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直到午夜之後才回到家。一整天都在犯罪現場工作，還得協調其他警探和巡警隊的工作，這讓他疲憊不堪。在局長去應付商業區裡聚集的攝像機和記者前，他還被叫去向瓦爾德斯局長彙報調查進展。最新情況說來十分簡單：沒有發現嫌疑人，沒有逮捕任何人。
提供給媒體的這番說辭句句屬實，但藥店謀殺案的調查人員並非沒有線索。謀殺和隨後對商店處方藥存貨的劫掠行為都被藥店內的三個攝像頭拍了下來，彩色的錄影畫面記錄下了罪犯的冷酷算計。兩名槍手都戴著黑色的滑雪面罩，手持左輪手槍。從他們幹掉老若澤·埃斯基韋爾和他兒子時的冷酷手段來看，這二人應該是早有預謀，並且制訂了周密的計劃。看到錄影後，博斯的第一反應是這兩名槍手是被僱來的職業殺手，盜竊藥片僅僅是為了掩蓋犯罪行為的真實動機。可惜的是，最初觀看錄影時並沒能在兩名槍手身上發現什麼可用的識別特徵。其中一人抬起胳膊朝老若澤射擊時袖子向後甩，露出了白色的皮膚。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發現。
把車停在車棚後，博斯沒有從側門回家，而是走到前門去檢視信箱。信箱釘在牆上，他看到箱子上面被一個厚厚的馬尼拉信封給撐開了。他把信封抽出來，拿到門廊燈下檢視信是從哪兒來的。
信封上沒有回信地址，也沒有郵票，連他的地址也沒有。信封上只寫著他的名字。博斯開啟門，把信封帶進屋。他把信封和收到的其他信件一併放在廚房櫃檯上，然後開啟冰箱拿了瓶啤酒。
拿起琥珀色的瓶子喝了一口之後，他把啤酒放在一邊，撕開信封。他從裡面抽出了一英寸厚的成捆檔案。他馬上辨認出了這份絕密報告。這是一九八七年丹妮爾·斯凱勒謀殺案最初事件報告的影印件。博斯飛快地把檔案翻了一遍，很快就確定這是當前調查卷宗的一份副本。
露西婭·索托來過。
博斯已經筋疲力盡，但他知道自己一時半會兒還不會睡覺。他把剩下的啤酒倒入下水道，然後用克里格牌咖啡機煮了杯咖啡。這臺咖啡機是他女兒在聖誕節送給他的禮物。他抓起那沓檔案就開始工作。
自打女兒去讀大學，家庭聚餐便成了稀罕事，於是博斯就將這座小房子裡的餐廳當成了工作間。餐桌成了寬大的辦公桌，足以攤開調查報告——有他從聖費爾南多監獄牢房裡抽出來的案件報告，也有他私下裡調查的案件報告。他在凹室兩側的牆壁旁還裝了一組架子，上面擺放了更多的卷宗、關於法律程式的書、加州刑罰典、成捆的雷射唱片和一臺博士播放器。當他收藏的黑膠唱片和留聲機裡沒有自己想聽的音樂時，他便會用那臺博士播放器。
博斯在博士播放器裡放入一張名為《化學反應》的唱片，將音量調到中等。這是一張雙重奏專輯，由使用次中音薩克斯的休斯敦·珀森與使用低音提琴的羅恩·卡特共同演繹。這是二人在音樂上的對話，是他們第五次，也是最近一次合作，博斯有所有他們之前合作錄音的黑膠唱片。這張唱片非常適合熬夜工作。他坐在桌邊自己常坐的位子上，背對著書架和播放器，開始翻閱檔案裡的內容。
首先他把檔案按照新舊分開。丹妮爾·斯凱勒謀殺案的原始調查報告，很多都是三十年前他自己寫的。他把這些報告放成一堆，把當前二次調查中準備的新報告放成另一堆。
他對原始調查仍記得很清楚，但他知道案件的很多小細節早已在自己的記憶中模糊了，為穩妥起見，他還是要從老的卷宗開始看，然後再看新的。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案件的序時記錄表，這通常是案件回顧的起點。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份案件日誌——描述了博斯和他的搭檔弗朗基·希恩開展的調查行動，簡要地標明瞭日期和時間條目。許多條目在總結報告裡都會被擴充開來，但記錄表是一步步概述調查情況的起點的。
一九八七年，整個劫案/命案組都沒有一臺電腦。報告要麼是手寫，要麼就是用ibm打字機打出來。大多數時候，案卷的記錄表都是手寫在條格信紙上，作為案卷的第一部分。每個辦案探員，無論是主辦探員還是那些臨時頂班或提供輔助支援的探員，都會把自己的工作記錄下來，並附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儘管多數情況下，單憑字型便足以分辨出某個條目是誰寫下的。
博斯正在看原始案件序時記錄表的影印件，他認出了自己和希恩的字跡。同時，他也認出了自己和希恩的不同文風。作為隊伍裡更富經驗的領導者，希恩用詞簡潔，常常寫半句話；相比之下，博斯的報告更為冗長。隨著時間的推移，博斯的文風發生了變化，這是因為博斯學到了一個希恩早已爛熟於心的道理：少即是多——一方面，案頭工作消耗的時間越少，就有越多的時間來追查案件線索；另一方面，白紙黑字的陳述越簡單，就越不容易被辯方律師在法庭上利用。
博斯於一九七七年拿到警探徽章，之後在多個偵查處和犯罪調查小組待了五年，升職為命案警探。他最初任職於好萊塢分局，後來調到了位於市中心帕克中心的精英單位——劫案/命案組。在劫案/命案組，他被安排與希恩搭檔，而斯凱勒案是他們牽頭調查的首批謀殺案之一。
丹妮爾·斯凱勒的故事在洛杉磯十分常見，而她的身世則賦予了這個故事更多的諷刺意味。丹妮爾·斯凱勒由單身母親撫養長大，她的母親在佛羅里達州的好萊塢做一名汽車旅館服務員。在選美大賽和高中舞臺上的出色表現讓斯凱勒獲得了擺脫生活困境的機會。二十歲那年，她帶著美貌和脆弱的自信，跨越三千英里，從佛州好萊塢來到了加州好萊塢。在這裡，她發現自己與別人一樣，只不過是千千萬萬從全國各個小鎮聚集而來的普通女孩子中的一個。能夠獲得報酬的工作本來就很少，娛樂圈裡的吸血鬼又佔盡她的便宜。儘管如此，她仍然堅持著。她在餐廳做服務員，進修表演課程，去一場又一場地試鏡，只為爭取一些通常沒有幾句臺詞的無名角色。
在這個過程中，她建立起了自己的圈子——一個同為成功和出名而奮鬥的年輕人的圈子，其中很多人都是她在試鏡或者選角的過程中遇到的。他們彼此傳授在娛樂業和招待業（也就是餐飲業）工作的竅門。經過五年的奮鬥，她已經在多部電影和電視劇中出鏡，儘管都是些花瓶角色。此外，她時常在河谷地區的小劇院裡登臺演出，最終辭掉了餐廳的工作，成為一名兼職人員，為一位自由職業的選角代理做接待員。
在洛杉磯的這五年裡，她先後搬了好幾次家，換過好幾位室友，交了好幾個男朋友。其中小的比她年輕五歲，大的比她年長二十歲。當她被人發現遭到強姦，並勒死在託盧卡湖公寓的次臥時，博斯和希恩光是調查她之前的人生經歷就花了好幾周的時間。
通讀案件序時記錄的過程讓博斯回憶起關於斯凱勒的若干細節，以及他與希恩辦案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博斯感到，這個陳年舊案與早上的家庭藥房殺人案一樣，彷彿就是剛剛發生的事情。他想起了事件記錄裡列出的那些走訪過的朋友和同事的面孔，也想起了他和搭檔認定普雷斯頓·博德斯就是殺人兇手時的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