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張學良的這一分析，周恩來雖覺著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認為並不確切。他沒有指責張學良，而是耐心地擺事實，講道理，歷數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結帝國主義，把人民推入十年內戰的血海的罪行，深刻說明蔣介石之所以不得人心，軍事上也屢遭失敗，並不是他軍隊少，更不是武器差，而是他多行不義的結果。最後，他高瞻遠矚地說：「我說這些，不是要跟他算這個舊帳，而是說，看問題既要根據形勢，放眼未來，也要有歷史觀點。不過，不管蔣介石怎樣仇恨共產黨，仇恨工農群眾，怎樣以怨報德，我們今天仍然希望他能改弦易轍，懸崖勒馬，儘快走上團結抗日的道路。你所說的‘逼蔣抗日’，不也是這個意思嗎？這其實也是符合統一戰線精神的，有團結，有鬥爭嘛，因為光鬥爭，弄得彼此關係緊張，當然不好，但光讓步也不行，讓步太多了，他會覺得我們都怕他，對團結抗日同樣是不利的。」
張學良高興地說：「對！今後我們就在聯合抗日的大前提下，加強團結，共同對敵吧。至於蔣介石，過去我同他接觸較多，關係不能說很好，但還能說得上話。照我看，他頑固是頑固，但只要我們用最大的力量去爭取他，是可以把他團結到抗日陣線中來的。」
「是嗎？你有這個把握？」周恩來似乎不大相信，「如果能把他爭取過來，當然很好，祝你成功。今後如需要我們配合的，你儘管提出來，我們一定大力協助！」
「對，對！」張學良興奮地說，「對蔣介石就得逼一逼，你們在外邊逼，我在裡邊勸，我們對他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3
隨後，他們還就紅軍和東北軍在抗戰中所擔負的責任、對日作戰的戰略、兩軍互不侵犯、互相幫助和經濟通商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達成了相應的協議。
會談結束時，天將破曉，此刻大地雖然仍是靜悄悄的，但遠處也隱隱傳來雞啼，它告訴人們，又迎來一個新的黎明。
張學良感到很興奮，雖然一夜無眠，卻毫無倦意，多年來使他疑慮重重、百思不解的許多問題，現在經過周恩來鞭闢入理的分析，大都冰化雪消、迎刃而解了，他怎能不如久旱逢雨、春風拂面、滿懷喜悅呢！也象長期壓在身上的一塊石頭落了地，頓覺渾身一陣輕鬆。事後他還常對他的部下談起這次會談，談起周恩來，總是讚不絕口：「周恩來虛懷若谷，處處以民族利益為重，共產黨確實了不起！」
4月10日清晨，張學良和王以哲出來送客，當他們把幾位穿著樸素的深色便裝的客人送出天主教堂大門時，張學良舉目東望，只見霞光滿天，一輪燦爛奪目的紅日冉冉升起了。
這次會談，由於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也由於周恩來和張學良都能以大局為重，相互信賴，使會談取得很大的成功，而這對張學良來說，也是他戎馬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為以後的西安事變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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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應德田：《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中華書局1980年12月出版。
2許滌新：《百年心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3月出版。
3關於周、張二人會談內容，曾參考了申伯純所寫的《西安事變紀實》及其他有關資料。
張學良傳--八月的西安
八月的西安
延安會談後，中共中央研究了張學良對反蔣抗日方針的不同看法，認為他的意見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既然象張學良這樣願意走聯合抗日道路的人對「反蔣」都難以接受，顯然，如仍堅持反蔣，對擴大統一戰線是不利的，所以採納了他的建議，將「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在5月5日發表的東征回師通電中，就沒有再提反蔣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諸公’提出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內、首先在陝甘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在《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中說：‘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還說：‘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1
紅軍為了抗日，於1936年春東渡黃河，不料，受到蔣介石和閻錫山軍隊的阻攔。為了顧全大局，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決定回師河西，停止這一戰略計劃的實施，並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向全國人民宣佈，出師抗日的紅軍之所以回師黃河西岸，不是對國民黨軍隊的堵截和進攻畏懼了，而主要是「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故決定「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並慎重地勸告南京政府：「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之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無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
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深得人心的舉動和決策，張學良都看到了，他是衷心擁護的，他對聯共抗日和爭取蔣介石等國民黨最高決策人物共赴國難更加積極了。據劉鼎回憶，在那個時期，張學良「主動承擔勸蔣抗日的工作，蔣介石走到哪裡，他就走到哪裡找蔣介石談聯共抗日的問題。這樣的情況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陽二次，西安一次），幾乎達到每月一次。談話中蔣介石總要擺出領袖架子，讓張學良聽他的話。蔣對張說，自己已經吃了共產黨的虧，頑固地認為和共產黨合作是不可能的，責備張學良年輕無知，易受騙。張學良一向好勝，不肯隨聲附和，堅持勸蔣抗日，說：「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把東北失去，再這樣下去，軍隊都不聽我的了。」兩人總是談不攏，時常衝突。
至於說，時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陝西地方實力派領袖楊虎城，他的進步傾向更是眾所周知的。出身貧寒，飽經憂患的楊虎城，早在辛亥革命時，就參加過反清的革命隊伍，以後又加入護國軍和靖國軍，投身討袁鬥爭，反對北洋軍閥，支援北伐戰爭。作為一個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富有愛國思想和正義感的軍人，他有一顆救國救民的赤子之心，「西北山高水又長，男兒豈能老故鄉。黃河後浪推前浪，跳上浪頭幹一場。」「西北大風起，東南戰血多。風吹鐵馬動，還我舊山河。」從他早年所作的這些充滿革命激情的詩裡，不難看出他是痛感社會黑暗、國事如麻，而迫切希望「勘定禍亂、萬姓鼓舞」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又增加了一層憂慮，對日寇的瘋狂侵略也特別憤慨，所以在1933年，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我熱河省、華北危急、平津危急時，他曾向蔣介石要求將十七路軍開赴華北抗日。當馮玉祥、吉鴻昌等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時，楊虎城不僅聲援，而且資助大批彈藥。1936年綏東抗戰，楊虎城又多次請纓殺敵。一次再次的愛國要求，都被當局拒絕，引起了他極大的不滿，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對的。2所以中共對楊虎城的統一戰線工作很重視，並且也是開始得比較早的。1935年冬，當楊虎城到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全大會」時，在南方從事地下工作的南漢宸就委託申伯純到南京去見他，向他介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後來，黨中央還派汪鋒帶著毛主席的親筆信，到西安來找楊虎城。汪鋒臨行前，毛主席接見了他，向他詳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西北軍的情況，指出西北軍和東北軍都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他們與蔣是有矛盾的，同「中央」顧祝同、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必然日益突出，所以是可以把楊虎城爭取到反對內戰和團結抗日這一邊來的。
這也就是說，在那時，團結爭取楊虎城有利條件是不少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險性。不過，汪鋒還是很有信心的，他在一篇回憶錄中說：「毛主席說，談判一定不要決裂，要談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這次出去，當力爭談判成功，如果談不好，有危險，也不懼怕。主席說，你說得很對，現在的時機是好的，我們連續打勝仗，他們一定很動搖，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準和危險是有的，我們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準備，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還具體指示：對楊虎城部隊要有個分析，多鼓勵抗日士氣，少談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進步的，少看落後的……」3
當時，汪鋒正是在這種正確的思想路線指導下前往西安與楊虎城談判的。二人見面之後，汪即說明來意，談了形勢和紅軍聯合抗日的主張，並遞交了毛澤東、彭德懷給楊的親啟信，信中說：「鄙人等衛國有心，劍履具備，行程二萬，所為何來，既達三秦，願求同志，倘得閣下一軍，聯鏢並進，則山河有幸，氣勢更雄，減少後顧之憂，增加全軍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