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說的似乎就是小說主人公謝曉丹：不管她怎樣瞧不上西北小城姑娘田蓉，可田蓉的身家隨著房價上漲是鐵板釘釘的事實。也不管她迷上的那個男人黎光多麼瀟灑出塵，最終也還是為了幾套大房子被打回原形。
所以，小說正來源於現實：國貿寫字樓城裡的jack和mary，其實就是村裡的二柱子和翠花；也別以為網際網路公司真的是什麼高科技公司，看工作場面那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無論你在哪個行業裡賺取了再多的錢，幾乎所有人的第一反應仍然還是買房置地，水泥顯然比滑鼠來得更現實更穩固也更踏實。
中國文字很神奇，一個「家」字，就足以看出內涵。一個「富」字，也足以說明那種「小富即安」的人生理想——上有一間房住，中有一口飯吃，下有一塊田耕。
西元前1世紀，司馬遷就在《史記·貨殖列傳》裡講到了中國人的財富觀——天下財富分為三種，本富、末富和姦富。本富靠農田致富，末富以工商致富，「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絹文不如移市門」。
這似乎是個奇怪的邏輯——農田雖為「本富」，賺錢卻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追求「本富」，不是明擺著不划算嗎？司馬遷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下海經商，與時俱進，使勁賺錢，然後轉回頭買房子買地，用房子和地把財富牢牢守住。
縱觀兩千多年中國歷史，甚至一直到今天的社會，很多中國人都是以此種固有方式來產生並保全財富。原因無他，並且在中國由來以久——土地跟貨幣特徵非常相似，只要長期持有就會增值。
橫向看國外，歐洲在中世紀以前也有很多大地主，很多人也靠積聚土地來發家。自從17世紀工業革命以後，整個歐洲的財富積累方式不再以土地為本，人們也不再把賺來的錢全去買土地，而是去鋪鐵路，去造蒸汽機，去從事工商業，去遠洋貿易，去進行技術創新。大量資本又迴歸產業，繼續通過技術創新的方式發展。
縱向看中國，徽南農村地處偏僻，卻有無數富麗堂皇的高簷大宅。大宅主人當年都是淮揚的大鹽商和大茶商，鹽茶因為專賣，在明清兩代是最為暴利的產業。那為什麼這些富商們不把錢拿去擴大再生產，卻要把銀子運回偏僻老家，蓋這些好看卻無用的大宅，買一大塊產出效率很低的紅壤貧地？有人說，這是中國人葉落歸根的傳統，是衣錦還鄉的觀念。
問題在於，逐利才是商人本性，其每種選擇都是計算，傳統與宗族並不是商人作出價值判斷的第一要件。這跟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工商制度有關。漢武帝時，就開始實行鹽鐵專賣，國家一直把能源和資源型產業壟斷經營。鹽鐵之後，國家開始壟斷了貿易，壟斷了糧食，壟斷了漕運，壟斷了鐵路，壟斷了金融等等。
兩千多年來，國有資本一直在控制著中國的能源和資源型行業。在中國，民間商人為了避免與國爭利，保護自己財富安全，就寧願離開大城市，回到家鄉保有土地，去在土地上蓋大房子。在中國，土地其實不是由泥巴構成的，它更是資產階層的一種避險性工具。漢朝以後，中國任何城市都長期面臨房產價格不斷上漲、土地緊缺的問題。中國曆次改朝換代最終都是因為土地。人們為了把賺到的錢隨時固化和兌現，最有可能選用的商品就是土地。
在農業文明時期，這種情況並不是很大的問題，反倒給古代中國增添了些許「田園將蕪胡不歸」的閒適詩意。可是，到了全世界進入第三次浪潮，到了資訊革命的晚期，中國有產者仍然把大量資金從產業資本中抽出，去到一些大中城市買房子炒房子，看起來就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中國房價為什麼日見日高？除了城市化運動、地方財政被土地綁架等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正是近年來大量工商業資本湧進地產業，企業家階層對實業產生厭倦，投機心理大增。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房產稅徵收或是加大土地供應量，都不能解決問題。
屋簷下的中國人，帶著兩千多年的古老基因來到今天，卻依舊生活在一個農業社會。
所以，《鄉村愛情》才會被看作是中國版的《紙牌屋》，我們的生活原型都在其中。
理解了劉能、趙四和謝廣坤，你就真正理解了中國。
3.因房子獲利也被房子綁架
中國老話講：有恆產者有恆心。
此言非虛，我的主業是拍紀錄片，這個圈子裡找人幹活兒，最願意找那些已婚有按揭的七〇後或者八〇後。說是這樣的人都被銀行摁住了，他借的那些錢幫你逼他幹活兒，拍攝中輕易不敢撂挑子。不像那些九〇後甚至〇〇後，家裡通常都是好幾套房子，根本不缺錢也沒什麼壓力更沒什麼動力，工作說不想幹就不想幹了，什麼事兒全憑興趣和衝動，大事兒指望不上小事兒也沒什麼規矩。
或者，這是房子的一種「正能量」也未可知。總之，當一個人決定為了一套房子而奮鬥終生的時候，他或她就成了社會主流人群，不會再去幹那些不著四六的事兒。姜立涵的長篇小說，就是通過一系列的「事故」，把謝曉丹、田蓉等青澀少女都變成了「故事」；也把陳青、高暢這樣的「海歸story」，直接轉換成了「海龜sorry」。
在中國人的觀念裡，「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乃是人生最悲慘的境界。中國農耕社會文明，建立在一家一戶恆產恆業的基礎上。這是一種巨大的歷史穩定性。農業文明思維中，向來重實體輕虛擬，重元寶輕票據。比起鑽石，中國人更願意買一幢大宅。比起創新，中國人更願意守業安居。父母如果不能為後代置房，將是一種家族恥辱。一個人能夠置房，是有穩定社會地位的開始。
問題在於，中國的經濟模式決定了房產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地位，窮盡一生為房產的生活模式又限制了中國人的消費需求，小富即安的思維模式阻礙了中國人更加暢快自由的生活，更因為利益鏈的共沾模式而使中國今日城市面貌各自為政。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新住宅運動」，以及2002年開始的「居住改變中國」，從本質上說不過是一種商業策略，卻對國民投機心理的調動和不合時宜的需求膨脹起到了重要作用。千百萬原本應該有更高流動性的群體，從此被綁在一個地方「守株待兔」，成了期待未來房產增值的新型「房奴」。
與房產烈火烹油景象伴生的，是中國城市開發建設的嚴重危機：擁堵、霧霾、汙染、沙塵……一場暴雨既可以讓北京變成汪洋，也能讓長沙女孩墜井身亡，更可以讓杭州「水漫金山」。媒體上屢屢質問，為什麼巴黎、柏林、倫敦、羅馬都幾百年歷史了，今天還能保持處變不驚的優雅？為什麼中國城市剛剛建設還不到三十年，就幾乎不能適應新變化了，道路就要挖了填、填了再挖？
住的房子雖然越來越漂亮，可層出不窮的現實問題卻總讓中國人難堪：一個紅黃藍幼兒園事件，就足以讓所有感覺良好的中產階級家庭如遭重錘；一場大火之後，才發現我們的豪宅之側居然也生活著如此之多的「低端人群」；一家號稱「宇宙第一」的房地產集團，因為狂飆突進的速度造成半年之內工地連續崩塌工人不斷死傷……
那麼，我們的城市開發建設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到底又和房子有什麼關係呢？
現實的邏輯是這樣的：城市開發建設，往往以開發商的單個開發專案為龍頭，開發商從政府手裡接過「熟地」，就直接蓋成房子賣了。開發商只管小區內的規劃和建設，房子建得美輪美奐，但周邊配套卻完全跟不上。地方政府以「賣地」作為主要收入來源，通常只忙於向開發商批地收出讓金，卻沒有餘暇和精力，對整個城市開發建設統籌規劃。「賣地」收入本應納入統一開發建設使用，可常常被挪用於時間短、見效快的業績專案。對於地下基礎設施乃至周邊配套設施這樣不能立竿見影的長線建設，任期制的城市政府少有動力問津。
屋簷下的中國人，因房子獲利，也被房子綁架，那是新的斯德哥爾摩徵候群。
姜立涵的整本小說，寫的就是「趨利避害」四個字。很聰明，很直接粗暴，也很無奈悲傷，我們全都無處可逃。
萬家燈火，除了房子，我們還有什麼？
張海龍詩人、紀錄片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