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城將軍原來不是留在西安，一直代替張學良將軍負責那裡的軍事工作嗎？怎麼也被捕並被關押到息烽來了呢？
原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楊虎城和于學忠都受到所謂「撤職留任」的處分（蔣氏的食言，處處可見）。不久，又令楊「出國考察」。楊即於1937年6月29日動身出國。隨行人員除夫人謝葆真、二子拯中外，還有幾個工作人員。七七事變發生後，他曾致電蔣介石要求回國參加抗戰，卻遭拒絕，讓他繼續在國外考察。後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進一步擴大，楊虎城對考察十分不感興趣，再次要求回國；加之，他在國外的抗日言論，也使南京政府不滿，所以10月初才又接到宋子文來電，讓他「自動返國」。當時，將軍部屬認為宋的電報缺乏誠意，表面看說得好聽，實際裡面大有文章，因為宋光說「各方同志紛紛集會，共赴國難」，而對張學良卻隻字不提；另方面，要楊將軍回國，為何蔣不電召，而卻由宋來電，還莫名其妙地說了句「宜自動返國」，這豈不是為日後迫害將宰作預謀嗎？所以那時很多朋友都勸他不要回國，或看看形勢發展再說，但楊虎城仍然堅決主張儘快回國，他說：「我們發動‘雙十二’事變是為了抗日。現在國內全面抗戰已起，如我仍然逍遙國外，實無臉面對待中國人民。至於我回國之後，不管蔣介石怎樣對待我，我絕不追悔，只要問心對得起國人，死何足惜！」1友人勸阻不住，將軍遂於11月26日回國。當他路過香港時，仍有些友人對他的安全擔心，認為他還是不再與蔣介石打交道為好。中國共產黨人對他作了誠懇的規勸。當時，「張雲逸是中共中央駐香港代表，按黨中央指示，特地去拜訪了他。張向楊轉達了我黨中央歡迎他同我黨共籌抗日的意見，並具體建議他直接到武漢會見周恩來同志，然後到延安去。張雲逸還向他概述了張學良一片愚忠得到的結果，以及抗戰前後蔣介石的一些作為，希望他能引鑑前車，洞察其奸，臨事慎重，不要再蹈覆轍。無奈楊將軍當時對蔣介石的本性仍然認識不足，以己心度之，以為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實，因而拒絕採納共產黨的建議，率然去見蔣。誰知，蔣介石根本沒有等到他來，就先下了手……」2
原來，那時蔣介石來電，囑至南昌相見，並派戴笠迎接。實際戴並未前往迎接，而是電約楊將軍至長沙，再同去江西。楊虎城即先期乘飛機去長沙（機票是宋子文拿來的。宋後來來港，並與楊作了長談）。當時，特地來港迎接的一一七師（十七路軍的一支軍隊）全師將士的代表王根僧（副師長），為保護將軍，向宋一再要求，才勉強要到一張機票，與楊同行。他們到長沙後，又據戴笠留條去武昌（戴已到武昌去了）。這之後，楊虎城的情況就每況愈下，完全落入南京當局的圈套了。
關於楊虎城被捕經過，王根僧當年曾寫了日記，其中有幾則是這樣說的：
十二月一日午後三時三十分車抵武昌車站，戴笠率行營及省府人員約百餘人在車站迎接。當即安頓我們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發覺有特務人員秘密監視，楊將軍去訪于右任時亦然（「據於說：
他們兩人談話時，跟去的特務竟敢旁坐不動，經他斥責後，才到外邊去了。可是還不時進來，催促楊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氣極了。」——筆者轉引），我當時將這種情況密告楊將軍。楊將軍說：「我又不是回來作漢奸，中央不需要這樣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話。
二日午十二時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漢口空軍航空站，已預備小飛機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來安排是楊將軍、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當時經我再三要求，始臨時將副官叫下來，準我上機。午後一時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緯路戴笠在南昌的辦公處所。當車抵寓所附近時，我瞥見有一隊憲兵正在周圍佈置崗哨……我乘機將所瞥見的情況告知楊將軍，我說可能已把我們監禁起來了。他仍然說：「我又不是回來作漢奸，他們不需要這樣做吧！」
（現在想起他這句話，是多麼光明磊落呵！）……應該試探一下。我當即挾著一套襯衣褲和毛巾、肥皂，佯裝出去洗澡，果然被門口衛兵攔阻，並說外面風聲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樓上告知楊將軍，他長嘆一聲，默默無言者久之。
三日戴笠表面上招待我們甚是周到，伙食特別好，並和我們有說有笑，但迄未談及蔣介石何時來南昌，至此我們也已瞭然。
五日聽說蔣介石即來南昌，晚餐時楊將軍詢問戴笠，他說不確。楊將軍判斷當時情況，也認為蔣介石不可能來南昌，並且說既把我們弄到這個地步，他來與不來，都不相干。
八日楊將軍讀報，得悉日軍已達南京近郊湯山一帶，不勝憤激！他說：「我今不能上前線殺敵，至感無聊！作為一個軍人，能上前線多殺幾個外國敵人，才算得光榮！
若論內戰，則難免一將功成萬骨枯之譏！」云云，於此足見楊將軍的苦悶心情。
十日午後一時許又發警報，警衛人員帶我們到江邊下沙窩隱蔽。午後五時四十分，戴笠說：敵機常來轟炸，城內不安全，請楊先生遷到鄉下去。要他立即上車。當時戴不准我隨去，我揮淚送別……3
是的，這是不尋常的分離，或者勿寧說是永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