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棗樹太老了，砍了。」舅舅用蒼老的聲音說。
我記得那大棗樹的樹幹兩個人才能抱過來，是弧形的，很好往上爬。樹葉覆蓋了整個院子，一到雨後，滿院子的紅棗，讓人看了就興奮。
小時候，我和我姥娘就住在老屋裡。老屋是露著房梁的。有一天早上，麻雀嘰嘰喳喳地叫著，我姥娘在飯屋裡做飯，不停地拉著風匣，我躺在床上睡懶覺，我雖然閉著眼睛，但清清楚楚記得自己是醒著的，後來一睜眼身子就動不了了，難受得很，只見房樑上坐著一個「小人」衝著我直笑，還對我比比畫畫的，我既動不了，也說不出話，但心裡清清楚楚的，我拼命掙扎，越掙扎，那「小人」越笑，我急壞了！
這時候，院子裡傳來了我姥娘喚雞的叫聲，並且推門進了屋，那「小人」突然不見了，我的身子也能動了，我一撲稜坐了起來，對姥娘說剛才發生的事，我姥娘說，你碰上「狐仙兒」了。
後來，我跟母親也提及此事，母親說，她小時候也在屋裡遇見過這事兒。我對遲小牧說起此事時，他一點兒也不相信。
舅舅家門前原來是一片菜地，姥爺的墳就在那兒，就像從未見過爺爺一樣，我也從未見過姥爺，不過，後來村裡要在那片菜地裡蓋小學，姥娘只好給姥爺遷墳，墳挖開以後，姥娘將姥爺的屍骨一塊塊地撿放在一塊藍布上，我就站在旁邊，姥爺的頭骨上一顆牙也不少，這是我見過姥爺的第一面，也是最後一面，姥爺的墳就遷到了小清河的邊上。後來姥娘與他合葬在一起了。
北灘頭的一切我太熟悉了，我無法停止懷舊。我和舅舅跪在姥爺和姥孃的墳前沉默不語。舅舅點著兩支菸，又倒了兩盅酒放在墳前，低低地說：「爹、娘，你們的外孫子來看你們來了。」舅舅的話音剛落，我的眼淚就已經模糊了雙眼。我默默地磕了三個頭，渴望兩位老人靈魂安息。
我對生死的認識就是從北灘頭開始的，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一天中午，我和夥伴建國、東昇去打豬草，我們橫渡過小清河，偷吃了一頓梨，然後又橫渡回來，將籃子打滿豬草，高高興興地往回走。
快到東昇家裡時，就見東昇家的院內院外圍滿了人，哭聲一片。東昇知道家裡出事了，拔腿就往院子裡跑。我和建國也緊跟在後面，跑到院子裡，看見兩條板凳搭了一塊門板，東昇的父親一動不動地躺在門板上，臉色蠟黃。東昇的母親悲痛欲絕。建國的母親在一邊安慰。我聽旁邊的人說，東昇的父親中午正喝著酒突然就死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死人，害怕得不得了。不可思議得不得了，那時想，一個活生生的人怎麼說不動就不動了呢？我好幾天都吃不下東西，而且不敢出院子，還是建國天天來陪我，才慢慢地好起來。
從那以後，目睹了數十次生生死死，彷彿也麻木了，生死不過是個輪迴，生不帶走，死不帶去。單位同事的父親母親死了，去出個殯；單位的老同志病故了也去出個殯，連東州市前任市長在美國出車禍死了，我和同事還一起佈置過靈堂。然而，真正觸動我靈魂的死是張國昌的死，他的死讓我對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生的最終意義就是將來對死要有個交代。交代好了名垂青史，交代不好遺臭萬年。最起碼要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點美好的回憶，就像我奶奶和我姥娘，無論我走到哪裡，無論我長到多大，心一靜下來眼前就閃過她們慈祥的笑容。
張國昌對我也是有過好的記憶的，因為畢竟他對我有知遇之恩，但他對於老百姓卻不好交代，他只有以死謝罪，死了人們還不依不饒，還要寫小說、寫報告文學、寫紀實文章來罵他，還要拍電視劇來警示後人。這樣的死讓活著的親人無比痛心。
離開舅舅家，我和遲小牧都有些感慨，遲小牧不像來時那麼活躍了。
「小牧，是不是累著了？」我笑著問。
「不是，我是想我媽了。」
我一聽笑了，心想，出來才幾天，這不像一個快到中年的人說的話。過了德州，看到了一片棉花地，遲小牧把車停下。
「老鄉，哪兒能買到新棉花？」遲小牧搖下車窗問。
「那兒的棉花都是新棉花。」老鄉指了指棉花地邊上的一趟平房說。
我和遲小牧走過去，原來這趟平房是一個小型棉花加工廠。
「小牧，買棉花幹什麼？」我不解地問。
「我媽一直讓我給她買點新棉花給我爸做棉襖用，我一直沒當回事。」
「買一件新棉襖不就得了。」我笑著說。
「我爸不喜歡穿買的棉襖，就喜歡我媽做的棉襖，我爸說穿上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