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李達的說法：馬林和中國共產黨共患難了一次。
這次遭遇對陳獨秀影響極深。他通過切身經歷才真正感悟道：「不光是開展活動、發展組織需要錢，就是從監獄裡和敵人槍口下營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離不開一定數量的經費。這些現實問題，的確不是憑書生空口的豪言壯語能夠解決的。」
陳獨秀本人極重感情，一番波折，無形中增進了他對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達回憶說：「他們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的解決。」
有了這個基礎，陳獨秀最後同意了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當然，陳獨秀還是繞了個彎，就是用中共中央下設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繞了個彎，下了個臺階，但最後畢竟還是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援助。
據包惠僧回憶，當時陳獨秀與馬林達成的共識大體是：
一、全世界的「共運」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二、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絡的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劃和預算，每年都要由赤色職工國際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援助。如確有必要時開支，由勞動組合書記部調撥。
那麼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我們從共產國際給孫中山政府的，給蔣介石的黃埔軍校的，給馮玉祥的北方西北軍的援助來看，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援助，只能說是九牛一毛，提供的數額極其有限。
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報告，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共收入共產國際協款16 655元。因黨員人數不多，全黨還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隨著1925年以後黨員人數大幅度增長，共產國際所提供的費用遠遠跟不上這一增長速度了，全黨人均支出由最初的人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人均4元。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援助，主要都轉到了國民黨方面。
儘管經費援助十分有限，但對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這依然起到了非常大的幫助作用。
據陳獨秀統計，建黨初期黨的經費約94%來自共產國際，黨又將其中的60%用於了工人運動。顯然，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能夠很快在工人運動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同共產國際提供經費幫助分不開，也同中共將其絕大多數用於工人運動分不開。
黨的組織不斷發展，以革命為職業者漸多，各種開銷日漸加大。20世紀20年代脫產的共產黨員，組織上每月給30元至40元生活費。儘管「二大」明確規定了徵收黨費的條款，但大多數黨員實際生活水平本來就很低，黨費收入便極其有限。陳獨秀在「三大」上的報告稱：1922年「二大」之後，「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黨員繳納的黨費不足3000元，而同期黨務支出已達18萬元。若再將這一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少共國際、濟難國際等提供的黨費、工運費、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別費等總算起來，有近100萬元之多。
比較起來，黨的經費自籌數額實際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儘管共產國際援助中國共產黨的數額遠遠少於國民黨接受的數額，但必須承認，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8.陳獨秀為何無法走出獨立自主道路（下）
共產國際對早期毫無經濟來源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援助，為中共的發展起到巨大的幫助作用，但同時也因這種有限的援助所形成的依賴關係，給中國共產黨人造成了相當的損害。
1922年春，馬林提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建議，陳獨秀強烈反對。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富創見。在荷屬殖民地求解放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統一戰線經驗的馬林，看到當時中共僅是幾十個知識分子組成的小黨，與五四運動以後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不相適應，加上孫中山也不同意黨外聯合，因此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用國民黨在全國的組織機構和政治影響，使共產黨迅速走向工農大眾、迅速發展成長壯大起來，這可以說是革命黨人戰略與策略的高度融合。
但也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含風險。雖然中共黨員皆以個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產黨進入到龐大的國民黨裡去，怎樣保持其獨立性而不被吞併？
怎樣維護蓬勃的銳氣而不被官僚化、貴族化？
怎樣堅持自己的主義而不變成別人的尾巴？
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會因喪失原則而變成壞的機會主義戰略。
馬林的建議中還隱含著一些錯誤估計。他認為中國革命只有兩個前途，或者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或者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終止。馬林把是否加入國民黨看做是決定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生死存亡問題，他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中稱「中國政治生活完全為外國勢力所控制，目前時期沒有一個發展了的階級能夠負擔政治領導」。
創見、風險、謬誤就這樣奇妙地組合在了一起。
馬林在強調國共合作的好處，陳獨秀在強調這種黨內合作的壞處，一時間與早先的經費之爭一樣，雙方再次陷入僵局。
但之前已經承認了「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種僵局不可能像上次那麼持久了。
馬林在他的建議遭到陳獨秀拒絕後，立刻動用了組織的力量。
共產國際從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作出一系列命令、決議和指示，批准馬林的建議，要求中國共產黨執行，並令中共中央與馬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就這樣，在1922年8月馬林親自參加的中共中央杭州會議上，儘管多數中央委員思想不通，但組織上還是服從了，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決定。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今天回過頭去看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大革命實踐，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策基本是正確的。說它正確，是因為正是這一決策種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種子。而在正確前要加「基本」二字，是因為它僅僅簡單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卻沒有任何具體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實際上是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的力量與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敗的種子。
目標與風險成正比，這是任何決策都無法規避的兩難。夾在兩難之間的，是陳獨秀。
長期以來人們說陳獨秀的領導是一言堂、家長制。包惠僧一語中的：「以後（接受經費以後）就不行了，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他想當家長也不行了。」
曾經叱吒風雲地領導新文化運動、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的陳獨秀，大革命失敗，你說有沒有他的問題？面對共產國際作出的一個又一個決議，有時明知不可為，也只有放棄個人主張而為之，確實暴露了他在領導方面、領導力和路線選擇方面的問題。但是按照共產國際當時那種說法，把很多罪名都加在了陳獨秀的身上，讓陳獨秀承擔大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與對共產黨路線指導的一切錯誤，這未免太過分了。
共產國際的指導有問題，斯大林的指導有問題，但是共產國際不承認，斯大林也不承認。最後指責陳獨秀用什麼語言？《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陳獨秀「這個死不改悔的機會主義者，實際上是汪精衛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這種似曾相識的扣帽子習慣和無限上綱的語言風格，竟然早在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就已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國。
陳獨秀下臺以後，在個人反省期間經常唸叨的一句話就是：「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這是他終生想要實現而未能在自己手上實現的心願。
9.李立三和他的「立三路線」為何失敗
陳獨秀力圖使中共獨立於共產國際沒有做成，繼陳獨秀之後，第二個想獨立自主於共產國際大幹一番的是李立三。李立三的個性跟陳獨秀非常相像，而且他比陳獨秀更過的是什麼？李立三的脾氣更加暴烈。李立三革命之堅決與脾氣之暴烈，盡人皆知。
1920年年初，李立三赴法國勤工儉學，在船上和別人下象棋，象棋輸了他竟然把棋盤一掄，棋子撒了一地。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爐前翻砂工，別人不願幹，他幹，出大力流大汗，他都樂在其中。他的師傅是法共黨員，21歲的李立三從師傅那裡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到學生運動和爭取華工權利的鬥爭之中，而且情緒激昂。提到反動勢力，他就喊：「推翻！打倒！殺掉！」因敢闖敢拼，橫衝直撞，留法學生送他個綽號——「坦克」。
另外，李立三還有一個鮮明特點，演說感染力極強。當時國共合作，李立三加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大都是一些老委員了，資格老，年歲大。讓這些國民黨中央委員特別感到耳目一新、為之一振的，就是兩個加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中共新銳，一個是李立三，一個是毛澤東，講話口若懸河。
李立三在我們黨內有兩個非常大的功勞，現在很多年輕人甚至很多黨員可能都不知道。第一個是1922年的安源路礦大罷工，這是黨在早期組織大罷工唯一成功的先例。李立三是安源路礦俱樂部的主任，是這次大罷工的主要領導者。當然，後來李立三犯了路線錯誤，對於這次大罷工，我們更多講的是劉少奇。劉少奇同志也是當時安源路礦大罷工的領導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安源路礦大罷工的第一號人物還是李立三。
我們黨早期的黨員，很多都是來自於安源路礦的礦工，安源的礦工黨員在我們黨內佔了很大的比例。1924年年末中國共產黨只有黨員900人，其中安源煤礦的黨員就達300人。這是李立三對我黨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後來「二七」大罷工失敗，五卅運動失敗，很多黨員被殺，我黨損失很大，唯有安源路礦大罷工是我們黨大革命時期碩果僅存的一例。
對此，劉少奇曾說這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工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
這一勝利對全國工人運動影響巨大。京漢鐵路罷工失敗後，各地工會組織全遭封閉，被迫轉入地下，唯有組織嚴密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人階級勢力強大，反動當局不敢貿然鎮壓。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說，安源路礦是碩果僅存的世外桃源。
1926年，李立三又到武漢領導工人運動。在武漢，碼頭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只是名義領袖，實際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當時人們說，只要向忠發、李立三一聲令下，武漢三鎮30萬工人要進可進，要退可退。
當時還有人說，李鏡蓉（李立三的父親，李立三因積極投身革命與父親不和）少了一個叛逆的兒子，革命卻多了一員不妥協的猛將。
這員猛將對中國革命的貢獻絕不僅僅止於工人運動。
安源路礦大罷工成功後，李立三的第二個可能不為眾人所知的貢獻也隨之而來，那就是我黨我軍歷史上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
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在「李立三」一條中評價說：「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後，李立三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並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
這是辭典裡的記載，事實上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的八一南昌起義，李立三絕不僅僅只是個參加者，更是這一起義的最早提出者。
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路過南昌，因為汪精衛在武漢也背叛了革命，李立三要把武漢的革命力量撤到上海去，南昌只是個路過的地點。結果李立三到了南昌之後，發現賀龍的第二十軍、葉挺的第十一軍都在南昌附近，就立即給中央寫了報告，意即在軍事上趕快集中於南昌，動員第二十軍與我們一致舉行南昌暴動。
這是李立三給我黨帶來的又一大功績，即時發現歷史時機，並能成功策動，為黨的革命打下堅實基礎。
我們後來說，南昌起義的前方總指揮是周恩來同志，但是南昌起義的早期組織和策動，李立三在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向忠發，向忠發是個弱勢人物，他是工人出身，水平不高，對黨的鬥爭歷史知之甚少，總體來說，領導力和駕馭能力都比較差。李立三後來是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身份，代行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職務，實際上就是中共的主要領導人。他建議中央搞南昌暴動，就是要通過這個暴動計劃，促成中國革命的成功。
當然這裡面還隱有一條，就是我們上面說的，李立三同陳獨秀一樣想脫離共產國際，不同的是他採取的是堅決的行動。
不過，李立三也惹了很大的禍。
他不僅想獨立於共產國際，甚至想把共產國際給指揮了，這一下把共產國際惹火了。結果不僅給他本人帶來了非常大的麻煩，也給當時的中國革命都帶來了不小的影響。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立三路線」。
10.主張「斬首」理論的李立三如何脫離中國革命現實
李立三看不起毛澤東的農村根據地。
他認為「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們的頭腦與心腹，單隻斬斷他的四肢，而沒斬斷他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置他的最後的死命。這一斬斷統治階級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的殘酷爭鬥主要是靠工人階級的最後的激烈爭鬥——武裝暴動」。
正是基於這一點，20世紀20年代末期就主張「斬首」理論的李立三，脫離了中國革命現實。
後來，一意孤行的李立三搞出了一個「立三路線」來。
當時正值蔣、馮、閻大戰，就是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在中原展開大戰。李立三認為這是空前的世界大事件，世界大革命逼近到我們面前了，中國革命已經到了一蹴而就的時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裝暴動，一面重新編組全國紅軍，攻打大城市。
這是要採取大幹的方法。
怎麼幹呢？
李立三提出中國革命勢將成為全世界革命的最後的階級決戰，蘇聯必須放棄五年計劃，積極準備戰爭，而且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的時候要立即發表宣言，加入中華蘇維埃聯邦。蒙古當時「獨立了」，也得回來。當時西伯利亞有10萬中國的工人，蘇聯應該迅速武裝西伯利亞10萬工人，從蒙古穿過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
很顯然，李立三這次暴動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中國革命當時並沒有形成高潮，只是他說形成了高潮。最糟糕的是，李立三這個計劃把共產國際一下惹火了，他是想以中國革命為中心，讓蘇聯革命配合中國革命，讓蘇聯停止五年計劃，全力援助中國武裝暴動，而且要把蘇聯好不容易從中國分割出去的蒙古再重新拿回來加入中華聯邦。這個設想嚴重脫離了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也給當時還在發育期的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指揮共產國際，指揮蘇聯放棄五年計劃準備戰爭，這種想法對蘇聯、對共產國際、對斯大林來說無疑太狂妄了，所以當時共產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中共中央的一切活動經費。這是我們黨建黨初期受到的最嚴厲的制裁。當時李立三的中央辦公地在上海，包括租房子的錢，各種各樣的活動經費，主要都是由共產國際提供的，被停發了經費的李立三在中央的工作立即陷入了困境。
陳獨秀想獨立，李立三想獨立，都沒有獨立成，這兩個人的經驗和教訓都至少證明一個什麼問題呢？那就是一個政黨、一個社團獨立與否很多時候並不在於領導人的主觀意念如何，而在於你是否具備客觀條件和領導人能不能創造性地具備這樣的客觀條件。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要想改變這種對共產國際的依附關係，不僅有賴於政治上、軍事上鬥爭經驗的日益成熟，而且有賴於經濟上一定要找到立足之地，這是最起碼的條件，否則你是根本不行的。
就在李立三沉湎於「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之時，蔣介石從河南前線向南京發出密電，要求立即釋出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為「鄂湘贛三省‘剿匪’總指揮」的委任令。同時嫡系教導第三師首先抽調南下。
中原大戰尚未結束，蔣介石已經開始準備「剿匪」戰爭了。
對蘇區曠日持久的「圍剿」，由此拉開帷幕。
帷幕還未拉開，「立三路線」已經宣告結束。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這位要求蘇聯停止五年計劃準備支援中國的革命戰爭、要求外蒙古迴歸中國的李立三進行了快速而堅決的反擊。
1930年，「立三路線」3個月後，李立三被解除政治局委員職務調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兩年時間甚至在「世界無產階級紅色堡壘」的監獄中度過，品嚐了蘇聯內務部人員對囚禁者從不手軟的肉刑。
據李立三後來講，他在蘇聯期間「終日提心吊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即使這樣，他仍然努力為黨工作。
1935年初春，共產國際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圖建立交通站，負責國內方面來往人員的安排，瞭解新疆政治情況，更重要的是設法恢復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絡。
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是由他重新建立的。
完成這一重大任務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記了。
他被忘記的地方何止一處。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早期工人運動中，最為成功的是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文化大革命」前說領導者是劉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說領導者是毛澤東，自始至終一直在安源領導罷工的工人俱樂部主任李立三卻無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謠「有個能人李隆郅」也被改為「有個能人毛潤之」。改歌者還振振有詞：不是為個別的真實，是為歷史的真實。
丟掉了個別的真實，真的能夠獲得歷史的真實嗎？
遵義會議後，本來已經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為了照顧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關係，近十年時間裡，仍將「王明路線」稱為「‘立三路線’的殘餘」，李立三不僅因自己的錯誤受到了應有的或不應有的對待，而且還要代人受過，把殘酷鬥爭過他的王明的錯誤也擔在身上。
這自然又是歷史的需要。
李立三的命運就是這樣，不斷地為歷史犧牲自己。
1946年，李立三終於從蘇聯回到東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單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請他去講黨史，他就自己選擇介紹「立三路線」的錯誤，並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領導者個人的責任，講完後場上一片稱讚。也有人聽了以後疑惑不解：「您怎麼會知道犯錯誤的人心裡想什麼？」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場大吃一驚：「我就是李立三。」
短暫的沉寂後，會場上突然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許多人很多年以後還回憶說，聽了那次課，才知道什麼是老革命家的坦蕩胸懷和自我批評精神。
李立三這種坦蕩帶來的問題是：至今我們都知道他的錯誤在哪裡，卻很少有人能說出他的功勞在何處。
於是也就弄不清什麼是個別，什麼是歷史，弄不清為什麼歷史如此藐視個別。
這是中國革命中一位極富悲劇色彩的人物。幾十年忘我奮鬥無人知曉，3個月的錯誤卻結結實實檢討了30多年。最初因為橫衝直撞的性格被人稱做「坦克」，最終卻像綁縛山崖任蒼鷹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羅米修斯。
開國大典中，人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為全國總工會的代表，站在毛澤東身邊。
20世紀50年代末，他到東北考察後提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業管理原則，被毛澤東概括為「鞍鋼憲法」。
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爐火正旺之際，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藥自盡。
1980年中共中央為他舉行平反昭雪追悼會，他的骨灰早已無影無蹤，被隨便扔掉了。覆蓋著黨旗的骨灰盒裡面，只裝著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鏡。
李立三生前最喜歡明代愛國將領于謙的《石灰吟》，他的命運恰是如此：
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
11.毛澤東的艱難選擇
陳獨秀、李立三的選擇，都想使這個黨獨立於共產國際，走一條中國的道路，都沒有搞成，毛澤東同志為什麼搞成了？這裡面最大的一個區別在於，陳獨秀和李立三在指導方針上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尤其是李立三表現得更為嚴重，而緊密聯絡中國革命實際這一點恰恰是毛澤東最擅長的。
毛澤東在選擇方針路線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牢牢根植於腳下的土地。他沒有到莫斯科去學習。他是從井岡山和江西蘇區這塊紅土地上成長起來的。
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之後組織了秋收起義，秋收起義原定的方向是打長沙。毛澤東一看這個隊伍的實力，根本打不了長沙，就放棄了打長沙計劃，帶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了井岡山。
為此，毛澤東受到了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
毛澤東是在八七會議中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剛剛開始進入中央的核心層就被撤職，撤職原因是：讓你組織秋收起義主要是攻長沙，把長沙打下來。你沒有打長沙，卻帶著隊伍上了井岡山，屬於右傾逃跑。
現在我們看上井岡山這件事。就當時中國革命的現狀，毛澤東上井岡山恰恰是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極其符合中國實際的道路，但是這個開端沒有任何人褒獎，得到的反而是最嚴厲的處分。這也再次說明了我們中國革命道路選擇之艱難和中國領袖成長之艱難。
那麼，毛澤東在這塊紅色土地搞了什麼呢？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這樣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這條正確道路，在今天很多理論概括中，紅色根據地、革命政權的廣泛建立，在政治上開闢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獨特的理論領域，而且軍事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講得是不夠的，正因為在廣大的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廣泛的農村根據地，我們黨才在經濟上完全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擺脫了曾經一直束縛著陳獨秀、李立三的經濟繩索，讓中國革命在一定範圍內能夠真正獨立，這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
中央蘇區也好，地方蘇區也好，都實行了打土豪、分田地這種政策，既是紅色政權政治運動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在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困難的土地革命時期，我們說「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人人皆知。而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派人一趟一趟給上海的黨中央送經費、送黃金，我們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呢？
今天我們還有不少人以為上海中央經費主要來源於蘇聯。當然，共產國際是提供了一些經費，但是從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蘇區等各個蘇區建立之後，蘇區的財政全部自給自足，蘇區不需要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援，蘇區有獨立的工商稅收，有獨立的田稅。
蘇區在這個基礎上已經完全擁有了政權獨立運作的模式。
紅色首腦最先在發達的上海租界建立，在共產國際、蘇俄的幫助下建立。紅色政權最終在貧困落後的山區、邊區紮根，這可以看做是中國革命一個非常大的特徵。
如果當年紅色首腦不集中在現代化的大城市，我們黨不可能獲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最先進的思想體系，而且也不會收穫後來眾多的精英的領導；如果紅色武裝不分散到最貧困落後的邊區、山區，也就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給養和頑強的戰士。
所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才講到毛澤東道路的珍貴。毛澤東道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完全自己獨立自主地開展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一條道路。
這條道路給我們揭示了什麼呢？其實今天來看也是我們必須珍視的：中國革命不但要獨立於敵人，而且要獨立於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