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八年的動亂滌盪了各個領域內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圖上，藩鎮割據的局面已形成；唐人的內心觀念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高層士大夫那裡，內心開始被進入全盛期的禪宗所侵染；中下層官員那裡，價值觀也已發生變遷，「義」開始大於「忠」。關於這一點，《獨異志》中的一個故事可佐證。
大曆年間，長安境內的萬年縣縣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這聽上去有些奇怪，因為縣尉相當於現在的縣公安局長，這樣的身份還會窩藏罪犯？這俠義精神玩得有點大了。後來朝廷問罪，派御史審問侯彝，後者雖理屈詞窮，但終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罰，仍不交代。御史也沒辦法了，道：「逃犯就在你右膝蓋下吧！」意思是，你為什麼不屈服呢？
侯彝聽後，揭庭磚猛擊膝蓋，展示給御史看：「呵呵，哪裡有逃犯？」
御史更怒，在鐵鍋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卻說：「為什麼不再加點炭？」
御史沮喪，將此事奏於代宗，皇帝詔問：「為什麼隱藏國賊而自己吃苦頭到這種地步？」
侯彝答：「國賊確實是我隱藏的，但我已答應保護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說出藏身地點。」
案子最終的結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貶為江西瑞州高安縣尉。
作為縣尉的侯彝，為了一句承諾，知法而犯法，雖承認罪行，但卻不交代國家要犯被藏匿何處，對朋友之「義」超越了對國家之「忠」。以上觀念在「安史之亂」前是很難想象的。由此可見，大動盪後，「忠」的物件（唐朝廷）已難以承載「忠」的意義，而「義」被放大了，因為越是動盪無常的年代，需要「義」的地方就越多。
在這個事件中，朝廷的曖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窩藏國家要犯，最後卻沒治罪，只是把他從長安萬年縣縣尉調為江西高安縣縣尉，由「從八品下」變成了「從九品下」，官階降低了一品，職位本身卻沒有變化。
也就是說，唐帝國的秩序和價值觀從下到上發生了混亂，這是最令韓愈悲傷的。所以，直到他死，仍對此耿耿於懷。這種耿耿於懷是正史上的說法。晚年的韓愈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現在，我們重新回到長慶四年的長安靖安裡韓府。
韓愈在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發了後世的議論。五代十國時陶谷著有《清異錄》，裡面記載了這樣一則訊息：「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致命絕。」
說的是，韓愈晚年好女色，為強壯身體，吃一種叫火靈庫的東西。火靈庫是什麼？喂公雞拌有硫磺末兒的粥，吃後又不叫其與母雞交配，以此養到千日，再將這公雞烹蒸，效果如超級春藥。
按記載，韓愈大人隔一天吃一隻這樣的公雞。
韓愈死後，白居易寫了首詩《思舊》：「閒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歸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訣，終日斷腥羶。崔君誇藥力，經冬不衣綿。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惟餘不服食，老命反延遲……」
信佛教的白居易最終活了七十五歲，而反佛的韓愈五十七歲即逝，雖然也不算短命，但畢竟死因不甚光彩（如果那一切是真的），尤其對他這樣一個以恢復儒學道統自居的人來說。
後來，宋明理學建設者將韓愈視為先驅，因而極力反對《清異錄》和《思舊》詩裡的說法，認為韓愈是一貫反對服食丹藥的，在很多文章中有證明，《清異錄》裡的說法是造謠，而《思舊》裡的「退之」並不是韓愈。在當時，還有一個叫衛中立的人，是當時的御史中丞衛晏之子，同樣字退之。他們又認為：韓愈和白居易雖都是大家，但關係實在一般，甚至還不怎麼好，一個反佛，一個尊佛，文學追求上也不一樣，彼此相輕，因而白在詩中不會提到韓。持以上觀點的人很是激動，因為他們無法接受一個儒學鬥士死於春藥。
但是，很多時候，人生是矛盾，也是殘酷的，《清異錄》中的說法也許是真的呢？因為撰者離韓愈生活的時代不遠，且該書的風格又非純杜撰，而是一本記敘唐朝生活的實錄。
其實，很多時候，大人物的另一面是出人意料的。生活本身有著來自原始人性的最簡單的誘惑，而且晚年的韓愈身心疲倦，古文運動和反佛主張都失敗了，從南方返回長安後不再鋒芒畢露，戰鬥精神漸漸退去而寄情深宅也未嘗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