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求什麼？」總統問得很急切，所以我聽得懂。
「不多。」雷維瑞多上將回答。他看著我，目光明亮，總統於是滿意地點點頭表示允許。
在這次會見的尾聲，雷維瑞多上將對我承諾，外交部長會收到由總統親自下的命令，而海軍部長尼耶託將盡量提供給我們所有協助。
「祝福你們！」上將邊笑邊搖搖頭說。副官走進來帶我出去，外面還有一位傳令員在等著我。
當天，利馬的報紙刊登了一段挪威木筏遠征隊將由秘魯出發的新聞，同時報上也刊登了一則訊息：一隊瑞典、芬蘭聯合科學考察隊，已經完成了對亞馬孫河(8)流域叢林印第安人的研究。考察隊的兩名瑞典籍隊員，是駕獨木舟沿著河流來到秘魯的，剛剛抵達利馬。其中一位名叫班特·丹尼爾森，來自烏普薩拉(9)大學，打算在秘魯研究高山印第安人。
我在飯店裡把這則新聞剪下來，然後寫信給赫門，告訴他建造木筏的地方，這時有人敲我的房門。來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皮膚曬成古銅色、穿著熱帶服裝的人，當他拿下白色頭盔時，你還以為他的臉就是被這把野火般的金紅鬍子燒黑的，而且把他的頭髮也燒得所剩無幾。這個人雖然渾身都是野外工作的痕跡，但看得出他是屬於學術圈的。
「班特·丹尼爾森。」我猜。
「班特·丹尼爾森。」這個人自我介紹道。
他聽說木筏的事了。我請他坐下，心裡這麼想。
「我剛剛聽說木筏的計劃。」這個瑞典人說。
而現在他要來推翻我的理論，因為他是民族學家。我想。
「我今天是來請求你們讓我加入木筏遠征計劃的，」這個瑞典人平穩地說，「我對遷移理論很感興趣。」
我對這個人一無所知，只知道他是科學家，剛從叢林裡出來。但是，一個瑞典人有膽量獨自與五個挪威人待在一個木筏上，那他應該不是那種有潔癖、難相處的人。而且就連他那把顯眼的大鬍子，也掩蓋不住他和平的天性和快樂的幽默感。
班特就這樣成為我們的第六個組員。當然，因為我們本來就還缺一個成員，而且他是我們當中唯一會說西班牙語的。
幾天之後，當我搭乘客機沿著海邊向北邊嗡嗡飛去時，我再度懷著敬畏的心情看著腳下無盡的蔚藍大海。大海好像懸在半空中，無拘無束地漂浮著。再過不久，我們六個人就要像微生物一樣，集聚在大海里的一個小斑點上了。海里的水這麼多，彷彿要從西方的地平線那裡溢位去了。世界如此荒蕪廣袤，然而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彼此之間卻至多隻能隔開幾步之遙。不過，我們暫時都還有足夠的活動空間。現在赫門正在厄瓜多等待木材，諾特·郝格蘭和托爾斯坦·拉比剛搭機抵達紐約，畫家艾瑞克·赫索伯格正從奧斯陸搭船前往巴拿馬，我正在飛往華盛頓的途中，而班特則留在利馬的旅店，等待與其他人會合，然後出發。
這五個人彼此都不曾謀面，而且各有各的秉性。這樣一來，我們一起待在木筏上反而不至於在短短幾個星期後就彼此感到厭倦。低氣壓的暴風烏雲，以及極具威脅性的壞天氣，都比不上六個大男人一起被關在一艘漂浮於大海的木筏上幾個月的時間所造成的心理「風暴」來得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一則笑話往往和救生帶一樣可貴。
二月的華盛頓，天氣還是很糟，又冷又下雪。我回來之前，伯裘恩已經把無線電問題搞定了，並引起美國無線電廣播業餘聯盟的興趣，願意收聽我們從木筏上傳過去的報告。此外，諾特和托爾斯坦正忙著準備收發裝置，一部分是利用專為我們行程設計的短波發報機，另一部分則是利用戰爭時期所使用的秘密破譯裝置。如果我們要完成在旅程中計劃做的事，那麼現在得做準備的，還有大大小小几千件事呢。
檔案裡的檔案越來越多，有軍方檔案、民間檔案，有白的、黃的和藍的，有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挪威文的。光一趟木筏之旅，就得用掉半棵樅樹造的紙。法律條文處處束手束腳，得一環一環打通。
「我敢說這一堆信件差不多有二十磅重。」有一天，當諾特弓著背在打字機上工作時，絕望地說。
「二十六磅，」托爾斯坦淡淡地說，「我稱過了。」
我媽媽顯然很瞭解我們最近的準備工作有多瘋狂，因為她來信說：「我盼著早點聽到你們六個人都安全登上木筏的訊息！」
接著，有一天我們接到一封來自利馬的急電，赫門被逆流的大浪捲起，甩到岸上，嚴重受傷，頸子脫臼，現在正在利馬的醫院接受治療。
托爾斯坦·拉比與葛得·瓦爾德立即乘飛機前往處理。葛得·瓦爾德在戰時曾是駐倫敦的挪威跳傘突擊隊的秘書，她這陣子在華盛頓協助我們。到了那裡之後，他們發現赫門的傷勢已經好轉。醫生用吊帶牽引住他的頭部半個小時，幫他把第一頸椎扭回原位。x光片顯示，他頸部最上面的一塊骨頭裂了，而且發生了右旋。多虧赫門身體素質一向很好，雖然身上紫一塊、青一塊，又僵硬又有風溼，但他還是很快回到海軍船塢，把所有輕木歸攏好，開始工作。不過他要繼續到醫院做復健，能不能與我們一起出航還是個問題。但對他而言，雖然一開始就在太平洋的懷抱裡栽了個大跟斗，卻從沒有懷疑過自己到底能不能出航。
隨後艾瑞克在巴拿馬乘機，諾特和我從華盛頓起飛，一起前往出發點利馬集合。
海軍港的造船廠裡，擺著從克韋多森林運來的巨型輕木，看上去真是格格不入。剛砍下的原木、黃色竹材、蘆葦及綠色香蕉葉等堆在一起，造我們那艘小木筏的材料就這樣夾在一排排威風凜凜的鐵灰色潛水艇和驅逐艦中間。軍方派遣六名白皮膚的北方人，以及二十名褐色皮膚的印加人幫助我們，他們揮舞著斧頭與長彎刀，把繩子拉緊，繩結繫牢。穿著整齊藍金色制服的軍官走過去，一臉疑惑地看著我們這群突然出現在他們眼前的陌生白種人，以及一堆簡陋的植物材料。
這是幾百年來，第一次有人在卡瑤港建造木筏。在印加傳說中，他們的祖先正是在這片近海水域從康提基這個消失部族那裡學會了如何使用木筏航行。然而今時今日，我們白人已經不允許現代的印第安人再使用這種木筏，因為搭乘邊緣無欄杆的開放式木筏在大海中航行，很可能會丟了性命。印加人的後代跟著時代的潮流演進，就像我們一樣，他們也開始穿折出褲線的長褲，軍船也裝備上了槍械保護自己。竹材與輕木畢竟是屬於原始時代的。是的，在哪裡都是一樣的，萬事萬物都在進步，甲冑和鋼鐵就是這麼發展起來的。
這個超現代的造船廠給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班特做我們的翻譯，赫門當造船總指揮，我們其他人跑遍了木匠與制帆店，找到半個倉庫的空間堆放我們的裝置，此外，還有一座小小的浮動碼頭，開始造船後，我們是要把木頭放進水中的。
我們挑選九根最粗的原木，用繩索紮在一起作為木筏的主要部分，每根木頭上都挖了一道道凹槽，用來預防繩索滑落。整艘木筏，我們沒有使用任何長釘子、小鐵釘或金屬線。首先我們讓這九根原木並排浮在水面上，如此一來，它們就會在水中自然調整到合適的位置，然後再將它們穩穩地紮在一起：最長的木頭，有四十五英尺長，放在正中間，頭尾都留出一段；然後按照由長到短的順序，對稱地將其他原木排在兩邊，左右邊最外側的木頭也都有三十英尺長。木筏船頭伸長的部分像一把鈍犁，而船尾兩側的木頭被齊頭裁掉，中間的三根木頭則留出一截，一小段短粗的輕木橫著固定在這裡，作為槳架支撐長長的操舵槳。我們把九根原木用1.25英寸(10)粗的麻繩牢牢捆住，然後，將較細的幾截輕木以三英尺一根的間隔，橫著紮在這九根輕木捆紮的基座上。這樣木筏的基本結構就算是完成了，前後用了三百條長短不一的繩索，竭盡全力，將原木緊緊捆綁在一起，每一個結都紮紮實實。接著，我們把竹子一剖兩半鋪成甲板，每一條竹板都牢牢地綁在原木上，上面再蓋上篾片編成的竹蓆。在木筏中間，靠近船尾的部分，我們用竹竿架起一間小小的開放式船艙，以篾片編成的席子當牆壁。艙頂則是用竹板條作為支撐，再把皮革一樣堅韌的香蕉葉層層疊上去，就像鋪瓦片那樣。我們在船艙前面豎起兩根並列的桅杆，這是用堅硬如鐵的紅樹林木做成的，兩根桅杆相向傾斜，好讓杆頭交叉綁在一起。為了確保牢固，我們用兩根竹竿綁在一起做成帆桁，然後再從帆桁拉起長方形的大帆。
用來載我們在大海中航行的九根原木，按照原始木筏的樣式前端造出一個尖頭，如此更能輕易地穿水而行，然後我們在船頭水面以上的部分，綁上一片很矮的防濺板。
我們在幾根原木之間縫隙較大的地方，塞進五片實心樅木厚板，木板突出筏底，浸在水下。這些一英寸厚、兩英尺寬的木板，毫無章法地散佈在木筏下面，伸入水裡五英尺深。我們把這些厚板用楔子和繩索固定住，當作小小的平行龍骨或活動船板。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印加時期，人們普遍在輕木木筏上使用這種活動船板，防止木筏隨著風浪而橫向漂流。我們並未在木筏周圍新增任何欄杆來做保護，只在木筏每一側各綁上一根細長的輕木，作為腳部的支撐點。
整艘船的建造除了船頭低低的防濺板之外（這項裝置後來證明完全是多餘的），完全是秘魯與厄瓜多古老船隻的翻版。當然，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做細部的安排，只要不影響船隻航行就行了。我們知道，到時候全部的活動範圍就只在這艘木筏上了，因此隨著在海上時間的增加，船上哪怕最小的細節也會變得舉足輕重。
我們讓小小的甲板上有更多的變化，沒有將整艘木筏都鋪上竹片，只鋪設了船艙前面的地板，以及船艙右舷留作門口的部分。左舷部分就如同後院，堆滿了箱子及其他用具，它們都被緊緊地綁在木筏上，只在邊緣留下一條空隙供過路用。船頭部分，以及從船艙背部到船尾的區域，都只見赤裸裸的九根原木，完全沒有鋪裝甲板。所以，當我們繞船艙一週時，會先踩到竹編墊子，再看到船尾灰色的原木。而如果從另一邊繞回船頭時，會經過一堆貨物。其實整艘木筏並沒有多大的面積，然而心理作用使然，這種不規則的效果就能帶給我們變化感，也多少補償了我們有限的活動空間。我們在桅頂架了一個木製臺子，美其名曰是作為登陸前瞭望的位置，其實是為了在途中可以攀上去，從另一個角度觀賞大海。
木筏漸漸有模有樣了，它坐落在戰艦群中，金黃色的成熟竹子和綠色葉片混雜著，十分耀眼！就在這時候，海軍部長親自來視察。我們為自己建造這艘木筏感到相當自豪，木筏置身於龐大的戰艦之間，彷彿印加時代無畏精神的一個證明。這位海軍部長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我被叫到海軍辦公室簽署檔案，宣告對於我們在海軍港裡所建造的東西，海軍部一概不負責，同時，還簽了一份檔案給港務局局長，說明如果我帶著人與貨物乘木筏出海，所有責任與風險由我一個人承擔。
後來，很多外國海軍專家和外交人員來造船廠參觀木筏，看完之後，他們就不再像之前那樣鼓勵我們了。幾天後，我還被叫去見一位重量級的大使。
「你的父母還健在嗎？」他問。當我很肯定地回答「是」時，他直視著我的眼睛，像要宣佈什麼噩耗似的，以低沉的聲音說道：
「如果將來你父母聽到了你的死訊，一定會非常悲傷的。」
他私底下勸我趁早放棄這趟航行，一位檢查過這艘木筏的海軍軍官告訴他，我們絕不可能活著橫渡太平洋。——首先，這艘木筏的體積設計就是錯的，體積太小可能會在大海中沉沒。然而，船身又太長，可能會同時被兩排浪舉起來，此外，船上裝滿人和貨物，這艘脆弱的輕木木筏很可能會在壓力下斷裂。還有更糟的，這個國家最大的輕木出口商告訴他，輕木多孔，在大海中漂浮到我們航程的四分之一後，就會因吸滿水而沉落海底。
這些資訊聽起來很可怕，但我們還是決定堅持到底，無奈之下他們送我們一本《聖經》當禮物，讓我們帶著出航。整體說來，看過木筏的專家都不鼓勵我們利用木筏航行，因為暴風和颶風會把我們從船上吹入大海，然後摧毀毫無遮攔的木筏，讓它隨著風浪在大海中無助地打轉。即使完全沒有暴風，普通的波浪起伏也會讓海水持續不斷地浸溼我們全身，不僅會讓我們的腿脫皮，還會侵蝕木筏上的東西。每一位專家都指出，這艘木筏在構造上有致命的弱點，彙總他們所有的意見，就是這艘木筏上的每一根繩索、每一個繩結、每一處地方、每一塊木頭都可能讓我們沉入海底。於是很多人開始下高賭注，看這艘木筏能在海上撐幾天。一位輕率的海軍武官甚至打賭，如果我們能安全到達南太平洋，遠征隊的六位成員可以免費喝一輩子威士忌。
最糟的是，一艘挪威輪船進港時，我們急忙帶船長和一兩位經驗豐富的水手來參觀，想知道他們的反應，結果卻令我們大失所望。他們一致認為，這艘有著蠢鈍船頭和笨拙船身的木筏，就算掛上帆也沒用。船長繼續說，如果木筏只靠在海上漂流，我們得花一兩年的時間，跟洪堡洋流(11)慢慢磨蹭。甲板長看看木筏上的捆綁效果，搖搖頭，說我們沒什麼好糾結的，因為不出兩個星期，這艘木筏就會散架。而且，在海上，這些原木會持續地上下移動，並且互相摩擦，所以每一條繩索都會損壞。除非我們用金屬線或鏈子，否則我們根本不必繼續進行。
我們實在很難對這些說法置若罔聞，因為只要其中有一項見解最後證明是對的，我們就已經萬劫不復了。我問了自己很多次，我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且因為我不是水手，也沒有辦法反駁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但是，我手中還是握有一張王牌，這也是這趟航行的基礎所在。在我心裡，我一直知道，在某一段時間裡，沿海地區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像我們這種木筏，史前文明也是藉著這種工具從秘魯傳到群島上的。所以我最後的總結是，如果康提基在西元五〇〇年可以用輕木木筏漂浮在大海上，捆綁的材料也沒有問題，那麼只要我們造的木筏和他的一模一樣，就可以航行。班特和赫門反正已經完全深入地瞭解了這個理論，所以當專家在為我們悲嘆時，這些男生還是「不為所動」地在利馬玩得很高興。只有在某一天晚上，托爾斯坦曾心急地問我是否確定洋流方向是正確的。因為我們去看電影，看到桃樂絲·蘭摩(12)在美麗的南太平洋群島上與一群女孩穿著草裙，在棕櫚樹下大跳草裙舞。
「我們一定要去那裡，」托爾斯坦說，「如果洋流不是朝你所說的方向流，那我就要跟你說抱歉了！」
離出發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我們來到普通的護照查驗辦事處，申請離境，班特站在最前面，當我們的翻譯。
「你叫什麼名字？」一位看起來一絲不苟的小職員，透過眼鏡懷疑地看著班特的大鬍子。
「班特·安梅利克·丹尼爾森。」班特畢恭畢敬地回答。
那個人將一張長長的表格放進打字機裡。
「你搭哪一艘輪船到的秘魯？」
「這個嘛，你知道，」班特彎下腰跟這位和氣的小職員解釋，「我不是搭輪船來的，我是劃獨木舟來的。」
這個人嚇呆了，目不轉睛地看著班特，然後在表格的一格空白處敲打出「獨木舟」。
「那你打算坐哪一艘小船離開秘魯？」
「這個嘛，你知道，」班特彬彬有禮地說，「我不是要搭小船離開秘魯，我要搭木筏離開。」
「不要開玩笑了！」職員生氣地高聲喊叫，然後把表格從打字機裡抽出來，「可不可以請你好好回答我的問題？」
在我們出發的前幾天，糧食、水和我們的裝備都已被搬上木筏，我們帶了六個人四個月的食物分量，裝在用於包裝軍需品的硬紙板盒裡。赫門突發奇想，建議將瀝青煮沸，在每一個紙盒四周塗上一層瀝青，並在上面撒滿沙子，防止紙盒彼此粘在一起。然後把食物裝進紙盒，包得嚴嚴實實，最後再將紙盒塞在竹子甲板和支撐甲板的九根橫樑中間。
我們到高山上泉水清清亮亮的水源地，用五十六個小水罐裝了兩百七十五加侖的飲用水。這些水也是一樣緊綁在甲板與橫樑之間，這樣水罐就能常常浸到海水中。至於我們剩下的裝備，以及裝滿水果、根莖蔬菜和椰子的大藤籃，則綁在竹製甲板上。
諾特和托爾斯坦規劃出船艙的一個小角落作為無線電區域，此外，我們在船艙內的橫樑間共綁了八個箱子。其中兩個箱子裝科學儀器和底片，另外六個則分配給每人一個，說好每個人可以依喜好裝進個人物品，能塞多少就塞多少。像艾瑞克就帶了好幾捲圖畫紙和一把吉他，結果箱子太滿了，還得把長襪放在托爾斯坦的箱子裡。班特的箱子請了四位水手才抬上來，因為他的箱子裡全是書——他竟然成功地塞進七十三本社會學與民族人類學的書。我們在這堆箱子上面放上蘆葦編的墊子和我們個人的草蓆，一切安頓就緒，我們準備出發。
首先，我們將木筏拖離海軍區域，在港口劃了幾圈，看這樣裝載貨物是否會影響木筏的平衡。然後將木筏拖至卡瑤遊艇俱樂部，在出發前一天，邀請來賓與有興趣前來參觀的民眾出席，然後為木筏命名。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挪威的國旗升起，一起在桅頂上飄揚的，還有其他給予這趟遠行實質幫助的國家的旗幟。碼頭上人頭攢動，人們爭相目睹這艘奇怪的木筏受洗，從他們的膚色和輪廓看來，其中很多人的祖先在沿海地區使用過輕木木筏。此外，也有以海軍和政府為代表的西班牙後裔，還有美國、英國、法國、中國、阿根廷和古巴等國家的大使，英屬太平洋殖民地的前任總督，瑞典和比利時的部長，以及總領事長所率領的來自挪威小殖民地的同胞。當然，還擠滿了新聞記者，鎂光燈不停地閃。我想，現場恐怕就差再來一支管樂隊和一面大鼓了！有一件事我們六個人彼此早已心照不宣：即使這艘木筏一齣港口就散架，我們也要每人抱住一根原木，劃也要劃到波利尼西亞，絕對沒臉回頭。
我們的顧問，同時也是我們與陸地的聯絡人葛得·瓦爾德，準備用椰奶為這艘木筏施洗。使用椰奶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為了配合石器時代的氛圍，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出了一點小差池，香檳被陰錯陽差地放在托爾斯坦的箱底。主持人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告知在場的朋友，這艘木筏將以印加的祖先——那位一千五百年前從秘魯出海，一路往西方航行直到不見蹤影，之後又在波利尼西亞出現的太陽王——為名，葛得·瓦爾德宣佈，這艘木筏取名為「康提基號」。她用力將其實已經預先敲裂的椰子砸向船頭，結果敲得太用力了，濺了我們這些恭恭敬敬站在周圍的人一頭椰奶和果肉碎片。
接著竹製帆桁被拉起，船帆跟著張開，帆的中央現出康提基蓄著鬍子的頭像，這是我們的藝術家艾瑞克用紅色顏料畫上去的，完全仿照廢棄古城蒂亞瓦納科的石雕上用紅色石頭刻出的太陽王人頭像而畫成。
「啊！丹尼爾森先生。」我們造船廠的工頭，在看到船帆上滿是鬍鬚的人頭像時，高興地喊出來。
自從我們給他看康提基滿臉鬍鬚的圖片後，這兩個月來他就一直稱班特為康提基先生。但是，現在他終於瞭解丹尼爾森才是班特正確的姓氏。
出航前，我們先謁見總統，和他道了別。然後我們還要到莽莽深山去一趟，在漂浮到汪洋大海之前，我們要縱情飽覽這裡的巨巖與山石。在沿海地區建造木筏期間，我們住在利馬市外棕櫚樹林裡的公寓裡，每天坐空軍部的車子往返卡瑤，這部車子連同司機，都是葛得為了我們這趟遠征而商借到的。現在我們請司機帶著我們一直往山裡開，一天之內，能跑多遠就跑多遠。車子沿著印加時期就開始使用的灌溉水渠，在空蕩無人的道路上馳騁，我們最後到達超過木筏桅頂三千六百英尺的高度，頭都有點兒暈了。在這裡，我們只是凝視著岩石、山峰與綠草，怎麼看也看不膩眼前這一整片寧靜的安第斯山脈。我們一直說服自己已經完全厭倦了石頭與土地，現在，是要出航去了解大海的時候了。
(1)瓜亞基爾：厄瓜多西南部港市，位於瓜亞斯河上游，瓜亞基爾灣之北。
(2)海爾達爾開了一個和自負、驕傲有關的玩笑。一個害羞的人，往往會被說成縮頭縮腦。海爾達爾的機智緩和了突發的狀況，也為敘述增添了一點幽默的情調。
(3)暗示他們的頭不會被砍下做成商品。
(4)意思是「超越時間與空間」，有一首英文流行歌曲即以此命名。
(5)鬣蜥蜴（iguana）：棲於西印度及南美樹上的食草大蜥蜴。
(6)麵包樹的果實，風味類似麵包。
(7)裡維耶拉（riviera）：南歐瀕臨地中海一地區，位於法國東南部和義大利西北部，是假日遊憩勝地。
(8)亞馬孫河：南美第一大河，發源於安第斯山脈，流經巴西，注入大西洋。
(9)烏普薩拉：瑞典東南部城市。
(10)計量單位，1英寸約等於2.54釐米。
(11)洪堡洋流（humboldtcurrent）：指沿著智利和秘魯沿海地區往北邊流去的寒冷洋流，「康提基號」大多利用這道洋流來航行。這道洋流是由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洪堡伯爵於一七九九年至一八〇四年進行南美洲之旅時發現的。事實上，如書中所述，洪堡洋流讓海爾達爾的這趟航行變為可能。
(12)桃樂絲·蘭摩（dorothylamour）：美國電影女演員，多扮演慵懶的熱帶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