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口是浙東著名的風景區，旅遊區。這裡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有一篇題為《武嶺樂亭記》的文章，對此地的湖光山色作了極為形象的描繪，語曰：「武嶺突起於剡溪九曲之上，獨立於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為萬山所景仰……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瀠洄，游魚可數……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真。」
在溪口鎮的西北方，大約十公里處，有一座海撥八百米的風光秀麗的高山，名叫雪竇山。它為什麼起了這麼一個頗富詩意的名字呢？原來此山有個千丈巖，飛瀑如雪，山鳴谷應，甚為壯觀，「拔地萬里青嶂立，懸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機絲掛，映日還成五色文。」北宋的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曾來此遊歷，並留下上述千古傳頌的詩篇，據說此山的得名就與千丈巖的形同龍騰虎躍的雪白的飛瀑有關。
雪竇山不僅峰巒疊翠，景色如畫，名勝古蹟也很多。雪竇寺是浙東名剎，也是我國佛教禪宗十剎之一。它始建於唐代，這裡古樹參天，建築宏偉。在離此寺不遠的西側，即水基岩風景區，便是中國旅行社的所在地。它雖然並不是什麼富麗堂皇的大賓館，只是一棟兩層樓房，內有一些客房和餐廳，但卻小巧玲瓏，造型美觀，猶如一朵盛開的鮮花，掩映在林木蔥鬱的雪竇山畔。無疑地，對於那些富裕並有閒情逸致來此旅遊觀光的人來說，這當然不失為一個目迷五色、令人心曠神怡的境地。但對時時有軍警特務嚴密監視的張學良來說，卻絲毫引不起觀賞的興趣，置身在這與外界隔絕的深山裡，不僅使他感覺愁苦，也更增添了他的孤寂感。尤其在他初到雪竇山的那些日子裡，那把樹枝吹得沙沙作響的寒風，那一聲聲哀怨愴涼的晨鐘暮鼓，都常常使他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但張學良是堅貞不屈的，他沒有被眼前的挫折壓垮，沒有一蹶不振，而是仍然想著他的十七萬東北軍，想著「三位一體」，想著西安；他仍然以大局為重，想著如何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想著抗戰。在論及此一問題時，張魁堂指出：
西北是張學良希望之所在，他本以為只要「三位一體」存在，不僅事變可以和平解決，他也可以獲得自由（筆者按：根據當時的形勢，只要西安「三位一體」很團結，用和平方法救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個認識並不錯）。後來由於東北軍少壯派殺了主和將領王以哲，破壞了「三位一體」的團結，使救張的力量受到嚴重削弱，救張希望終成泡影，這原是很清楚的史實。但有人說，王以哲被殺之後「蔣介石最大的憂慮是少壯派得勢把紅軍引入西安，因此決定立即釋放張學良……後因獲悉‘二二事件’已和平解決，於是蔣介石再次（據說第一次想放張是在軍法會審之前，蔣預計西安不會輕易放回十多位軍政大員和五十架戰鬥機，因此計劃……讓張回到西安，因西安爽快地交還了人質和飛機，所以該計劃被取消）取消了釋放張學良的計劃。」1
實際上，蔣介石早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後期，就產生了要把張學良弄起來的想法，一離開西安就通過祝紹周、戴笠等人對囚張進行策劃；到南京之後，又對如何審張和「管束」張作了周密的部署，哪裡會有釋張的可能？這也正如白竟凡、魚汲勝在《對「蔣介石曾兩度打算釋放張學良」一文的考證》中所說的：「至於說，蔣介石因為西安方面很爽快地釋放了人質和飛機，便取消釋張的計劃，這只不過是一種推論。事實是張學良在西安機場時即囑楊虎城放了被扣的中央大員……楊虎城於27日給南京軍委會譯轉陳布雷電：‘有感電誦悉，辭修，慕尹等於本早分乘飛機，火車遄返矣，特復。’……楊虎城對大員問題的態度，蔣也知道，無論從楊的政治處境或軍事處境來看，除放大員外，楊別無選擇，因此蔣用不著以放張回西安去解決釋放大員的問題，所以釋張與放大員問題並無必然的聯絡。」至於二度釋張是因少壯派鬧事，後來取消釋張，是因為「二二事件」已經解決一說，更難成立，這亦如白、魚文章所談的：「在輿論壓力下，1937年1月27日，蔣介石不得不在致顧祝同轉東北軍將領電中偽言：‘關於漢卿出處問題，一俟移防完畢，口（餘）可保證，必為負責請求，使漢卿出而效力國家，至於復權，更不成問題’……如協議順利實施，則對蔣介石繼續扣張發生輿論上的不利，因為蔣介石虛假答應釋張的條件就是東北軍移防，它是有電報文字為根據的，不好賴帳。蔣介石要堅持扣張，需要找到新的藉口。恰在這時‘二二事件’發生了……蔣介石才得以‘孫銘九暴動’為藉口而對釋張的虛假諾言拒不認帳了……由於‘二二事件’，東北軍老派不願執行甲案而執行乙案，東北軍東調，三位一體不復存在，所以營救張將軍的力量削弱了，蔣介石才無所顧忌地長期囚禁張學良。」2然而「二二事件」之後，「三位一體」體解，東北軍、十七路軍各自東西，只能是依依惜別；加之蔣介石令其「讀書思過」，自由又暫時無望，張學良悽愴心情自是難免。……
儘管如此，張學良始終以國事為重，他讚揚楊虎城「苦心支援危局」，勉勵其「為國努力，不可抱奮事之想」。他呼籲西北方面為國家犧牲無所吝惜，「凡利於國者，吾輩尚有何惜乎？！」他還讓何柱國捎信給東北軍各將領，要他們「服從中央命令，團結力量作抗日之準備，以遂初衷」。並讓何口頭轉告他們：「我為國家犧牲一切，交了一個朋友，希望各袍澤今後維持此一友誼。」張學良將軍身處逆境，在精神上承受巨大壓力之時，還時刻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不忘與中共的友誼，他的情操是十分高尚的。3
但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一個熱情、開朗、並且酷愛自由的人，一個馳騁疆場、英姿煥發的抗日愛國將領，如今竟然幽禁古剎，報國無門，這對他的打擊和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確實是難以忍受的。要不是後來由於于鳳至找到了她的乾姊妹宋美齡，由她向蔣說情，好不容易來到丈夫身邊，使張學良的情緒稍有好轉，這最初的囹圄之苦，還真不知怎樣才能度過呢！對於將軍此時此刻的心態，對於張、於這對患難夫妻的獄中重逢，以及楊虎城代表前來探望的情景，《少帥夫人》一書曾作了擲地有聲、催人淚下的描繪。作者寫道：
春雨霏霏。整個雪竇山顯得岑寂而恬靜。
「我要出去。」張學良道：「在裡邊悶死我了，我要上山散步！」劉乙光（引者按：此係監管張將軍的特務隊長）卻站著不動：「副座，外邊下著雨呢！」
「怎麼，現在我連出門的權利也沒有了？」張學良激動地大聲說道。
「不，副座，現在我要帶你去看一個人！」
「誰！」
劉乙光皮笑肉不笑：「見了面你就知道了！」張學良疑惑地穿好衣服，隨著劉乙光進了黑暗的走廊，劉乙光輕輕地推開一扇房門。立刻，張學良驚愕的目光盯住了裡面床頭上的一個熟悉的女人背影。她穿著紫色棉旗袍，頭髮有些蓬亂，渾身顯得風塵僕僕。
「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