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同樣的時間，另一個看守看到了同一個場面。如此場面一連發生五天，驚動了監獄領導。領導們派幹部調查這件事是誰起的頭，但犯人們全部否認自己在夜裡發生過任何異常行為。根據幹部們的直覺和經驗，他們覺得犯人們不像在撒謊。下一天夜裡，夢遊者們的示威或送葬再次發生。監獄幹部便挑選了兩個犯人，把他們雙臂反剪，兩手和監號粗大、位置較高的鐵門閂銬在一起，讓他們弓腰駝背地被自己的手拎起，腳尖幾乎被拎得離開地面，活像一對過油的大蝦。接下去每人都做了一回大蝦，但「過油」之後仍然想不起聚眾夢遊這回事。一個禮拜過去，監獄幹部佈置犯人們就夢遊事件反省，要麼自首，要麼揭發其他獄友。反省了幾天，沒人反省出結果來，更沒有自首者和揭發者。這期間又有兩個獄友被拉出去接受公審和槍決。反省的規定不斷更新，最後落定在這幾條上：反省的死刑犯不參加晚間往五樓的搬遷，只留在底層監號裡；反省的坐姿是雙盤腿，猶如入定，換腿要請求看守批准；低頭垂目，不準東張西望；一般情況下不準說話，除非被指定發言，一旦被指定發言，就必須發言。
一場反省把一個冬天坐過去了。人們的腿發生了奇怪的變化，變得柔弱黃細，如同病女人，連汗毛都退落一淨。所有的腿因為毫無活動而萎縮退化了，皮鬆垮下來，耷拉在骨頭上，肌肉似乎被腿自己消化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反省未果，暫時留下這個號子的死刑犯不斃，還是因為有比他們更重要的罪犯必須插隊到他們前面，提前斃掉，總之陸焉識這個號子的獄友都活著見到了1955年的新年和春節。
陸焉識比其他犯人幸運的是，他的妻子在一個月一次的探視中從不失約。
終於有個人受夠了反省。正月十五那天，在陸焉識被押出號子去見妻子的時候，這個人向看守申請揭發。他揭發夜裡的無聲抗議活動是陸焉識發起的。陸焉識回到監獄，就有人對他耳語，把剛剛發生的「揭發」告訴了他。
當夜，所有同監號的獄友都搬遷到五樓去了，只留下了陸焉識。先是那個蹲點調查的監獄幹部單獨提審他，問那天夜裡鬧示威的領頭人物是不是他陸焉識。他回答不是的。那麼是誰？不知道。怎麼可能不知道？真不知道，夢遊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還用草紙和粥做釘子，黏在自己床頭掛衣服？」
陸焉識說因為重刑犯的東西都放在監號外的走廊上，監號內的溫度上升和下降要靠自己增減衣服，但人住得太擠，沒地方放東西，就想出這個點子來。每天粘在碗邊上的粥沒有用，用草紙擦下來，粘在牆上，每天粘一點，漸漸就像鐘乳石一樣堆積起很牢固的一塊，可以掛一件毛衣。
「點子倒不少！」幹部說。
陸焉識想，這也值得獄友揭發。
還有一項揭發：陸焉識用一根很大的魚刺磨了根縫衣針，所有獄友都跟他學，因此每人都藏有一根可以當自殺武器的魚骨針。
「這個你承認不承認？」幹部問道。
「承認。」
「哪裡來的大魚刺？」
「從大魚身上來的。」
「你跟我廢話嗎？」幹部拍一下桌子，「大魚哪裡來的？！」
陸焉識眨眨眼，一五一十交代。那次英國工黨代表團來參觀這所模範監獄，參觀了犯人吃飯，所以犯人改善伙食吃魚，每個犯人分到的魚肉有四五兩，看起來是從幾十斤重的大魚身上切下來的。他磨那根針首先因為毛衣脫線，需要修補。其次他想磨自己的耐心。別人都跟他學著磨針，這不能怪他；他們磨了針去縫衣服還是去刺自己的喉嚨，就更加是他們的個人選擇了。
我祖父在1955年還跟人一口一個「個人選擇」。這話到了他的回憶錄的後半部就不見了，他已經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麼可笑。1955年那個春天的夜晚，他正毫無選擇地在走向天明，走向江灣體育場的萬人公審大會。
其他獄友搬遷到五樓去之後，留下的就是陸焉識一個人。果然，他在晚上九點鐘被押到一間監號。在往走廊裡走的時候，他看見了自己的皮箱，還是從美國帶回來的那個皮箱。明天，槍聲響過之後，獄友們從樓上搬遷回來，也會看到這個皮箱，它將被放在他的被褥卷旁邊，並且彆著一張紙條：「陸焉識，××××號，刑于1955年3月4日」。
一排長桌上攤著表格。表格上端豎著一個充滿自我正義感的戴警帽的頭顱，帽簷遮去天花板上投下的燈光，因此眼睛和陰影不分彼此，可以說眼睛有陰影那麼大，或者說陰影像眼睛一樣會打量人。
表格的一個個欄目都被填滿，他向後退了一步，朝坐在桌子後面的人微微鞠了一躬。沒辦法，這是他的教養給他的習慣，讓他尊重任何一種勞動和付出：不管怎樣的冤案，人家為你也忙了累了這麼久。
1955年3月3日的陸焉識就像1976年11月初一樣，決定把自己最後的夜晚用來給自己的妻子寫一封信。
他向看守要來了紙和筆，把紙鋪在冰冷潮溼的水泥地面上，儘量不讓筆尖戳破紙。1955年的陸焉識跟1976年一樣，也是要寫得太多，反而寫不出一個字。不同的是，那時候他還沒有認識到自己一生最愛的人就是妻子馮婉喻；婉喻是他寡味的開端，卻是他完美的歸宿。1955年3月3日夜裡，陸焉識只是打算寫一封尋常的別離妻子兒女家園的信，像遺言又像託孤的那種信。但他怎樣都寫不出來。他害怕極了。死是那麼可怕的事啊。何況又是那麼一種死法。他恐懼死的程度可以殺死他一百次；不，他每一分鐘被殺死一小部分，到了天亮，他竟然完全死了一樣昏沉沉睡去，守著兩張空白的信紙。
他是被腳步聲驚醒的。一剎那間他後悔不迭，那封信沒有時間寫了。等兩個警察向他走來時，他看看那兩張白紙——他的不辭而別。警車鳴笛開道，他回過頭就能看到他熟悉的街道旁邊站著看熱鬧的人群。他從來沒有看過此類熱鬧；沒有那種胃口和情趣。到了體育場，組織來參加公審會的人一圈圈坐上去，座無虛席，有那麼幾個缺乏理性的人被押進場時虛張聲勢地喊口號，聲音是撕出嗓子眼的。他們無非是覺得太沒面子了，體面了半輩子最後落個這樣的死法，讓上萬的人當作鬥獸場的犧牲來看。所以他們就是喊幾聲給自己掙回點面子。
五六十個死刑犯從上海的各個監獄集中到這裡，秩序很亂。三月天出了個五月的太陽，早早到來並等了一個上午的群眾們無法如廁，就在附近的背靜處解決；犯人們忍禁不住的糞便順腿而下，掛在褲子上，隨著他們移動；人民和敵人的排洩物一同讓太陽蒸發，萬人體育館出來了萬人大廁所的氣味。
大會往下進行，一個個代表發言，犯人們的身高漸漸縮短，越來越矮，最後比地面高不了多少。押車計程車兵都成了搬運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灘的死囚，往卡車上裝。沒有化成一灘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號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絕解放軍士兵的幫助。陸焉識聽見他前面一個風度翩翩的老者說：「請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於是陸焉識受到了鼓舞，當兩隻粗大黝黑的手從他身邊伸過來時，他說：「謝謝，不過讓我自己來。」
那個1955年3月4日走在陸焉識前面的老者活靈活現地進入了陸焉識的記憶，讓他在1976年11月2日的清晨繼續激勵自己。老者當時一定想，活到自己的壽數，死也算個正當事物了，發生就發生吧。1976年的陸焉識正是這樣想的，可以了，不錯了，就是尋常人家的老人，活到七十來歲，也不該有什麼不甘了。1955年的陸焉識在卡車上站到了老者旁邊，站得玉樹臨風，上海迎面而來，碰到他的臉分開，又在他的兩側退去。街道兩邊的梧桐樹葉還小，綠色非常年輕，在車速加快後成了兩道綠流，把許許多多的人臉以及商店、樓房也流動了進去。
人臉裡不會有婉喻的，她也不具備那種胃口和情趣。
我祖父陸焉識在聽到槍聲之後——也就是第一批死囚倒下之後被推到一邊。推他的人氣喘吁吁，問道：「叫你半天，怎麼不答應？！」
陸焉識連看他的興趣都沒了。
「你是叫陸焉識嗎？！」
「是、是我。」
「跟我走吧。」那人把他推出佇列，「你的減刑批准了。檔案在機關給耽擱了。」
老者抬起頭，灰色的臉上浮起一個詭異的笑容。似乎是說：你逃過今天這一劫了，明天呢？也可能說：我倆還不一定誰更幸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