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過了不少日子那位翻譯才告訴我的。感謝這位朋友，今天他又為我仔細地回憶了一下當時的情形，而且把過去不能告訴我的也告訴了我。
那天我和加藤談過話以後，翻譯員正準備離園回家，聚在樓下的榮源、羅振玉和謝介石三人攔住了他，打聽樓上會談的結果。翻譯員這次接到這件從來沒有過的任務（用英文給日本人當翻譯），本來已覺得很奇怪，當他應命到達張園的時候，先就碰見了榮源等人，囑咐他談完之後告訴一下會談情形（這按說也是不準的）。翻譯員當時不安地回答：「我不過是個陪坐的罷了，白井副領事是會用中國話翻譯的。」榮源說：「上頭說了，讓您用英文翻。」「何必用英文呢。幼安先生（謝介石字）不是在這兒嗎？用日文翻譯不是更好嗎？」謝介石哼了一聲說：「我才不跟他們說話哩！」羅振玉這時忙插嘴說：「上頭是怕別人傳話不切實。還是請您下來的時候透透信吧。」翻譯員覺得事情有點蹊蹺，不便拒絕，又不想遵命，心裡打定主意，翻譯完了還是溜走忙自己的事去。誰知還沒走出大樓，就又給這三位攔住了。這位年輕人覺得臉上也磨不開，又覺得所談的事情似乎很簡單，就簡單地告訴他們了。
這三位聽完那結果，還是不放他走，再三向他叮問，等到確實知道了加藤說的仍然不過那幾句話之後，三個人激動起來了。榮源罵了一句：「領事官都是些不陰不陽的東西，向來沒有痛快過！」謝介石冷笑道：「我早知道他們要搗亂，找了他們就不會有好事，他們嘴裡說得出什麼好話來？你瞧，真事都成了造謠！」羅振玉捋著鬍子，頓足嘆息：「是何居心！是何居心！」
翻譯員看得不耐煩，告辭要走，羅振玉立刻攔著說：「您別走，跟我們一起走走，耽誤您一會兒，回頭送您回家。」說著，那兩位也站起來說：「對，一塊兒去，當面把這事情告訴他！」說著，就不由分說，帶著翻譯員往外走。翻譯員跟在他們後面，心裡充滿了好奇。他和榮源是近親，悄悄問他：「上哪兒去？」榮源激情未消地說：「咱們上三爺公館去！」不等他問下去，已經走到汽車跟前，那兩位把他擁了進去，車就開了。
汽車走了不太久，在離日本花園不遠的地方，一個路南的綠油大門前停下了。一直到此為止，這位翻譯員還以為去的地方是榮源榮三爺的公館，因為他聽榮源的一個「看煙」（專伺候抽大煙的）太監說過，「三爺在外邊還另有公館呢」！他也聽說榮源在日租界有座小樓，住著一個廣東籍的「外家」，國民飯店裡有個房間，包著一個「暗門子」（暗娼），這些地方也是榮源和銀行界、金店業給張園辦抵押、談交易的地方，鹽業銀行的嶽乾齋經理，在北京領業源開紅貨鋪子的張德甫，都提過這些地方，只是沒有人說過日本花園附近的這個綠大門。翻譯覺得他這位風流親戚對他公開了自己的秘密香豔窩，這回可有了開玩笑的資料，誰知一進大門，就知道不對了。
羅振玉上前按鈴後，一個號房式人物應聲開啟了半扇門，顯然羅振玉是熟客，號房倒身讓過他們，隨即關上門，鑽進號房去了。羅振玉帶頭，幾個人繞過影壁，面前展開的一個頗大的院子，院子裡正有二三十個穿日本軍衣的人持槍練劈刺。奇怪的不僅如此，而是這群人看見了客人，忽然在一聲號令下，全跑進一道月亮門裡去了。更奇怪的是，翻譯員從一陣人聲中，聽出了這些穿日本軍裝的是說著中國話的。
這當然不是榮三爺的公館了。
院子北邊是一座樓房，羅振玉帶著他們繞過了陳列著盛開的夾竹桃的正門，從大樓側門進去，裡面是一條光線不太足的甬道。一個樓梯旁，擺著硬木八仙桌和幾把硬木椅子，坐著幾個彪形大漢，桌子堆著筆墨、算盤和一些藍布皮的舊式賬簿。羅振玉過去和其中的一個嘀咕了幾句，這時不知從哪裡走過一個穿長衫的茶房式人物，領著他們上了樓梯，經過一條光線仍嫌不足的甬道，把他讓進了一間狹長的屋子。屋裡陳設頗像一箇中等旅店房間，一張床，一個梳妝檯，一把梳妝椅。比旅館多的是床上有個盛鴉片煙具用的那種帶鏡子的紅漆盤，還有抽大煙用的一對大圓枕頭。榮源進了屋，一歪身倒在床上，點上他的埃及紙菸，羅振玉坐他的對面，謝介石坐在椅子上。看起來，他們都很熟悉這個地方。翻譯員很留心地聽他們談話，漸漸聽出來，他們不久前在這地方見過一個剛從日本來的人，這個人是個黑龍會的重要人物——頭山滿的得力骨幹，羅振玉他們就是根據這個人物的談話，確信了日本人要把「宣統帝」送到旅順，為滿蒙方面的某種舉動作準備。當然，這次舉動在張園的人聽來，就是復辟。羅振玉這些人認為必須把加藤對我去旅順問題的不同回答，告訴那個人，為了讓那人親自聽聽第一手的訊息，所以特意把翻譯員帶了來。至於這位人物叫什麼名字，這個地方是個什麼地方，他們都絕口不提。
那天的天氣非常熱，翻譯員很想到衛生間洗一把臉，而這間狹長的屋子既沒有茶，也沒有水。後來他打聽廁所在哪裡，謝介石告訴他在樓下某個地方。他下樓去了。誰知又發現了一個不解的現象：原在樓梯的那幾個大漢，連同桌椅、賬本，等等，全不見了。
翻譯員越發覺得蹊蹺，心中不安起來。他本來是專門給我擔任對各歐美國家駐津領事館和兵營方面的翻譯的，日本人很不願意接近他，他早已感覺出他們對他的戒心，如今他來到這個會見東京來人的地方，並非是由日本人的邀請，日本人是什麼態度呢？他忐忑不安地回到樓上。這時只見羅振玉等人垂頭喪氣地告訴他：那位人物不來了，咱走吧！
翻譯員如釋重負，跟著走出大門（一路上除了那個號房式人物，誰也沒碰上）。羅振玉要用汽車送他，他也不坐了，趕忙僱了洋車回自己的家。
過了不久，我要給離任回國的駐屯軍司令官高田豐樹送一份禮物，順手抓了在跟前的這位翻譯，叫他送去。他奉命去找司令部的通譯官吉田忠太郎。吉田的中國話很好，中國風俗習慣也很熟悉。因為他長得很像「群英會」上的蔣幹，所以我這位愛看戲的翻譯員背後就叫他「蔣幹」。他回憶這段經過說：「我到了‘蔣幹’那裡，說了沒幾句，突然進來了一個矮胖子，氣沖斗牛地對吉田嚷了起來，像要打架似的。他們的日本話裡，似乎屢次說到榮源的名字。那矮胖子嚷得很兇，‘蔣幹’卻笑嘻嘻的，像聽了什麼笑話。那胖子足吵了一個小時才走。我就問‘蔣幹’，榮源是不是惹了他？‘蔣幹’說：‘榮源真是個色鬼，昨晚上不知怎麼弄的，三爺公館叫人，弄錯了，把大熊的女人叫了去，榮源見了就不饒，哈哈！’
「這段話，又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這個三爺公館究竟是個什麼地方呢？我不敢問‘蔣幹’，我辦完了事，把禮物交代清楚，離了他的地方，決心再到那個三爺公館那外面看看。我到了日本花園附近，果然找到了那個綠大門。走到跟前一細看，原來門角上釘著一個小小的原色木牌，上面明白地寫著四個墨筆字：‘三野公館。’原來這是跟榮源很熟的那個三野友吉的公館！」
這段經歷，是我決定不去旅順之後他才告訴我的。當時我聽了，對日本人這種相互不協調，感到了氣憤，覺得日本人真是不統一，但也沒有想到其他的問題。三野友吉這人我是認識的，他是司令部的一個尉級參謀，常作為司令官的隨從到張園來祝壽、賀年和做客。我覺得我和司令官有交往，我的下邊人和司令部的下邊人有交往，那是很自然的事。卻沒有去想：這個尉官何以能擁有一座「公館」？而羅、榮、謝等人竟是這種奇怪的公館的常客，這又是件什麼事？
翻譯員後來還有一段經歷，當時並沒有告訴我。他曾經向榮源探問過三野公館的事：「你在三野公館惹了大熊的女人，‘蔣幹’告訴我了！你是怎麼惹的她？」
「你也知道？」榮源躺在大煙榻上，興高采烈地聊起了他怎樣惹那女人，那女人的草屐子上的絆兒怎麼給掙斷……說得興頭很足。我這位翻譯看出機會來了，就乘他的興頭問道：「三野公館是個什麼地方？」
「是個好地方。」
「什麼好地方？」
「你別急，也許將來有機會帶你去開眼。」
「得啦，要是你三爺的烏龍院，小生可是不敢去的！」
「怎麼是我的烏龍院？」
「不是你三爺的公館嗎？」
「你別胡嚷啦，那是三野友吉的公館！」
「三野不過一個小參謀，幹嗎要那麼大的一座公館？」
「唔，你既然不知道，」榮源警惕起來，抽了幾口煙才說：「我也不便往下說，以後有機會咱再談。」
以後，他再也沒說。
這位翻譯員後來實在憋不住了，在一次宴會上，借了一個題目和白井康談天，一下子扯到那個三野公館，說他曾到那裡去過一次，就在上次見過面之後。白井康聽了他的話，非常詫異地看了他幾眼，一言未答。他心中很懊喪，以後總躲著這個白井康。可是在又一次宴會上，白井康主動地找他攀談。也不記得是借了個什麼題目，忽然扯出了這麼一句：「那個三野公館已經不存在了！」
現在回想起來，白井康所充當的這種角色，一定很沒滋味。上次園後放槍事件發生後，告訴張園「那是巖田打鳥」的，也是由他扮演的。
自然，後來我終於漸漸明白了，在司令部和領事館的互相遮蓋之下的鉤心鬥角，其激烈與錯綜複雜，是不下於我身邊「遺老」中間所發生的。我也弄明白了許多「並行活動」，現象並非全是偶然巧合，比如：司令部派了參謀每週給我演講，領事館就介紹了遠山猛雄做皇室教師；領事館每次邀請我必同時請鄭孝胥，司令部的邀請中就少不了羅振玉；領事館在張園派駐了日本警官，而司令部就有專設的三野公館為榮源、羅振玉、謝介石等預備了女人、鴉片，等等。
至於黑龍會，我知道得最晚，還是鄭孝胥告訴我的。這個日本最大的浪人團體，前身名為「玄洋社」，成立於中法戰爭之後，是日本浪人平岡浩太郎創立的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的最早的特務組織，最初在福州、芝罘、上海都有機關，以領事館、學校、照相館等為掩護，如上海的「東洋學校」和後來的「同文書院」都是。「黑龍會」這個名字出現得比組織的誕生要晚，是在一九〇一年。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超越黑龍江」，換言之，也就是要做一個與帝俄爭奪滿蒙殖民地的開路先鋒。在日俄戰爭中，這個團體起了很大作用，它的間諜工作，在《對馬》這部小說裡是有過描寫的。傳說在那時黑龍會會員已達幾十萬名，擁有巨大的活動資金。頭山滿是黑龍會最出名的領袖，在他的指揮下，他的黨羽深入到中國的各階層。從清末的王公大臣如升允之流的身邊，到販夫走卒如張園的「隨侍」中間，無一處沒有他們在進行著遠慮深謀的工作。日本許多著名的人物，如土肥原、廣田、平沼、有田、香月等人都是頭山滿的門生。鄭孝胥說頭山滿是個佛教徒，有一把銀色長鬚，面容「慈祥」，平生最愛玫瑰花，終年不願離開他的花園。就是這樣的一個佛教徒，在玫瑰花香氣的氤氳中，捋著銀鬚，面容「慈祥」地冥想出一個又一個的駭人陰謀和慘絕人寰的兇殺。
鄭孝胥能認識到黑龍會和日本軍部系統的力量，是應該把它歸功於羅振玉的。鄭、羅、陳三人代表了三種不同的思想。羅振玉認為軍部人物以及黑龍會人物的話全是可靠的（他對謝米諾夫和多布端的信任，也一半是出於謝、多二人和黑龍會有關係），陳寶琛則認為除了代表日本政府的總領事館以外，別的日本人的話全別相信。鄭孝胥公開附和著陳寶琛，以反對羅振玉，心裡起初也對司令部和黑龍會存著懷疑，但他逐漸地透過羅振玉的吹噓和黑龍會的胡作非為，看出了東京方面某種勢力的動向，看出了日本當局的實在意圖，最終看出了這是他可以仗恃的力量。因此，他後來決定暫時放下寄託希望於各國共管上的計劃，而束裝東行；到日本直接尋找一下黑龍會和日本參謀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