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像機無聲地記錄著這一切，真實地記下了一位母親的痛苦和悲傷。
楊志遠就是在那一刻決定要給周至誠省長打電話的。因為明天就是高架橋坍塌事故中死者的頭七，根據林原的習俗，親人逝去後第七日，是必須祭奠亡魂的，讓親人的魂魂不再四處漂泊，以便早日轉世為人。楊志遠知道這是迷信，可他情願相信這是真的，因為這畢竟可以給生者帶來一絲心靈上的慰藉。其實即便是由政府出面組織一次悼念活動，也用不著省長出面，但以楊志遠對省長的瞭解，省長堅韌的外表下面，深藏著一顆對天下蒼生赤誠的憐憫之心，在頭七這種場合，省長的出現會更具感染力，楊志遠相信周至誠省長會同意他的觀點。
果然，周至誠省長在聽楊志遠說完佘睛的遭遇之後，好半天沒說話，許久，周至誠省長才說：「好，志遠，就按你說的辦，我明天一早會和調查組的同志們一起到林原來。」
楊志遠和省長通完電話後，又和徐建雄進行了磋商，楊志遠認為有必要遵循民間習俗，在頭七到來之時解除高架橋現場的警戒，允許市民到現場進行祭拜，民警的職責應由嚴防死守轉為維護現場安全和秩序，不得再無故阻攔市民進行祭奠活動。楊志遠和徐建雄都清楚，林原這地方民風強悍，如果在頭七到來之時，阻止市民進入現場祭奠和悼念，說不定會發生更大的群體性事件。現在高架橋坍塌中到底有多少的遇難者，除了胡捷他們，徐建雄和楊志遠都無法真正清楚，失去親人的感覺是焦慮和痛苦的，尤其是這種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情況更會讓死難者的家屬群情激憤，如果警察還是據守現場，不讓家屬靠近半步，到時衝突只怕無法避免。楊志遠認為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清除隔離帶，讓市民的情感得到必要的宣洩，這樣市民的情緒才不會像乾柴，一點就燃。徐建雄一聽楊志遠的分析有理，點頭同意，馬上通知沈炳元必須無條件的解除警戒，並且務必要確保悼念現場市民的絕對安全。
楊志遠他們離開坍塌現場的時候，警察已經開始清除聳立在隔離帶上的條紋塑膠布，封閉了六天的出事地段這才得以重見天日。
離開坍塌現場的時候，楊志遠忍不住再回頭看了一眼，微風徐徐，細雨綿綿，或黃或白的菊花在廢墟間隨風搖曳，菊花無語，一如楊志遠他們此刻的心情，淡淡的，充滿了憂傷。
第16章無語的憂傷（2）
與此同時，省委的會議室裡，由周至誠提請緊急召開的省委常委會上，在對是否立即向林原派駐事故調查組這一點上，周至誠和馬少強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馬少強這人雖然一貫強勢，但在常委會上如此不顧一切地和省長直接對抗，這種情況並不多見，馬少強雖然也是省委常委，但再怎麼也無法和周至誠相提並論。常委們都知道，政治是需要智慧的，有時候政治還需要適當的妥協。周至誠省長既然執意要派出調查組，那就派好了，有什麼好反對的，再說了，林原方面既然出了這等事情，派個調查組下去很正常，也沒有可以反對的理由。常委們的心裡都感覺有些異樣，覺得馬少強為了這樣一件無關痛癢的事情公然和周至誠叫板，實在無此必要，馬少強此舉有些讓人不可理喻，自然也就不同尋常了。誰都知道，馬少強是從交通廳起家的，其沒有在林原從政的經歷，林原並不是其根基之地，馬少強實在犯不著和周至誠如此論戰。即便是胡捷是其部屬，需要力保，那也得在事故的定性上去想辦法，不急這一時。常委們都覺得馬少強此舉有些意思，值得琢磨。
周至誠說：「少強同志，你說說，你如此強烈地反對調查組進駐林原的理由又是什麼？」
馬少強說：「在傷亡人數沒有核實之前，就貿然派調查組下去，這是不是對林原市委市政府的不信任？」
周至誠笑了笑，說：「少強同志，那你說說，該怎麼核實，讓林原自查？你覺得會查出結果來嗎？」
周至誠繼而話鋒一轉，語氣嚴厲，說：「我們派調查組下去，不就是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為了對下面的同志負責麼。我們都知道林原歷來民風強悍，我們政府說是2死5傷，但民間的傳言卻遠遠不止這個數字，有許多的民眾開始打著橫幅尋找在那個坍塌時段同時失蹤的親人和朋友。你敢說這是一種巧合，你能說這是民眾無事生非。先不要說我們省委對林原是不是信任，這個意義其實不大，我們應該考慮的是民眾對林原市委市政府信不信任的問題，為什麼民眾總是不相信政府的公告，總是對政府的行為提出質疑，產生這種信任危機的根源又是什麼？」
周至誠的話鏗鏘有力，馬少強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
周至誠接著說：「林原現在已是謠言四起，如果我們不派調查組下去儘快弄清事實真相，給人民一個說法，而是任由事態的發展、惡化，那我們就是置黨性原則而不顧，置人民利益而不顧。林原市委市政府有沒有瞞報，我們現在誰都不能確認，只有經過調查，我們才會有發言權，白的黑不了，黑的也白不了，如果事實證明林原是無辜的，那麼我們就把事實公之於眾，讓民間的謠言自動終止，林原的同志們受點小委屈又算得了什麼。當然如果林原方面刻意隱瞞事實的真相，那這其中就有許多我們需要深挖和反思的問題，我們就有必要去弄清楚這事件背後的真相又是什麼，林原又在害怕和逃避什麼。」
周至誠說：「我們捫心自問，當小浩天那天早上在上學的路上失蹤，我們就可以那麼問心無愧、信誓旦旦地認為小浩天的失蹤跟高架橋的坍塌沒有必然的聯絡？我們又怎麼去解釋孩子的紅領巾遺留在現場的這個事實？當一個母親早晨把自己12歲的孩子放心地交給了社會，而這個社會回報她的又是什麼？當一個母親躊躇在林原的大街小巷，滿臉憔悴、撕心裂肺地呼喊著孩子的名字，請問我們這些黨的高階幹部此刻又在幹什麼？有沒有主動去為孩子的母親分擔一點點的憂傷承擔一點點的責任？你能說你此刻正在想著怎麼去為全省人民謀福祉嗎，而這個所謂的福祉又在哪裡？這是不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天下百姓蒼生不需要你講這樣或那樣的大道理，他們需要的是你實實在在為他們做實事，哪怕你就是給他一句言語上的安慰，也比講大道理強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