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11點左右，41歲的町田隆，被他妻子發現死在停在重工業區中央的一輛旅行車裡。他躺在後座上，左胸被刺傷。很明顯，他是因失血過多而死。有人最後一次看到町田是他3天前去上班的時候。他一直沒有回家，他的家人已經到當地警方那兒交了失蹤報告，要求14日那天正式對他進行搜尋。
4月，天還很冷。我帶著《讀賣新聞》的正式名片和袖標，在現場轉來轉去，覺得非常興奮。不過，犯罪現場好像沒有什麼線索。警方已經用帶「禁止入內」字樣的黃膠帶封鎖了汽車周圍的一大片區域。周邊地區幾乎荒無人煙。我盡職盡責地四下敲著門，設法找到有可能看見了什麼的人。大多數時候，人們都會目瞪口呆地看著我的白麵孔，而緩過神來的人也只是面無表情地說，什麼也沒看見。
「鬼臉」和「花花公子」也沒交上什麼好運。
在汽車配件廠，我向一位年齡較大的員工介紹自己是「《讀賣新聞》的傑克·阿德爾斯坦」，得到的卻是那種習慣性的反應：「我什麼都不需要。」
「我什麼也不賣。」
「我已經訂了一份報紙。」
「我不賣報，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
「記者？」
「是的，記者。」我遞上我的名片。
「嗯……」他把名片翻來覆去看了不止三遍，「你是外國人吧？」
「是的，我是在《讀賣新聞》工作的外國記者。」
「那你幹嗎到這兒來？」
這種過程沒完沒了地重複著，而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我是個報童。一個身穿運動服來開門的中年男子甚至抱怨他的早刊沒有得到按時投遞。
於是，我改變了戰術。「你好，」我開口便說，「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正在做一個報道。這是我的名片。很抱歉，我是個外國人，佔用你的時間了，我想問幾個問題。」
程式是加快了，但依然毫無結果。我的同事們也同樣沒有任何收穫，於是，我們又被派到受害者曾經工作過的公司去，加入了蜂擁而至的其他媒體記者的行列。我們到那兒的時候，下班時間剛過，工人們正在從大樓裡陸陸續續地走出來。他們一定接到了不要跟記者說話的指示，因為我們撞上了一堵沉默之牆。
我四下溜達了一圈，又折返回去，想看看我的運氣會不會有所好轉。我碰到一個身穿綠工裝的人正在那裡裝車。我跟他打了個招呼，他對我那不像日本人的面孔無動於衷。我問他，是不是有人因為什麼事殺了自己的同事？
「嗯，他跟一個打下手的勾搭上了，」他說，「大夥兒都知道這事兒。所以，我想有可能是他老婆，或許還可能是那個情婦。你想知道名字嗎？」
我當然想知道名字。我試圖把它寫下來，但我怎麼也寫不好日本人的名字——有那麼多不同的讀音和漢字，這對日本人來說往往也是件棘手的事情。
他最後還是把我手中的來訪本拿過去，替我把名字寫了下來。我一再向他表示感謝，他只是揮了揮手。
「你沒有從我這兒聽到什麼，我也從來沒有跟你說過話。」
「明白了。」
「吉山，那個情婦，好幾天都沒來幹活了。沒別的了。」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啊！我找了一個公用電話亭，打電話給山本。我興奮得連話都說不清楚了。山本讓我慢點說，把情況說得詳細點。他讓我去找吉原一起處理這個線索。
我們開始給電話簿上所有姓吉山的人打電話。吉原最終找到了我們要找的吉山，但她的丈夫說她接不了電話，因為她正在和警方交談。看吧！
我們又接到了一個指示——到西入間派出所去參加新聞釋出會。當地組的記者神田已經在那兒了，正在和副隊長說著話。《朝日新聞》和埼玉當地報紙的新晉記者吵吵嚷嚷地圍在邊上，不過，聚在自動售咖啡機邊上的人最多。
神田手裡已經拿著一罐咖啡了。神田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記者，很勤奮，也很有進取心。他戴著鋼絲邊眼鏡，眼鏡遮住了大半邊臉，長長的、油乎乎地粘在一起的劉海垂在眼鏡上，像條牧羊犬一樣。他招呼我到副隊長的辦公桌那邊去，把我們互相介紹了一下。我們寒暄了幾句，神田就把我拉到角落去了。他祝賀我，說我幹得不錯，但同時提醒我，在新聞釋出會上千萬不要開口。
「要是你在新聞釋出會上問了重要的事情，你就毀了自己的獨家新聞。你只能細問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事情，不要細問你一知半解的事情。要多看，多聽。」
新聞釋出會在二樓的會議室裡舉行。電視攝製組的人員正在那兒擠來擠去，不停地忙碌著，人們把錄音機都放在講臺上，兇殺科科長即將在那兒發言。
他的發言很簡短，完全是照本宣科：「看來受害者町田是幾天前遇害的，很可能就是他失蹤的當天晚上。長刃刀看來是刺穿了心臟，導致他當即死亡。正式死因是失血過多。
「從濺血的痕跡來看，受害者應該是在車上被殺害的。我們正在找他的朋友和僱主談話，尋找線索。我們已經正式成立了一個特別調查總部，稍後會在今晚公佈它的名稱。
「現在我們掌握的情況就是這些。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人立刻把手舉起來。看來普遍的共識就是，在官方新聞釋出會上不問真正的問題，會後再向警方丟擲尖銳的問題（在他們的家裡或者等他們出門的時候）。儘管如此，人們還是覺得有必要問點什麼。
「你剛才在釋出會上說是妻子發現了屍體。她是怎麼找到的？」
「她和一位朋友在那個地區尋找的時候看見了那輛私家車。屍體就在那裡面。」我自認為這是個很明顯的暗示。
「警方是什麼時候接到町田失蹤的報案的？」
「他失蹤兩天之後。」
「他們為什麼等了那麼久才報案？」這是個《朝日新聞》記者，聳了聳他的眉毛。
警探沒有吃他這一套：「哦，你認為應該等多久呢？要是你今天晚上到凌晨兩點還沒回家，你妻子就要到我們那兒報案去了？」
「我妻子嗎？當然！」
有人笑了起來。釋出會接下來風平浪靜，然後就散了。
最後，我們回到浦和，互相對照了記錄。山本是凌晨3點左右從警察局長家回到這兒來的，他去那裡打聽到了訊息，證實了我們收集到的一些細節。「幫著」町田夫人發現她丈夫屍體的女人就是和她丈夫私通的那個吉山。不用說，警方認為她就是主要犯罪嫌疑人。
第二天我們一直在那附近做調查，但沒有任何收穫。我們確認警方正在審問吉山，但她拒不開口。不過，她在第二天早上向她丈夫坦白了，她丈夫打電話給埼玉縣警方，警方的逮捕行動恰好趕上我們在晚刊上發這條新聞。
新聞稿是這樣的：
吉山是町田工作的公司裡的一個臨時工。兩個人從去年春天開始私通，而町田想要結束他們的關係。
12日下班後，他們在附近的一個公園見了面，並開車兜了三個小時風。晚上9時左右，町田把車停在廠區附近，他們在那兒吵了起來。吉山便用登山刀刺中町田的胸部，町田差不多是當即身亡。吉山聲稱，町田想要結束他們的關係和自己的生命，她只不過是按他的要求做了。
吉山在平時的交往中結識了町田夫人，因此，她還自告奮勇去幫町田夫人尋找丈夫。警方尚未找到兇器，但證實在車內發現了一罐果汁，上面有吉山的指紋。
這篇報道和終審記錄沒有多大的差別。1994年9月，她被判處了8年的苦役。
這不是一起特別刺激的案件，我敢肯定，當時的警方早把這個案子忘到後腦勺兒去了，連當時採訪這個報道的記者也不例外。而我呢，在同行的競爭中那麼快就找到了殺人犯的線索，的確讓自己賺到了一些印象分。當然，這多半靠的是運氣，而不是本事，但我從中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新聞業注重的是最終的成果，而不是努力的過程。
(1)把滿頭的頭髮都燙成短而密的羊毛卷的一種男性燙髮髮型。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日本的卡車駕駛員、建築工人和民歌手中間流行，壓酷砸也開始喜好這種髮型，後來便慢慢淘汰了。——譯註
(2)伊卡博德·克雷恩（ichabodcrane，1787—1857）是紐約市的一位治安警察，他提出了用科學去幫助警察調查罪案的革命性想法。《斷頭谷》就是一部以他為原型的電影。——譯註
(3)陪酒屋是一種有女人陪酒的酒吧，也叫女公關俱樂部。——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