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六日星期一至一月八日星期三
布隆維斯特看資料看到三更半夜，主顯節sup(1)/sup這天很晚才起床。範耶爾的屋外停了一輛海藍色新款沃爾沃。就在布隆維斯特伸手握住門把的同時，有個男人也正好開門出來，兩人幾乎撞在一起。那人似乎在趕時間。
「有什麼事嗎？」
「我找亨利·範耶爾。」布隆維斯特說。
那人眼睛一亮，隨即面帶微笑伸出手來。「你想必就是來幫亨利整理家族史的麥可·布隆維斯特，對吧？」
他們互相握了手。看來範耶爾已經開始散播布隆維斯特為何來此的「官方」說法了。那人相當肥胖——無疑是長坐辦公室與會議室的結果——但布隆維斯特一眼就看出相似之處，他的臉和海莉十分相像。
「我是馬丁·範耶爾，」那人說道。「歡迎來到赫德史塔。」
「謝謝。」
「前不久我在電視上看過你。」
「好像每個人都在電視上看過我。」
「溫納斯壯……在這屋裡不太受歡迎。」
「亨利提起過。我還等著聽後半段的故事。」
「他幾天前跟我說聘請了你。」馬丁笑著說：「他說你很可能是因為溫納斯壯才接下這份工作。」
布隆維斯特略一猶豫後決定說出實情。「那是一個重要原因。不過老實說，我需要暫時離開斯德哥爾摩，而赫德史塔就在適當時機跳出來了。至少我是這麼想。我無法假裝那件官司沒有發生過。而且無論如何，我都得入獄服刑。」
馬丁點點頭，表情忽然轉為嚴肅。「你能上訴嗎？」
「這麼做一點好處也沒有。」
馬丁瞄一眼手錶。
「我今晚得到斯德哥爾摩，所以非快點走不行。我過幾天就回來，到時候再請你過來吃飯。我真的很想聽聽那場官司究竟是怎麼回事。亨利在樓上，你就進去吧。」
範耶爾坐在工作室的沙發上，茶几上擺了《赫德史塔快報》《工商日報》《瑞典日報》和兩份全國性的晚報。
「我在外頭遇見馬丁了。」
「他正趕著去拯救帝國。」範耶爾說：「要咖啡嗎？」
「好的，謝謝。」布隆維斯特坐下來，一面狐疑範耶爾似乎很開心。
「報上提到你了。」
範耶爾將其中一份晚報推過來，翻開那一頁的標題是「媒體短路」。執筆的是一名專欄作家，曾任職於《財經雜誌》，一向以幸災樂禍地嘲笑每個熱衷於某議題或是惹禍上身者而聞名。女權主義者、反種族主義者和環保鬥士，一個也跑不了。這位作家似乎並沒有自己擁護的單一信念。如今在溫納斯壯案結束幾個星期後，他開始向布隆維斯特開炮，將他形容成一個大白痴，而愛莉卡則是個中看不中用的媒體花瓶。
有謠言傳聞：儘管《千禧年》的總編輯是個穿迷你裙、會在電視上鬧彆扭的女權主義者，雜誌社卻已瀕臨瓦解。幾年來，該雜誌的存續全仰賴編輯們成功營銷的形象——年輕記者採取調查式的報道，揭露商界醜聞。這套宣傳伎倆對於信仰無政府主義、一心想聽到這類訊息的年輕人或許有效，上了地方法院卻靠不住。小偵探布隆維斯特最近已經體會到了。
布隆維斯特開啟手機，看愛莉卡有沒有來電。沒有留言。範耶爾一言不發地等著。布隆維斯特察覺到老人是想讓他打破沉默。
「他是個笨蛋。」布隆維斯特說。
範耶爾笑了，卻又說：「也許吧，但他卻沒有被法院判刑。」
「沒錯，而且永遠不會。他從未說過什麼有創意的話，老是搭著順風車，然後用最苛刻又不至於惹禍上身的言詞對人落井下石。」
「這些年來我樹立了不少敵人。要說真正學到什麼教訓，就是絕不打必敗無疑的仗。不過，也絕不能讓任何侮辱你的人逍遙自在。等待時機，等你有力量的時候加以反擊——即使你已無須反擊也一樣。」
「謝謝你分享你的智慧，亨利。現在我想聽你談談你的家族。」他將錄音機放在兩人中間的桌上，按下錄音鍵。
「你想知道什麼？」
「我已經看過第一本講義夾，關於失蹤與搜尋的資料，但裡頭提到太多範耶爾家的人，我需要你幫忙一一介紹說明。」
莎蘭德站在空蕩蕩的走廊，眼睛直盯著「畢爾曼律師」的銅製門牌將近十分鐘後，才按了門鈴。大門的鎖「咔嗒」一聲開了。
今天是星期二。他們第二次會面，她有不好的感覺。
她並不怕畢爾曼——莎蘭德幾乎沒有怕過任何人、任何事。但話說回來，這個新監護人令她感到不安。他前一任的潘格蘭律師溫文有禮又和善，和他完全不同型別。但三個月前，潘格蘭中風，尼斯·艾瑞克·畢爾曼便根據某種官僚作業順序接收了她。
莎蘭德接受社會與精神病監護十二年，其中兩年在兒童診所時，光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今天好嗎？」她就從未給過相同答案。
她滿十三歲時，法院根據少年保護法，判決將她關進烏普薩拉的聖史蒂芬兒童精神病院。這項判決主要是基於她情緒不穩，可能對同學甚至她自己施暴產生危險。
每當老師或任何相關工作人員試圖和這個女孩談論她的感覺、感情生活或健康狀況，她總是沉著臉不說話，眼睛死盯著地板、天花板和牆壁，令人備感受挫。她會交叉手臂，拒絕接受任何心理測驗。她對於一切針對她所進行的評估、衡量、製圖、分析或教育的反抗也反映在學校功課上——校方可以將她帶進教室，也可以把她綁在椅子上，卻無法阻止她不聽課、不拿筆作筆記。她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卻沒有拿到證書。
正因如此，就連要診斷她的精神缺陷都有莫大困難。總而言之，莉絲·莎蘭德就是個難應付的人。
她滿十三歲那年，法院也決定指派一名受託人來維護她的利益與資產，直到她成年為止。這名受託人便是潘格蘭律師，儘管一開始相當艱難，他卻做到了精神科醫師與其他醫師辦不到的事。漸漸地，他不但贏得女孩一定程度的信任，也獲得些許溫暖。
十五歲時，醫師們多少認同了她沒有危險的暴力傾向，也沒有急切傷害自己的跡象。她的家庭被歸類為不健全家庭，又沒有其他親戚可以照料她，因此法院判決莎蘭德理應從烏普薩拉的兒童精神病院釋放，並透過寄養家庭慢慢重返社會。
這段歷程並不輕鬆。她在第一個寄養家庭只待了兩星期就逃走了，接下來第二個、第三個也很快便半途而廢。那個時候，潘格蘭把她找來嚴肅地談話，他直言不諱地說，如果她再繼續這樣，就會再度被送進精神病院。這個威脅奏效了，於是她接受了第四個寄養家庭——一對住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米索瑪克蘭森的老夫妻。
然而這並不表示她行為收斂了。十七歲時，莎蘭德曾四次遭警方逮捕，兩次因爛醉而被送到急診室，還有一次很明顯地嗑藥。其中有一次她被發現衣冠不整、爛醉如泥地倒在車後座，車子停在梅拉斯特蘭南路上，車上還有個年紀大她許多，但同樣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
她最後一次被捕是在十八歲生日的三星期前，當時她完全清醒地在舊城區地鐵站內踢一名男乘客的頭。她被指控傷害他人。莎蘭德聲稱那個人摸她，並有目擊者證實她的說詞，檢察官便決定不予起訴。但鑑於她的背景，地方法院下令執行精神評鑑。由於她仍依慣例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也不配合檢驗，國家健康福利部諮詢的醫師們只得根據「對患者的觀察」作出評斷。倘若面對的是一個交叉雙手、嘟出下唇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的年輕女子，又能觀察出什麼結果來呢？因此唯一作出的判斷就是她肯定有某種情緒障礙，而且不能置之不理。這份醫療/法律報告建議患者接受封閉的精神療養院照護。社會福利部門某副部長也表示支援精神病學專家們的結論。
至於她的個人記錄，專家們最後的診斷是濫用酒精與藥物風險極高，且缺乏自覺。當時她的檔案記錄簿裡充斥著內向、受社會壓抑、缺乏同情心、自我依戀、病態與反社會行為、合作困難、無法同化學習等等字眼。凡是看過莎蘭德檔案記錄簿的人都可能認定她有嚴重的智障。還有另一個事實也對她不利，社會福利部門的街頭巡邏人員有幾次看見她「和不同的男人」在瑪利亞廣場附近廝混。有一回，她在丹託倫登公園被攔下搜身，當時也是和一個年紀大上許多的男人在一起。社會福利人員擔心莎蘭德可能是或者有可能成為妓女。
當地方法院——決定她未來的機構——開庭判決此案時，結果似乎早成定論。她明顯是個問題兒童，法院除了接受精神病專家與社工人員的建議之外，不太可能作出其他判決。
舉行聽證會當天早上，莎蘭德被人從兒童精神病院——自從舊城區事件後她便被關在這裡——帶到法院。她覺得自己像個集中營的囚犯：沒有希望活過那一天。她在法庭上第一個見到的是潘格蘭，過了一會兒她才發覺他並非以受託人的身份出席，而是她的代理律師。
出乎她意外的是，他很堅決地站在她這邊，並強力抗議住院的決定。她並未揚起眉毛之類地顯露自己的驚訝，但卻仔細傾聽他說的每一句話。潘格蘭反詰當初簽名建議將莎蘭德關進醫院的耶斯伯·羅德曼醫師，兩個小時下來的表現令人喝彩。他仔仔細細研究了醫師評鑑的每項細節，進而要求醫師解釋每項陳述的科學根據。結果發現，由於患者不肯接受任何測試，醫師所下的斷論其實全憑臆測。
聽證會最後，潘格蘭暗示：強制住院大概不只違反國會對於類似情形的決議，本案例更可能成為政治與媒體報復的議題。所以，為大家著想，最好另外找出適當的解決之道。在協商此種狀況時使用這樣的言語並不尋常，法院的人員都顯得緊張而侷促不安。
最後結果也是採取折中方案。法院判定莎蘭德確實有情緒障礙，但情況尚不需強制住院。另一方面，法院也將社會福利部主任對於設定監護人的建議納入考慮。庭長帶著不懷好意的笑容轉向一直擔任她的受託人的潘格蘭，問他是否願意承擔監護之責。庭長顯然認為潘格蘭會退縮，試圖將責任推給他人。不料他卻說自己很樂意擔任莎蘭德小姐的監護人，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莎蘭德小姐必須願意信任我，並接納我為她的監護人。」
他轉身面向她。一整天來來回回的言詞交鋒，讓莎蘭德腦子有點混沌。在此之前，誰也沒問過她的意見。她看著潘格蘭許久，然後點了一下頭。
潘格蘭是法律專家和舊派社工的奇特混合體。最初，他是社會福利部指派的代表，後來幾乎一輩子都與問題少年為伍。這個監護物件確實是他所接觸過最難應付的一個，但他二人之間終究產生了一種勉強的敬意，幾近於友情。
他們的關係持續了十一年，從她十三歲生日直到去年聖誕節前幾個星期。他們每個月都會約定見面，那天潘格蘭沒出現，所以她上他家去找他。
雖然可以聽見屋裡有聲響，他卻沒來開門，她便順著排水管爬上四樓陽臺。她看見他躺在門廳地板上，意識清醒但無法說話或移動。她叫了救護車，陪他到索德醫院途中，她漸漸因為驚慌而胃絞痛。整整三天，她幾乎都待在加護病房外的走廊，像只忠犬似的注視每個進出那扇門的醫師護士。她失魂落魄地在走廊上來回地走，一有醫生靠近便直盯著看。終於有個醫生——她始終不知道他的名字——帶她到一個房間，向她解釋情況的嚴重性。潘格蘭先生因嚴重腦出血病況危急，恐怕不會再恢復意識。他才六十四歲。她沒有哭也沒有表情變化，只是站起來，走出醫院，再也沒有回去。
五星期後，監護局召喚莎蘭德與新的監護人作首次會面。她的第一個衝動是不予理會，但潘格蘭已經讓她深深意識到每個舉動都會有所影響。她學會了分析後果，因此得到的結論是：脫離目前困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表現得似乎很在意監護局的意見，以便讓他們滿意。
於是十二月，調查布隆維斯特期間她抽了個空，來到畢爾曼位於聖艾瑞克廣場的辦公室，一名年紀較長、代表監護局的女人便在這裡將莎蘭德厚厚的檔案交給畢爾曼律師。女人和善地詢問莎蘭德的近況，見對方以悶不吭聲作為響應，她似乎很滿意。約莫半小時後，她便獨自離去，將莎蘭德留給畢爾曼律師處置。
莎蘭德確定自己不喜歡畢爾曼。她趁著律師翻閱她的檔案時偷偷研究過了。年紀五十多歲。高個。星期二、五打網球。金髮。頭髮漸稀。下巴有個小凹洞。胡戈波士刮鬍水。藍色西裝。紅領帶加上金色領帶夾，還有刻著姓名縮寫neb的裝飾袖釦。金屬框眼鏡。灰色眼珠。從茶几上的雜誌分析，他的興趣是打獵與射擊。
認識潘格蘭這些年來，他總會請她喝咖啡、和她閒聊。無論再怎麼逃離寄養家庭或逃學，他也從未失控發過脾氣。唯一真正惹惱他的一次，就是她在舊城區遭到那個人渣性騷擾後，被控傷害罪。你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嗎？你傷害了另一個人呀，莉絲。他的口氣就像個年邁的老師，而她也耐心地將他責罵的每一句話當成耳旁風。
畢爾曼沒有時間聊八卦。他馬上就總結出：潘格蘭並未遵守監護規定盡己之責，因為他顯然允許這個莎蘭德女孩負責自己的家用與財務。畢爾曼一開口就像審問似的：你賺多少錢？我要你給我一份你的財務狀況記錄。你平常都和誰在一起？房租都有按時繳嗎？喝酒嗎？潘格蘭同意你在臉上穿那些環嗎？有沒有注意衛生？
去你媽的。
就在「天大惡行」發生後，潘格蘭成了她的受託人。他堅持每個月至少見一面，有時候更頻繁。她搬回倫達路後，他們更幾乎成了鄰居。他住在霍恩斯路，只隔著幾條街，偶爾在路上巧遇還會相約到「吉飛」或附近其他咖啡館喝咖啡。潘格蘭從未試圖強迫她，只是曾經找過她幾次，替她買過一些生日小禮物。他說過只要她願意，隨時都能上他家去，但她幾乎沒有利用過這項特權。不過自從她搬到索德，每年聖誕夜去看過母親後，她總會和他一起過節。他們會吃聖誕火腿、下棋。她其實對下棋沒有太大興趣，但學會規則後便未曾輸過。潘格蘭是個鰥夫，莎蘭德則認為自己有責任憐憫他，以免他一人孤單過節。
她覺得自己虧欠他，而她向來不喜歡欠人。
先前是潘格蘭將她母親位於倫達路的公寓轉租出去，後來因為莎蘭德自己需要住的地方才收回。這間公寓約四十九平方米，破舊失修，但畢竟有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屋頂。
如今潘格蘭走了，聯絡既有社會的另一條線也斷了。畢爾曼是個截然不同的人。她絕不可能到他家過聖誕夜。他採取的第一步是設立新規定來管理她在瑞典商業銀行的戶頭。以前潘格蘭從不介意改變監護權規定，以便讓她處理自己的財務。她自己付賬單，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使用存款。
聖誕節前一個禮拜與畢爾曼會面之前，她已經作好準備；一到了那兒，她便試著解釋前一任監護人很信任她，而她也不曾令他失望過。潘格蘭一向讓她自己管自己的事，並不干涉她的生活。
「那是問題之一。」畢爾曼敲著她的檔案簿說，然後便長篇大論地談起關於監護權的規定與政府法規。
「他很放任你，對吧？真不知道他怎能不受罰。」
因為他是個瘋狂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輩子都與問題少年為伍。
「我已經不是小孩。」莎蘭德如此響應，彷彿這樣的解釋已經足夠。
「對，你不是小孩。但我被指派為你的監護人，只要我還擔任這個角色，在法律與經濟上就得對你負責。」
他用她的名字開了一個新賬戶，她得向米爾頓的人事處報備，今後就使用這個戶頭。往日的美好時光結束了。從今天起，畢爾曼會替她付賬單，並且每個月給她一個額度。他表示希望她能提供所有消費的收據，而她每星期可以拿到一千四百克朗——「買食物、買衣服、看電影等等」。
莎蘭德每年賺的錢超過十六萬克朗，如果全職工作，接下阿曼斯基分配給她的所有任務，收入甚至能加倍。可是她的花費很少，不需要太多錢。公寓的費用大約是每個月兩千克朗，儘管收入不豐，儲蓄存款賬戶裡卻也有九萬克朗。只不過以後無法取用了。
「這麼做是因為我要負責管你的錢。」他說。「你得為未來存點錢，不過別擔心，這一切我會照料。」
我從十歲就開始照料自己了，你這討厭鬼！
「就社交觀點看來，你的情況還不錯，不必住院治療，不過這個社會對你有責任。」
他詳細地詢問有關米爾頓安保派給她的工作的性質，她出於直覺說了謊。她所描述的其實是她進米爾頓最初幾個星期的工作內容，畢爾曼認為她只是煮煮咖啡、整理信件——很適合有點遲鈍的人做的工作——因而顯得滿意。
她不知道自己為何撒謊，但這肯定是明智的抉擇。
布隆維斯特和範耶爾待在一起五小時後，當晚大部分時間加上星期二一整天都在整理自己的筆記，將家譜串連成容易理解的完整故事。此時呈現的家族史與他們公開顯現的形象天差地別，每個家族都有一些不可外揚的醜事，但範耶爾家卻有一籮筐。
布隆維斯特還得多次提醒自己真正的任務不是為範耶爾家族寫傳記，而是查出海莉的遭遇。範耶爾的傳記純粹只是為了迎合一般大眾的口味。一年後，他將得到那筆荒謬的酬勞——他已經在弗洛德擬訂的合約上籤了名。他希望真正的收穫會是範耶爾自稱擁有的關於溫納斯壯的資料。但聽了範耶爾的講述，他開始覺得這一年的時間不一定會白白浪費。一本關於範耶爾家族的書價值匪淺。很簡單，這個故事太棒了。
他從未想過自己也許能找出殺害海莉的兇手——假設她確實被害，而不是死於某件怪異事故。範耶爾認為一個十六歲女孩根本不可能自行離家出走，還在政府官僚全面監督下躲了三十六年，這點布隆維斯特也贊同。但是他也不排除海莉逃家的可能性，也許去了斯德哥爾摩，後來才出事——吸毒、賣淫、被強暴，或是單純出意外。
至於範耶爾則深信海莉遭到謀害，而且是親人下的手——有可能與他人聯手。他會這麼想是因為海莉是在島上對外交通中斷、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車禍事故那幾小時的混亂時刻失蹤的。
愛莉卡說得對，如果他來是為了破解一樁謀殺懸案，接受這件任務的確太不合常理。但布隆維斯特漸漸發現海莉的命運在家族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尤其對亨利而言。不管範耶爾是對是錯，他對親人的指控在家族史中都象徵著重大意義。這項指控已經公開三十餘年，不僅家族聚會的氣氛受影響，也導致怨懟與仇恨，進而動搖公司的根本。因此海莉失蹤的探究除了會自成一個章節之外，也為資料相當豐富的整個家族史串起一條紅線。無論他的主要任務是在海莉或撰寫家族編年史，都可以從詳細列出人物表為起點，這也是他那天與範耶爾第一次長談的用意。
該家族包括所有四等親與六等親的孩子在內共約上百人，由於人數實在太多，他不得不在電腦裡建立一個資料庫。他使用的是notepad程式，這是兩名皇家技術學院成員所發明的極富價值的產品之一，只需付一小筆費用便能在網路上使用的共享軟體。對於進行調查工作的記者而言，很少有這麼好用的程式。每個家庭成員在資料庫中都有自己的檔案。
他們的族譜可追溯到十六世紀初，當時的姓氏為範耶爾薩。據範耶爾說，這個名字可能源自於荷蘭姓氏範·赫爾史塔；若真是如此，族系便可追溯到更久遠的十二世紀。
在近代時期，該家族來自法國北部，於十九世紀初隨著讓·巴蒂斯特·貝爾納多特國王來到瑞典。亞歷山大·範耶爾薩是名士兵，本身並不認識國王，但因帶領駐軍表現傑出而揚名。一八一八年，他受封賞獲得海澤比地產。範耶爾薩自己也有錢，在諾蘭買下了大片林地。他的兒子亞德利安出生於法國，但應父親要求脫離了巴黎的沙龍生活，遠走諾蘭這個偏遠地區的海澤比，負責管理這塊產業。他開始利用從歐洲引進的新方法從事農林業，建立了紙漿廠與紙廠，赫德史塔便在工廠周圍發展成形。
亞歷山大的孫子名叫亨利，他將姓氏縮短為範耶爾，開展對俄貿易，並創立一支小小的商船隊，於十九世紀中葉來往于波羅的海諸國、德國與鋼鐵業發達的英國。老亨利多方發展家族事業，打造出規模不算太大的礦產業，以及幾家諾蘭地區最早的金屬業公司。他有兩個兒子，畢耶與戈弗裡，範耶爾宗族的雄厚財力便是由他二人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