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馮婉喻收到我祖父寄來的離婚協議書時心臟差點停跳。協議書上有勞改農場第九分場鄧玉輝副政委的簽字，還蓋了分場的公章。什麼事都給我祖母辦妥了，只差她的簽名。那是上海1965年7月，一個星期三的下午，她剛從家裡走到弄堂口，準備去買自由市場收市之前的便宜蔬菜。去年底退休的婉喻，工資比過去少了一半，她在任何花銷上都爭取省回一半的錢來。傳呼電話間的老頭兒已經去世，接替他工作的是他沒有考上大學的孫子。小青年衝婉喻叫了一聲：「馮家姆媽，××信箱有信來！」
婉喻從快要拐彎的地方折回，解放腳步伐飛快，她怕小青年會再叫出第二聲「××信箱有信！」全弄堂裡的人都知道馮家姆媽跟那個神秘的「××信箱」有著羞於提起的緊密關聯。因為這個關聯，馮家姆媽幾十年走在光天化日下也像走在人家的矮簷下。
婉喻拿著信趕緊往回走，買便宜蔬菜就沒那麼要緊了。她以最快的速度上樓、開門，為自己找好座位。信的厚度讓她猜想它的內容，是不是又寄來了剪報。剛坐下她想起還沒有拿拆信的刀，又站起身。她轉了一圈也沒找到那把陸家祖傳的拆信銀刀，刀柄包了一層純金。焉識最後一封信是一年前的一個星期日到達的。那個星期日馮子燁兩口子帶著孩子們來吃飯，看到父親的信裡夾了一份《自新日報》，上面登了張陸焉識在大群犯人面前演講的照片。子燁看一眼母親就知道她在想什麼。他說：「姆媽你不為自己想想，也要為我想想；‘四清’運動單位裡那麼多人的眼睛就盯牢我，不跟老頭子來往都講不清楚，不要說還跟他一封信去一封信來的。這個老頭子逃跑的時候只圖自己痛快，想到姆媽你嗎？想到我們小輩嗎？這麼自私的人，你還要跟他拎不清！」
婉喻說：「我又沒打算回信。」
子燁還想說什麼，他老婆給了他一個眼色，下巴向小女兒微妙一歪。子燁把話嚥了回去。
當時我五歲。我母親懷疑我在偷聽我父親馮子燁和我祖母的談話，因為她觀察了好幾次，只要這類議論一發生，我就停下一切響動和動作。五歲的我確實覺得這種議論奇怪，爸爸和恩奶之間的長幼關係顛倒了；爸爸對恩奶那種老三老四的口吻讓我疑惑和害怕。
那一次婉喻答應了兒子，一定為他的政治前途負責，不再給陸焉識寫信。
馮丹珏看了父親登在報紙上的照片說：「姆媽，爸爸這麼老了，賣相還可以哦？你跟爸爸感情老好的吧？」
丹珏這樣說時帶一點調皮的浪漫，還有羨慕。丹珏注意的是她缺少的東西。她幾次斷言，父親一定是為了母親做逃犯的。他以為新社會還跟舊社會一樣，暗藏在一個地方沒有警察查戶口，沒有居委會阿婆的偵探，他可以在暗中跟妻子白頭偕老。假如有個為她馮丹珏冒生命危險逃出監獄的男人，她一輩子也算沒白活。
此刻婉喻在轉彎即撞牆的小空間裡轉，就是找不到那把拆信的刀，兩腳都轉酸了。這麼多年因陋就簡的生活，還是沒有改變她拆信的習慣。尤其拆焉識的信。他到美國讀書，每封信的信封上都寫著恩孃的名字，有時候恩娘要獎賞一下婉喻，把那把精巧之極的銀刀遞給婉喻，讓她拆開信封。
實在找不到刀了，婉喻回到椅子上。她覺得這把刀的突然失蹤是個幽暗的兆頭。她摸著信的厚度；它超常的厚度讓她破了多年的例，用手把信封的封口撕開。她小心地在角落上撕了個小洞，將小指頭伸進去，想讓細長的小指起到那把銀刀的作用，但信封的紙太劣，紙又幹燥，她的小指剛一動，一道裂紋斜著從一個角扯到另一個角。這是個完全黑暗的兆頭。
緊接著從信封裡落出一張公文紙張，不用開啟婉喻就看見了洇到紙背面的紅色印油。一個公章。
公文是離婚協議書，上面有一個領導的簽字，還有陸焉識的簽名。唯一的空缺是留給馮婉喻的。隨同公文，夾了張信紙，密密麻麻的都是焉識最後一次作為婉喻的丈夫給她的關照。不要太辛苦了，早點退休（他顯然不知道婉喻已經退休了），兒子女兒都大了，到了「烏鳥反哺」的時候了。他留下的書都是好書，很多是他祖父那一代收藏的古書，留給孩子們將來是一筆精神和物質財富。撫養和教養孩子們，婉喻付出的比他這個父親大得多。關於離婚的理由，他一個字都沒有提。
婉喻打了電話給子燁。丹珏那天晚上在實驗室裡做實驗，接到電話說一時回不來。八點鐘左右，子燁又下樓去打傳呼給丹珏，這次沒有遮掩說家裡有重要事情等她回來商量，而是直接說了這件重要事情是什麼。
「離婚協議書寄來了，姆媽簽好字要寄回去，老頭子跟阿拉就沒關係了。就這樁事情，你要是回不來，就忙你的好了。」
我父親馮子燁知道，傳呼間的小青年明天就會把訊息傳呼給里弄裡的每一家人。至少是來用傳呼電話的每一個人。所以明天居委會阿婆、阿姨們都會知道七號三樓的馮婉喻從此跟她們平等，不再是隨時聽她們傳喚的敵屬，運動一來就被她們以風涼話教育的女人，而是一個跟她們一樣的中國公民。
聽到她哥哥這番話，我小嬢孃倒立刻放下沒做完的實驗，叫她學生替她等結果，趕緊騎腳踏車回到家。在黑暗的過道里她氣喘吁吁地開始問：「姆媽，到底哪一樁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