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潼關談判正在進行之際，西安內部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下，在和與戰的問題上發生了日益加劇的意見分歧。
在一月的最後幾天，主戰派的活動更為激烈。二十七日晚，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等人要求紅軍代表團派紅軍幫助他們打仗。代表團再三向他們解釋，打仗對營救張學良不利，只要三方面團結一致，保持這個強大的力量，張學良總會回來的。苗劍秋聽到代表團不主張打仗，就大哭大鬧，說：「你們不幫助，我們也要打」，「是否你們看著我們讓蔣介石消滅掉？」甚至威脅說，「你們不幫助我們打仗，咱們就先破裂」，等等。孫銘九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來面前長跪不起。就這樣一直鬧到後半夜。最後，代表團答覆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容我們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覆你們。」
……三十一日晚，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何柱國、周恩來，分別代表十七路軍、東北軍和紅軍，在王以哲家中舉行最高軍事會議，最後決定和戰大計。會議由楊虎城主持，于學忠首先發言。他根據當時內外夾攻、腹背受敵的形勢，認為不僅不應打，而且也不能打。王以哲、何柱國都表示同意。楊虎城雖然派人和顧祝同談判，但是沒有放棄必要時不惜一戰的打算，這時在會上既看到東北軍方面三位將領都主和，也就表示十七路軍仍願與東北軍一致行動，同意和談。最後，周恩來發言說明紅軍方面的態度，大意是：紅軍方面原來堅決主張和平解決事變，以後東北軍、十七路軍兩方面有許多人堅決主戰，為了團結，紅軍曾經決定只要東北軍、十七路軍兩方面一致主戰，紅軍也可以保留原來的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參加作戰。這次會議兩方一致主和，紅軍方面當然是贊同的。於是會上作出了堅決促進和談成功的決定。
……但應德田、孫銘九等人堅決反對繼續和平談判，認為王以哲、何柱國主張繼續和談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們是「叛徒」，應該除掉他們。二月一日的晚上，西安街上出現了應、孫等張貼的「除奸」標語。當日深夜，應德田、孫銘九等擬定了捕殺王、何的計劃……
當時王以哲臥病在家，於文俊率隊闖進王家，在臥室將王殺害。何柱國和于學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楊虎城公館，經楊保護，得免於難。
當天下午，東北軍代參謀處長鄧玉琢擬就東北軍、十七路軍全線即日出擊的合同作戰命令稿送楊虎城、于學忠簽發，一面用電話聯絡前方將領預作準備，但前方將領均不接電話。
二月三日晨，東北軍前線部隊自動撤出渭南前線，渡過渭河開到高陵，劉多荃師且有一部掉轉槍口，開回臨潼，向西安方面警戒，聲言為王以哲復仇。應德田、孫銘九、苗劍秋等聞訊，不知所措，驚恐萬狀。為了避免事態擴大，儘可能減少損失，以利於團結抗日，周恩來一面對應、孫、苗的錯誤行為進行嚴厲的批評，一面與楊虎城，于學忠等商量，冒著袒護少壯派的嫌疑，派劉鼎把他們三個人送往三原紅軍駐地。楊虎城也在周恩來支援下，用軍事力量迫使東北軍衛隊團撤離西安。這樣，才避免了一場東北軍內部大規模的互相殘殺。
應德田、孫銘九等出走後，東北軍部分老派將領劉多荃等將於文俊殺害，祭奠王以哲。事變後提升為一○五師第一旅旅長的青年將領高福源，對於西安「三位一體」的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根本沒有參與二·二事件，也被劉多荃下令殺害。
紅軍代表團聞知王以哲被害，當即派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劉瀾波去渭南，向前方將領說明中共對事件的態度，表示中共反對殺害王以哲這種錯誤行為。周恩來在王以哲家靈堂還未設好時就親自率領代表團成員前往弔唁，使王以哲的家屬和東北軍老一輩將領深受感動。二月四日，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電唁王以哲家屬，對王以哲在西安事變中「主持和平，力求統一團結，乃見惡於少數不顧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悼惜。紅軍代表團和中共中央的態度對於穩定人心、扭轉危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應德田、孫銘九等少數少壯派的魯莽行為，造成了東北軍內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談判和營救張學良的實力和地位，其後果是嚴重的。
二月三日，由於扼守東線的東北軍劉多荃師自動撤退，敞開了西安的大門，中央軍得以順利進駐渭南。劉多荃並與繆澂流在高陵召開東北軍軍事會議，宣佈接受乙案，全軍東開。紅軍代表團曾努力勸說東北軍方面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與紅軍靠攏，以便將來共同東出抗日，東北軍高階將領都不同意。
二月四日，潼頭談判恢復，不久雙方即按照乙案達成協議。
二月五日，楊虎城、于學忠和西軍將領發表和平宣言……表示「但求抗敵救國之策得以早日實現，對內固不惜最大之隱忍，對外更不計一切之犧牲」，決心「以張副司令之心為心，竭其全力，為國效死」。宣言還提出了關於恢復張學良公權、移防位置酌予變更、張學良返陝訓話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維持愛國民眾團體、安置流亡人員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