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課鈴響了。
一、二樓的低年級學生從各個教室湧出教學樓，大呼小叫，手裡揮舞著乒乓球拍像村民執刀械鬥般衝向樓下的水泥制乒乓球檯。高年級學生在樓上視窗不懷好意地看著，瞧準時機扔下一把粉筆頭，等低年級的小弟弟小妹妹們仰頭準備咒罵列祖列宗的時候，再把自己身後一個無辜的人推向視窗。
我瞥見在這一片嘈雜聲中他們姓肖的班長莊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抻了抻衣襟讓運動服上「阿迪達斯」三葉狀的商標更加舒展，右手掠了掠頭髮，向朱裳的座位走去。我們生產出逼真阿迪達斯圓領衫之後，班長是唯一沒向我們要的，自己去買了一件，他的「阿迪達斯」是繡在左胸口上的，和我們的印刷作品明顯不同。
張國棟從骨子裡瞧不上他，覺得像他這樣一個面白無鬚，愛打小報告，好色卻絕對作風嚴謹的人應該生活在那個太監屬於正當職業的年代。其實，張國棟也承認班長還是挺出眾的，腦子沒有任何出眾的地方，除了出眾的仔細。仔細地做每一件事情，仔細地說每一句話。或許就是這種仔細讓他當上了班長。聽他小學的同學講，小學的時候，教室前面掛毛主席的像，他就很認真地看著。到了中學，主席只在天安門凝視廣場上照相留念的人民和長安街上過往的車輛，班長便習慣性地把那種敬愛的目光投給班主任，並且能背出班主任所有發表過的朦朧詩，比對毛主席詩詞還熟悉。於是班主任就像指定接班人一樣表情嚴肅地把班長的職務交給了他，並且儘可能地夥同其他老師儘量給他高分。她教的語文自然不用說，她說「擬人和排比用得好，作文滿分」，沒人和她爭。數學老師就不像話了，他給肖班長步驟分：寫個相干不相干的方程，給分。寫幾個步驟不計算，給分。寫個單位，給分。實在不行了，就說：「他雖然寫錯了，但是我知道他是怎麼想的。他的思想是對頭的。」
張國棟跟我講過，三樓男生廁所第二個蹲坑的門上有兩行字：「到哈佛讀書，做朱裳老公。」
張國棟說：「咱們班長理想遠大。我認得他的字。俗甜。」
「你的理想呢？」我問。
「掙錢。還有……」
「什麼?」
「如果我和咱們班長的理想都實現了，我就盡全力讓他戴綠帽子。開了賓士600到他家樓下，用手機和朱裳敘舊。不急不躁，慢慢地聊。聊第一次請朱裳跳舞，朱裳誇我樂感好，步子踩得特別順暢，不會跳的姑娘也能被帶著滿場跑。我誇朱裳輕，一推就走，手一勾就回到我的懷裡來。聊到兩個人都覺得煩了，不約而同地在晚上十二點來到學校操場，兩個人相依而坐，周圍一片黑暗，除了熬通宵打麻將的燈光和窺探我們的星星、月亮。大地一片靜寂，除了我的呼吸和朱裳的心跳。
肖班長走到朱裳身邊，用右手食指輕輕敲了敲朱裳的課桌，等朱裳意識到他的存在，左手一伸，遞給朱裳一本《西方美術史》。
「還給你，多謝了。真是挺好看的。現在這樣好的裝禎已經不多見了。‘三聯’版的書就是高別人一等，價錢還特別便宜。是在哪兒買的？」
「三味書屋。」
「怎麼走？我也想逛逛，但是對西邊不熟。」
「天安門再往西騎。」
「哎呀，我最怕找地方了，明天上完課，陪我去一趟好不好？就算幫助同學了。怎麼樣？晚飯我請，西單附近我熟。」
「我也忘了怎麼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