進行突襲，切斷直軍退路，加之李景林、張宗昌的密切配合，馮玉祥也突然倒戈，宣佈「班師反吳」，所以終於把直軍打了個落花流水。事後，張作霖論功行賞，許多將領都各得其所，而郭松齡卻受到了冷落，使他很不痛快，以致在情感上埋下了對張作霖不滿的種子。
何以竟會如此呢？要說起來，這與奉系軍界領導層中的派別鬥爭是有關係的。原來，「張作霖手下將領中，有‘士官派’和‘講武堂派’之分。士官派領袖是楊宇霆，拉攏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姜登選、韓麟春等為一派；而講武堂派則由郭松齡及張學良糾合東三省講武堂受訓學員自成一系。楊宇霆因見郭松齡與張學良相處至近，乃屢向張作霖進言，表示郭的兵權日重，恐生後患，宜加裁製。恰當此時，郭松齡經徵得張學良同意，將俘獲的直軍三萬人，除補充各部隊缺額外，餘二萬人，編成三個旅並委劉振東、劉偉、範蒲江分別為旅長。張學良回到奉天把這事報告給他老子時，不料，碰了一個釘子；張作霖不允所請。原因是，張作霖已採納楊宇霆的擬議，決定將這批直軍俘虜，分別撥給姜登選與韓麟春，各擴編一個師。張學良迅將這訊息電告郭松齡，但，郭認為此事已當眾宣佈，重要人事，業已成命難收。張學良回防時，郭松齡已把改編事生米做成熟飯，造成既成事實。事後，也只不過把補充旅的名義，改為補充大隊，實質上人槍並未撥出去。張學良和郭松齡既是同一鼻孔出氣，而且擴編的又是他屬下的部隊，他也就樂得順水推舟不加問聞。但郭松齡和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之間的隙嫌，士官派和講武堂派的裂痕則愈來愈深了。」7
是的，問題是嚴重的，如果說三萬俘虜的改編還僅僅是一些小的摩擦，那末，隨後的顯然有些考慮不周的封官晉爵，則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實，細想一下，也難怪，奉軍既是一個成分複雜的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武裝集團，它的穩定、興盛是相對的，而它的動盪、衰落則是絕對的。果然，奉張政權的這種表面的紅火時期並未持續多久，就又變生肘腋，風波迭起了。
「本來，當蘇皖兩省督辦人事尚在懸虛的時候，張作霖徵詢郭松齡，要他出任江蘇督辦。郭松齡不願放棄兵權，婉謝之餘，提出一個建議，主張由張學良為直隸督辦，並指揮軍務，既可拱衛京津，也可屏障東北，另調李景林督魯，張宗昌督蘇，姜登選督皖。郭認為這種安排，一旦東南有事，張宗昌足以當之，萬一不濟，不過失掉江蘇一省，不致動搖東北軍的根本。張作霖對郭的意見，未始不以為然。豈知問到李景林，李為直隸人（直隸棗強縣人），不願放棄督直職位，這時楊宇霆又放出風聲，認為張老帥若保少帥做直隸督辦，將無以服眾心。所以，最後終竟發表了楊宇霆督蘇和姜登選督皖。
「郭松齡見所提意見，未被接納，且又甚不齒楊宇霆的政客作風，一時心灰意冷，頗為消極。同年九月，奉派赴日本參觀軍事大演習，一時似有久居之計。就在旅日這段短時間，郭松齡似和馮玉祥幕中北京陸大同學某有了政治性的晤談，這就成為聯馮叛張的一個重要伏線。」8
這個評述是客觀的，有道理的。但我覺得，也還有些不足。上述種種固然是郭松齡反奉的一些重要因素，但他的倒戈與當時全國革命運動的影響及奉軍在蘇、皖的潰敗也有關係。本來，在奉軍打敗曹、吳接著又進軍蘇、皖時，郭松齡是很不贊成的，他「曾向張老將力陳：‘我們在東北有這樣大的地方，經濟富庶，人口有三千多萬，儘夠我們乾的。這次進兵關內，既已打敗了曹、吳，已足雪當年之恥，如再軀兵南下，勝則成為眾矢之的，敗則徒損老將威命；不如雄踞關外，趁機觀變，養精蓄銳，再謀一統。’……但由於楊宇霆要爭取江南魚米之鄉，併為東北軍開疆拓土，在老將前力主乘戰勝之餘威，軀兵南下。當年楊在奉軍中是出將入相的「諸葛亮」。張作霖對楊言聽計從，結果不出郭之所料，蘇皖得而復失。蘇督楊宇霆、皖督姜登選被孫傳芳、陳調元所軀逐，損失了三個師的兵力，奉軍聲名掃地。此次又要揮師入關，爭奪直魯，郭松齡更加反對，氣憤地對張學良說：‘東北的事叫老楊這幫人弄壞了，現在老楊又包圍老將，給他們去打地盤子，這個炮灰我不再充當了。要把東北事情辦好，只有把老楊這幫留學生趕走，請少帥來當家。’」9
不過，在那時，指望郭松齡用勸說的辦法去說服張作霖、楊宇霆，使他們懸崖勒馬，也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他們不僅毫無罷兵之意，反倒對郭松齡產生了懷疑。正巧，這時軍內有個赴日本觀秋操的差使，張作霖便順水推舟地把郭松齡打發走了。表面上講這是個體面事，讓郭到國外遊逛遊逛，實際是嫌他礙事，巴不得把這個糞堆裡的石頭——又臭又硬的角色趕開。而郭松齡呢，說實在話，也樂得趁機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甚至一去而不歸，所以他是雖有幾分惆悵，但仍然還是求之不得地匆匆啟程了。
他是由奉天往大連去日本的，臨別時，韓淑秀約他到天津相見，郭松齡與她心照不宣。
看來，機靈的韓淑秀是頗有些先見之明的，郭松齡早有異志，一個時期以來，欲有所為之心日益明顯，這一點她不僅非常瞭解，也是極力支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