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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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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事的,明天一早我就過去,你等著我。」

我在迷迷糊糊中進入了夢鄉,等到第二天中午醒來的時候,發現頭上放著毛巾,媽媽就在我的床邊。就跟六歲那次一樣,我患了赤痢,媽媽跟我一起被隔離起來,那個時候媽媽一直住在我的隔離房間裡,好像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你什麼時候來的?」

「我坐早上第一班新幹線過來的。」

廚房裡傳來媽媽削蘋果的聲音。聽著這個聲音,我全身都放鬆下來,不知不覺睡著了。

第二天,雖然我的燒基本退了,不過還是一直躺在床上。我中午迷迷糊糊醒來的時候,聽到了熟悉的啪啪聲。

我扭頭看了看床邊,發現媽媽和早苗阿姨正在玩花骨牌。早苗阿姨原來是九州人,是媽媽的老朋友,現在住在橫濱的女兒家。她自稱是花骨牌大學首席畢業生。這次她聽說媽媽過來了,於是馬上過來跟媽媽一起練花骨牌。其實在賭博和簡單的魔術方面,我從小就受到了早苗阿姨的嚴格指導。

「小間,聽說你高燒接近四十度啊。你的寶貝蛋蛋會不會被燒化了呀,摸摸看。」

之後我像小時候一樣,聽著搖籃曲般的出牌聲,不久又睡著了。

好像在我睡著的時候我的朋友和女友過來看我了,不過開啟門之後看到兩個老阿姨在這兒打花骨牌,他們都嚇了一跳,很快就回去了。第二天來的朋友跟媽媽她們學玩花骨牌,媽媽還逼著他們陪著她們玩。因為這個緣故,在那之後有一段時間花骨牌在大學裡很流行。

《東京塔》第5節(4)

想當舞蹈家的笨阿凡來到東京後一次也沒跳過舞,後來回九州了。我知道好幾個朋友都像笨阿凡這樣,為了追求某種東西而來到東京,結果一無所成又回去了。不過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懶,而是有一定的緣故。無論如何努力,都不會有成果,即使有開始也馬上就結束了。無論你怎麼有才能,在這裡也沒人關注你。

在這個過程中我一如既往,什麼目標都沒有,就這麼混了四年,而且最後不得不留級。我不打算用老紳士的這層關係,也不想努力。那個老紳士的名片我都不知道放哪兒了。

這個時期就業也處於泡沫之中,無論多麼不成材的學生,也總能找到兩三個工作。班裡的人都一個個定下工作了,而我面臨著尷尬的抉擇,究竟是留級,還是退學。

我再也不能給媽媽造成負擔了,而且也不知道留在大學裡有什麼意義。這四年來我就是這麼過來的,畫也沒畫什麼,只是吃喝玩樂。可是就這麼退學的話,那以後又做什麼呢?

「為什麼呢?」

「反正我已經唸了四年,不用留級,直接退學好了。」

「那就不能畢業了?」

「嗯,不過沒關係,反正已經這樣了。」

「為什麼呢?」

我把留級的事情告訴媽媽,結果她好像很不高興。可能媽媽這四年來一直以我的畢業為目標堅持了過來。她的聲音聽上去好傷心。

「你再好好想一想。」

媽媽無力地掛上電話,之後的兩三天一直沒再打電話過來。「是不是我做了件很不好的事呢?」我想到媽媽失望的樣子,覺得自己好像做錯了。

不過幾天之後,媽媽忽然精神抖擻地給我打來電話,似乎已經調整好心情了。

「我也會再努力一年的,你也好好加油,多堅持一年,到你畢業。能做到吧?」

「啊,嗯,應該能做到。」

「沒辦法,你留級吧。」

四年之後的現在,我再怎麼著急也沒用,由於學分不夠的緣故,我念了大五。雖然我也覺得愧疚,心裡強烈地自責,可是已經形成懶惰習慣的我,只反省了一會兒,就想到第二年春天之前這段時間沒事可幹,於是每天繼續往彈子房跑,繼續過我的墮落生活。

大五的春天到了,可是就像被拉長了的橡皮筋,一點緊張感都沒有。這一年只要修滿幾個學分就夠了,其實什麼事都不用幹。媽媽讓我在這一年裡好好想想將來的出路問題,但是這段時間築豐的朋友時枝君搞到了一種玩彈珠的方法,跑來東京。有趣的是我竟然賺到了七位數,所以我不但沒學好,反而變本加厲。如果玩彈珠這麼容易賺錢的話,那我還不如就這麼玩彈珠好了。我曾經認真地這樣想過。雖然這種方法不能保證穩賺,但肯定不會輸。現在可以說去彈珠房就是去「賺銀子」,我得意得不得了。我為什麼要留級呢?簡直毫無意義。不過我沒有認真做過大學生,也不敢斷言說上大學就沒有意義。

那段時間媽媽在築豐鎮上開了家小飯店。那個店本來是一個熟人開的,後來直接轉讓給媽媽了。媽媽最喜歡做菜了,估計她一直很想自己開家飯店。媽媽寫信告訴我這個訊息時,似乎很興奮,竟然寫了好幾頁紙。

鎮子的近郊有一條河,名字叫遠賀河。那條河一直很平靜,經常有人在河堤上放牛。不過媽媽的信裡提到了一個傳說,說遠賀河裡有河童。

媽媽借鑑了這個傳說,把店的名字叫「河童」。這個時候我好像明白了為什麼日本有一些酒館的名字叫「河童」,估計是因為那些鄉下人都認為自己鎮子上的河裡有河童吧。

然後媽媽委託我設計刷到店招牌上的「河童」這兩個字,而貼在店裡面的選單冊子上的文字則委託給了爸爸。這是一場父子之間的競賽。我在大學食堂的桌子上寫了好幾張「河童」。

「你寫的是什麼呀?課題?」

「不是。」

「那是什麼?樂團的名字?」

「我媽媽要開一家小飯店。」

「為什麼要起河童這個名字呢?」

「好像說我們那附近有河童。」

「哇,好厲害啊。」

《東京塔》第5節(5)

我東京的朋友根本不相信河童的存在。暑假回家的時候,我直接從車站去了剛開張的「河童」。雖然飯店的房子挺舊的,不過佈置得很漂亮。門口招牌的底色是藍色,上面刷著白色的「河童」字樣,也就是我設計的字。

我自己感覺很不錯。穿著白點花紋和服的媽媽站在櫃檯裡,不好意思地笑著,似乎很開心。

爸爸坐在桌子邊。他聽說大五的兒子要回來,於是從小倉趕了過來。

「媽媽,這個店不錯嘛。」我對媽媽說道。於是媽媽對我說了聲「謝謝」。

爸爸抽著煙坐在桌子旁。我跟他打了聲招呼,說「好久沒看到爸爸了」,結果爸爸的第一句話竟然是這樣的:

「你不行啊。」

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爸爸指的是什麼呢?我感覺能指代的事情太多了。

「還不行啊,你學了什麼?你寫的是什麼字呀?」

原來爸爸不是在說工作或留級的事,而是在說我設計的「河童」兩個字。

「不好嗎?為什麼呀?」

「寫得太認真了,過於生硬了。看到這樣的招牌,沒人願意進來的。」

爸爸這樣解釋道,可是我不敢苟同。我看了看飯店的牆壁,發現牆上掛了幾份選單冊子。

可是裡面的內容基本不認識。難道是「筑前煮」?那個字會不會是「」?

裡面的字差不多都這樣。看來這個人不讓選單冊子爆發出藝術的感覺就誓不罷休。

「根本就不知道寫的是什麼嘛。」

「有必要知道嗎?」

不,有必要。你看,由於爸爸寫的選單根本看不懂,所以媽媽自己寫了一個小的選單,放在桌子或櫃檯上。

不過我現在終於明白了,明白了爸爸所謂的我的字的「不行」,還有他寫的讓人讀不懂的選單的「好」。

我們關上店,三個人一起回到醫院裡的家。這樣一家三口在一起都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了。爸爸倒是若無其事,我和媽媽卻有些心神不定。

爸爸來看我們的時候肯定會在小倉的叔外公開的日式點心店裡買些點心。

我們三個人吃了點心。風從紗窗裡吹進來,吹來蚊香的味道。

我至今還沒聽說爸爸媽媽離婚的事,我看著眼前這兩個人,心裡想道:「怎麼回事呀?這兩個人還不是生活在一起嘛!」其實我一直都希望他們能這樣。

我終於可以從大學順利畢業了。周圍同年級的人又開始為找工作而忙忙碌碌。「這個公司有可能」、「我一直在做些有意義的事」,之前蠢相盡出的大學生朋友們到了這個時期,也突然變成了大人。朋友之間說話就跟同面試官說話一樣,已經區分不出來了。

到現在我還是沒有找工作的打算。我到底想做些什麼?看著眾生百相,我還是不明白工作有什麼意義。

「反正現在能畢業了,以後的事等畢業之後再說吧。」

我這樣對媽媽說道,媽媽則回答說:「好不容易到了現在,你就找找看吧。」於是我跑到學生辦公室,瀏覽了一下招聘資訊,到最後還是覺得不想工作。

「應屆生啊,不找工作就浪費了。」

媽媽留級也讓我留了,我心裡感到非常愧疚,想找個理由來說服自己找工作,可是我竟然連一個理由都找不到。

於是我決定參加一個大型音樂製作公司的招聘。

「隨便什麼都行,你就參加看看。」

到哪裡工作都行,總之能先定下單位的話,父母就放心了。

我只有一件米色的衣服,於是就穿著去應聘了。到了那裡發現筆試的會場裡都是些穿著面試正裝的學生。搞音樂工作為什麼要弄這麼難的筆試呢?我中間休息的時候感到很疑惑,於是跟其他學生攀談起來,發現東京大學的學生尤其多。我更加不解了,從東大畢業出來為什麼要來這種公司應聘呢?第一場面試的時候,面試官告訴我從這家公司開業以來,我是第一個從美術大學畢業來這裡應聘的人。

三個考官中間有一個男的沒系領帶,他一面看著我填的表一面向我提問。這個傢伙穿著花哨的衣服,還戴著一副紅色眼鏡,真讓人討厭。

《東京塔》第5節(6)

「你寫這些東西不覺得害臊嗎?」

那個戴紅眼鏡的男人看到我寫的「喜歡的話」裡的第一行,好像感到不滿意。突然問我「喜歡的話」,我能想到什麼呀?考慮到這是家音樂製作公司,於是我想寫首歌名。不過要是寫點有氣勢或者拍馬屁的倒還好,可我在招聘考試中竟然寫了這樣一首歌名:

《allyouneedislove》(愛是全部)。

「你的審美真是太土了,我就直說吧,你這樣的審美能力不行,太土了。你不覺得很古老嗎?」

「beatles很土嗎?」

「咦,是beatles的歌?不過就算這樣你不覺得害臊嗎?」

我忽然覺得自己是個傻瓜,竟然專程跑到這樣一個地方。是這種人在寫歌嗎?太無聊了,我舉了他們公司創作的一些作品,都是些當時流行的歌。不過我說他們的歌不過三年就會被淘汰,然後被扔進垃圾箱裡。這些歌才讓人覺得害臊呢。

「不過我倒覺得你的審美能力才讓人害羞呢。」

「啊?什麼地方?你根本什麼都不懂!」

「你就不能聽一遍《allyouneedislove》嗎?可是首好歌呢,非常有名。」

應聘過這一次之後,我決定不工作了。我也對媽媽表明了我的意願,結果她讓我跟爸爸說一下。於是我打電話到爸爸的辦公室。

「喲,我從你媽那聽說了,說你不準備工作了。」

「嗯,不找工作了。」

「那你想幹什麼呢?」

「先打打工吧,反正我現在還什麼都不想幹。」

「哦,這樣啊,你要是想好了也行,按你自己想的做就行了。不過呢,不管你是畫畫,還是什麼都不幹,不管怎麼樣都要最少花上五年時間。一旦開始了,就必須堅持五年。你什麼都不想幹也行,你就五年什麼都不幹試試,在這五年裡好好想想一些事。其實這件事本身就不容易,如果你中途後悔當初沒工作的話,這就說明你連吃白飯的才能都沒有。」

大學畢業典禮那天,媽媽和小倉的奶奶過來了。我想應該沒有哪個人的父母、親戚會來參加大學的畢業典禮吧。

不過我並不覺得丟人。媽媽和奶奶很緊張,對著教授、學生,所有動的東西不住地點頭。

對於這次畢業,媽媽可能比我更有成就感吧。我把畢業證書遞給她後,她就開始跟奶奶一起盯著看,高興得眼淚都流下來了。媽媽和奶奶住在新宿的一個酒店裡,所以畢業典禮結束後我就跟她們一起去了新宿。據說媽媽她們住的那個酒店是爸爸安排的。

媽媽說要慶祝我畢業,一起吃一頓。不過媽媽以前沒來過新宿,就連我也沒在這裡吃過飯,所以我決定不去那些陌生的店,而是帶著媽媽和奶奶去了回憶衚衕裡的吉祥飯店。

乾燒羊棲菜,鹽烤鯽魚,這個狹小的大眾飯館裡有各種各樣的家常菜。在新宿這邊我只知道這個店,雖然我也想帶好不容易來一趟東京的媽媽吃點她愛吃的,可是我對其他店都非常不熟悉。

我們要了幾個家常菜,然後用啤酒乾了杯。

「祝賀你畢業了,這是你努力的成果。」

「謝謝。」

那天我也住在爸爸安排的那家酒店裡,第二天我們一起坐上了公交車。奶奶在車上說了好幾遍,說多虧我她才能到東京玩一趟。

在東京這個地方,你的歸屬非常重要。你是在學校也好,在公司也好,無論你多麼無能,這個地方都會對這些有歸屬的人很寬容。

可是像我這樣沒有工作的人只會受到歧視,特別是不動產公司,對我尤其苛刻。雖然我打工一個月賺十五萬,他們卻連一間三萬的房子都不肯租給我。

我從立川搬到了國分寺。不過我畢業的時候在國分寺租的房子也到期了。所以我打算趁這個機會搬到市中心,結果走了很多家不動產公司,都因為我沒有職業而不肯租房子給我。

而且本來打算跟我一起住的笨阿凡是個莫希幹。他想當舞蹈家的夢想破滅之後,曾經回到九州。他悶在鄉下的那段時間裡,有一天忽然聽到電影《初生之犢》(absolutebeginners)裡的一句臺詞,於是又回到東京了。

「不從這裡踏出去一步的話,那肯定一事無成。」

《東京塔》第5節(7)

我也不知道這句極其普通的話哪一點打動了笨阿凡,也不知道他究竟想踏出哪一步,總之笨阿凡這次回來後為了給自己打氣,剃了個莫希幹頭,顯得意氣風發。

「你想當莫希幹?「

「師兄你也不是沒工作嗎?「

「可是你這個傢伙又是莫希幹,又沒工作呀。」

這樣一來我必須繼續付在國分寺租的房子的房租了。但是與其重新付房租,我情願把這些錢用在搬家上。

高田馬場那裡有一個老女人經營一家小的不動產公司。那裡正好有處房子,裡面的裝潢也弄好了。這個房子在中野,是一棟混居的樓房。這棟樓裡有兩個房間,一間八鋪席,一間四鋪半席,還有洗澡間和廁所。這棟房子已經蓋了三十多年了,所以房租只有八萬五千塊,相當便宜。兩個人住的話,每個人只要四萬二千塊就行了。

那個老女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還給我們端來了茶和點心。可是如果我說自己沒有職業的話,她可能就不肯租給我了。按照慣例,我又被問到了工作的事。

「您在哪兒工作呀?」

「我在出版社上班。」

我毫不猶豫地這樣回答,結果笨阿凡驚訝地看著我。

「哎呀,真了不起。那具體是哪個出版社呀?」

「其實是個小公司,叫講談社。」

「哎呀,這個地方我也知道呢,很了不起啊。」

之後我又說旁邊的這個莫希幹(指笨阿凡)是我親戚家的孩子,要暫時跟我住在一起,不過他以後會出國留學。我編了這些謊話,好讓老女人放心。她聽了我的介紹,馬上給房主打了電話,。結果房主同意把房子租給我們。

當那個老女人讓我們填申請入住的檔案時,我把笨阿凡手裡攥的《少年雜誌》奪下來,一面看著背面的底頁,一面把公司的住址、董事長的電話號碼寫上,終於完成了這次欺騙活動。

「沒關係的。只要我們不拖欠房租,應該不會暴露的。」我安慰笨阿凡道。可是沒過多久第一次房租就拖欠了。

雖然我在淺草橋的廣告公司打工,笨阿凡在中野的錄影廳打工,可是要賺夠房租,必須安排好用度,不然錢一眨眼就用光了。

而且這次我們是兩個人一起合租,即使有一個人有四萬二千塊,另一個人不夠的話,那也沒法付房租。當然要想一個人交八萬五千塊,那我們肯定都沒那麼多錢。

結果從一開始我們就拖欠了三個月的房租。不動產公司打來的電話我們就當沒聽見,結果有一天那個老女人直接來到了我們的房間。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給這裡打電話也打不通,給公司打電話對方竟然說不知道中川這個人,真是搞得我不知道怎麼辦好。」

沒辦法,可能還是把話說清楚比較好。我把老女人讓進屋,給她泡了杯茶,然後調整呼吸說道:

「其實我辭職了。」

「原來是這樣啊,怪不得打不通呢。那以後的工作找好了嗎?」

老女人很為我們的事擔心,最後她從手提包裡拿出兩塊點心給我們,說道:

「那就得打工了呀。」

我和笨阿凡吃著點心,一句話也沒說。

為了把拖欠的房租交上,我到中野車站前的消費者金融公司貸了二十萬。然後在保證人一欄裡寫了爸爸的名字,並且事先給他打了電話。

「不用擔心,我會馬上還掉的。」

我現在跟工作了的朋友基本不見面了。自己的生活環境改變了,接觸的人也會改變。而且就算偶爾見一次面,他們也只得請我吃飯,所以都不怎麼肯接近我了。

我平時就是打打工,偶爾做點插圖的工作。可是到最後增加的只有高利貸。

「河童」的情況似乎也不好,因為那個鎮上基本沒什麼人了。就算你有好東西,也不意味著你就能做好生意。

我經常讓工作了的女友給我買飯吃,最後甚至向她借錢。她在一邊高高興興地談著單位的事,我卻鬱鬱寡歡。

而且我現在連一杯咖啡都請不起,所以我們的關係也越來越差。

自己喜歡做什麼?自己打算幹什麼?我現在已經沒有精力去思考這些問題了,擺在面前的最大問題是生存,是每天如何活下去。

笨阿凡的家裡給他寄來了一個紙箱,一直被放在一邊。有一天他在紙箱裡面找到了火腿。

《東京塔》第5節(8)

這個紙箱已經寄來好久了,而且現在是夏天。火腿的外層變得黏黏糊糊的,就跟生魚的表皮似的,好像在說「絕對不能吃」。

「說不定把外面的弄掉,裡面的還可以吃。」

笨阿凡餓得有氣無力,像削蘋果一樣把火腿的外層削掉。

「不行,這個怎麼看都已經腐爛了。就算你把外面的削掉,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能吃呀。」

可是對於一個飢腸轆轆的人來說,變質的火腿也可以削著吃。那天夜裡我們自然都食物中毒了。幾個月前自來水就被停了,就是這樣我們還是拼命地擰水龍頭,結果發現水龍頭幾天前被水道局沒收了。

最近我們上廁所都是去中野的陽光廣場,或者是周圍的公園。可是我們現在上吐下瀉,身體極其虛弱,連出門的力氣都沒有。笨阿凡在沒水的廁所里拉了一通,而我則在上面繼續拉。

我們在廁所里拉了半天,結果都快不成人形了。到最後我們被朋友帶到了附近的醫院。

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次事件造成的打擊,笨阿凡又決定回九州了。雖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這裡做什麼,但還是勸他再努力努力。

「到底努力什麼呢?」

說得太對了。我們之所以會變成這樣就是因為這個問題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笨阿凡走了,我又找了一個合租的朋友。可是為了清算之前拖欠的房租,我又不得不來到高利貸的視窗。

那個時候從九州來的表妹在下北澤租了一個房子,她隔壁的房間正好空著。表妹對房東說了一番好話,沒收中介費就讓我搬進去了。可是我的生活和收入並沒有發生變化。

我還是過著一如既往的生活。

女友跟我分手了,因為我連份工作也沒有。可是就算是這樣,就算是這樣一種困窘的生活,我竟然變成了這樣一種人沒有錢卻每天去下北澤的酒館喝酒,一直喝到天亮。

我自己也承認我的大腦糊塗了,都沒有人樣了。我也只是在賭場的時候才很賣力,其他的時候為了讓自己什麼都不想,每天灌得爛醉,墮落得不行。我的吉他當掉了,相機也當掉了,連電視、錄影機也都當掉了。

就算我現在想彈吉他,想照相,這些東西也都不在了。不,其實我根本就不想彈吉他、照相。我等著表妹的發薪日,發了錢之後就去喝酒。不知不覺間連我的朋友也都在等著表妹的發薪日。這種無恥的生活,簡直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現在打電話給媽媽也只是讓她給我匯個一兩萬塊,每次都是這樣。連代替新幹線乘車費的普通郵費都是媽媽寄給我的。

媽媽的一封信裡寫到讓我夏天回一次家。

我隔了這麼長時間回到醫院裡的家,媽媽卻一點也沒問我工作的事和平時的生活。

築豐的姥姥已經患心臟病有一段時間了,現在住進了山腰上的醫院。媽媽讓我去看看姥姥。

朋友時枝君這時正好來找我玩。我這些同學竟然都開著自己的車了。

「你送我到姥姥的醫院吧。」

自從畢業後,我就再也沒見過姥姥。姥姥躺在床上,臉上一點肉也沒有,簡直就像一具木乃伊。姥姥的嘴裡面也沒裝假牙,嘴一張一合的時候特別像魚。

我再也看不到在盛夏的烈日下、在寒冬的冷風中拉著裝魚的兩輪拖車的姥姥了。

姥姥一個人躺在這間陰暗的病房裡,靜靜地呼吸著。

「姥姥」

我向姥姥打了聲招呼,姥姥笑了笑,對我說了好幾遍同樣的話:

「是小間吧。怎麼樣?你有沒有好好努力啊?」

「嗯,我在努力呢。」

「哦,對了,那是我留給你的。旁邊有一百萬吧?你用這一百萬去買鍋吧。」

其實旁邊連一百萬的影子都沒有。姥姥的意識已經不清醒了,說了好幾次要給我一百萬讓我買鍋,說這是專門為我存的。

我每次都會附和著說:「謝謝姥姥,我會到東京買鍋的。」

我含著眼淚從病房走了出去,坐到臺階的休息臺上哭了起來。太沒出息了,太難過了。而且最使我傷心的是我預感到這將是我見到姥姥的最後一面了。

《東京塔》第6節(1)

東京的自由簡直是太多了,可以說你隨便走在大街上就能踩到好多。

自由就像落葉、像空易拉罐一樣,到處都是。

討厭家鄉,想逃離父母的監視,為了追求美妙的自由而來到東京。可是忽然一下子看到這麼多自由,感到很掃興,於是想將自由戲弄一番。

一些缺乏自控的人所擁有的低階的自由,把他們的思維和感情麻痺掉,把他們引到了路旁的陰溝裡。

這些人弄得全身溼漉漉、髒兮兮,然後順流而下,慢慢地靠近下水道的處理場。

過去自己想追求什麼呢?為了什麼而哭泣呢?所有這些本應很重要的東西都在所謂的自由中淹沒了,臨死前還帶著嘲笑。陰溝裡的自由不受道德、法律的約束,可以說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控制它。所剩下的自由其實只是違反道德、違反法律。

再沒有像自由這樣讓人不自由了。當我發現這個道理的時候,自己已經被層層的自由所束縛,動彈不得。

渴望自己能在空中自由飛翔。可就算這個願望能實現,這就是幸福嗎?就可以給你帶來快樂嗎?其實沒有人知道。

當我們在鳥籠中渴望飛向藍天,我們會最大限度地利用現在所擁有的自由,有限的自由,其實這個時候才是最自由的時候,才是自由的真正含義。

就業,結婚,法律,道德。這些煩瑣的約束,被固定了的道路。我們只有在這些約束中追尋自由才有意義。

在自由氾濫的地方,其實根本沒有真正的自由,只有貌似自由的幻想。

我們從遙遠的家鄉來到這裡,來尋找自由。我們當時認為東京的自由肯定非常美妙。

但是所有人都走了同一條道路,然後回到同一個地方。

為了追求自由而出發,結果尋找到的是不自由,所以最後都會回到出發點。

五月裡有人這樣說:

「你去做你喜歡做的事吧,不過從今以後才是真正的麻煩。」

媽媽剛開「河童」這個小飯店的時候,無論是她給我打電話的聲音也好,每個月寫的信裡的內容也好,我都感覺充滿了生氣。從她的話裡我聽出了高漲的自信。酒館、快餐店、司機旅館等等,媽媽曾經為了撫養我到過很多很多地方上班。現在她終於有一家自己的店了,肯定會非常高興,肯定每天都為自己能做自己想做的菜、想讓別人品嚐的菜而開心不已。

直到五十五歲才等到了自己的店。兒子寫的招牌,丈夫寫的選單,媽媽肯定每天都在這些東西的包圍中做著自己拿手的好菜。

可是在築豐鎮上,商業街的門市一個個都關閉了,出租的房子也都拆了一處又一處。所以說雖然媽媽付出了努力,卻沒有回報,不到兩年,「河童」也關門了。原來花了三百萬買下的店現在竟然以二百五十萬出手了,可見媽媽這樣的人可能做菜還行,做生意卻不適合。

就是這樣媽媽還是不願意放棄。媽媽把店關了之後,又借了一個熟人以前開飯店後廢棄的一處小地方,開起了套餐店。

築豐鎮上的人越來越少。媽媽在這個鎮子的角落裡每天堅持做著五百塊的套餐。

媽媽以前的同學都在照顧著孫子輩,一面過著年老後安穩的日子。只有媽媽一個人在腰上貼著膏藥,繼續工作。

而我呢,被陷在東京這座自由的牢籠裡,每天沉迷於賭博,在深夜裡遊蕩。這樣的我還要讓媽媽每月寄生活費。

借高利貸的卡已經多達八張了。每四天就會有一次還款日,可是我連利息都還不上,房租也拖欠著,最後我被趕出了下北澤的房子。我現在也基本沒事可做。一個月裡面可能有一兩次畫插圖或原稿的事,不過賺的錢也只夠花上三天,我現在嚴重沉迷於賭博,連工作方面的電話都讓人打到賭場。

我靠打一些對媽媽難以啟齒的工來賺錢度日,同時賺賭博的資本。我自己覺得很尷尬,於是給媽媽打電話的次數驟減。

我租了同學的男友在自由之丘的房子,那個地方他以前用做辦公室。房間裡面很冷清,只有三張辦公桌。我把被子鋪到房間的一角,開始在這裡生活。

這裡沒通電,沒有煤氣,沒有自來水,就連廁所也要跑到九品佛的公共廁所。我用公共電話給以前的朋友打電話,把他們叫到自由之丘,然後讓他們請我吃飯。我又打電話給以前的女友,說有事跟她商量,結果她來了之後我又向她借了錢。

《東京塔》第6節(2)

現在誰也不願意接近我了。學生時代,我還自作多情地認為自己的朋友很多,結果就因為這些事,我終於看清了事實。

其實我並不覺得自己能過上正常的生活,我真的這麼覺得。在我眼裡,那些能夠按時交房租、每天用自己的錢吃著三餐、開著自己的車、跟女人在飯店裡喝酒的同學就像是好萊塢電影裡的人物。

極端的焦躁感、無力感,使我衝向沒有水的廚房。這樣的情況照出了窮困潦倒的我,但事實上我的身體裡還潛藏著力量。

黏黏糊糊,我的每一天都像陰溝裡的汙水,不斷地流走。

就在我認為我的這種生活將永遠持續下去的那段時間裡,滾石樂隊初次來日本公演。

據說有一個工作了的朋友十天都要去東京劇院看公演,所以一共買了十張一萬塊的票。那次公演簡直像萬國博覽會,熱鬧非凡,來的不只有滾石樂隊的「粉絲」,有些人連therollingstones(滾石樂隊)和rossettastone(埃及的羅塞塔石碑)都區分不了,竟然也跑到東京來湊熱鬧。

就連上廁所還要去寺院公共廁所的我都想去看這場晚會,於是借了些錢,拜託一個音樂雜誌的編輯幫我搞到票。之後就是等著那天的到來。我自以為是地理解滾石,認為只有自己才有資格看這場演出。

演出的第一天將在毫無搖滾氣氛的自由之丘。這一天的早晨,車站前到處是穿著不合身的滾石樂隊t恤的人。

我買的票就是那天的。

那天早上,我正裹著毯子在那間空空如也的房間裡睡覺,忽然聽到敲鐵門的聲音。是來要房租的?還是來要債的?我鑽進毯子裡,屏住呼吸。

門外面有人說話。原來是電報局的人,他們給我送來了一份藍色的電報。電報是媽媽發給我的。

電報上說築豐的姥姥去世了。

就在那天早上,姥姥在醫院裡停止了呼吸。

最後一次看到姥姥的時候,姥姥躺在病床上,全身虛白,瘦得不成人形。那時我就預感到了這樣的結局,可是這是我第一次經歷親人的離去,沉重的悲傷壓得我異常難受,這個現實對我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

姥姥躺在病床上、意識已經模糊的時候還在為我著想,說為我準備了一百萬,讓我拿去買鍋。對我如此好的姥姥竟然就這麼走了。

灼熱的夏日,徹骨的寒冬,姥姥都拉著裝魚的兩輪拖車,走在大街小巷裡。姥姥的手上長滿了繭子,硬邦邦的。

姥姥就這樣靠賣魚撫養大了九個孩子,老了之後卻是一個人吃著泛黃的米飯。

當歷史劇和棒球比賽的直播衝突的時候,我經常跟姥姥爭頻道。姥姥這個人不會說話,連哄小孩子都不會,可是我對她說話的時候,她總是害羞地微笑著。

我小的時候有時特別怕姥姥,所以當小倉的奶奶問我喜歡誰的時候,我有時候都不會提到姥姥。

兔子死了的時候,姥姥和我一起去了田裡,用鐵鍬幫我給兔子挖了個坑。

從學校回家的路上,我只要看到姥姥,就會坐上她拉的兩輪拖車,跟她一起回家。

上坡的時候我幫姥姥推車,她會給我十塊錢。

雨靴,橡膠水管,藍色的兩輪拖車,香菸,乾燒竹筍,海參醋,悶雞蛋,燒汽油的懷爐,煮大鍋菜,心臟病的藥,膏藥和魚的腥味。

姥姥去了。

我那天沒去聽滾石的音樂會。我從電信局打了封唁電。我沒有錢回家,於是跟媽媽撒謊說我有事要做。我不知道怎麼發唁電,結果不是發給舅舅,而是發到了姥姥的地址。

我還未曾報答姥姥,姥姥就去了。與其說我是悲傷,其實更多的是悔恨,我因悔恨而淚流不止。我意識到人是會死的,於是驚訝,恐懼。

我想說的話不是「永別了」或者是「謝謝」。我的這種心情是從未體驗過的,根本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

姥姥去世之後,媽媽基本都住在九州若松的阿布姨媽家。阿布姨媽一直單身,也沒有孩子。媽媽就這樣寄居到獨自生活的妹妹家裡。

媽媽的大姐野笛姨媽和弟弟京一舅舅、伸一舅舅也都住在若松。他們住的地方走著就可以到,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好得令人吃驚。媽媽關了套餐店之後,寄居到阿布姨媽家。後來她在若松找到了一家租衣店的工作,開始在那裡上班。

《東京塔》第6節(3)

有一段時間媽媽寄了很多紙箱到我住的自由之丘的房子。好像是那個租衣店要處理大部分衣服,媽媽和阿布姨媽接手了這些衣服。

據說媽媽和阿布姨媽把和式罩衫、長袖的衣服、裙子之類都送給了近親、遠親,剩下的在義賣市場上賣了。媽媽同時還寫了封信,說她們自己也搞義賣,賺了點錢,於是寄了些東西給我,讓我處理掉,換些錢用。

有四個大紙箱。我開啟第一個箱子,發現裡面裝的是婚禮上穿的白色燕尾服,第二個箱子裡裝的也是白色燕尾服,而第三個、第四個裡面也都裝著白色燕尾服。

媽媽的信裡還寫到「你也可以自己穿」,可是這樣的衣服就算是有錢人平時也不會穿吧。

最後我數了數,發現四個箱子裡面一共裝了三十套白色燕尾服。有燕尾服上衣和褲子,還有褲帶,裡面的襯衣,裝飾用的腰帶,嵌著黑色絲線邊角的,還有帶著奶油色的。反正都是白色的。要是黑色的還好,這種白色的燕尾服除了婚禮上的新郎,誰還會穿呀?

但是如果把這些白色的燕尾服放在這個房間裡的話,兩年沒買衣服的我最後肯定會沒衣服穿,所以可能會穿著這個去吉野家餐館。

必須早點處理掉。於是我找了一個朋友商量,據說這個朋友在日本青年會館旁邊的公園裡的自由市場有個攤位。我請求他在他攤位的旁邊借點地方給我,我準備試試賣。

那天是個大熱天,不過我自己為了當模特,穿了整套的白色燕尾服。我決定以一套八千的價格賣,結果跟我預想的一樣,根本賣不出去。

我想了半天還是不想要這些燕尾服,其實就算想要,也沒有我穿的場合。這些東西不入年輕人的法眼,不過還是有中年男人表示出了一定的興趣。只要有這樣的男人把衣服拿到手裡,我就慫恿他們試穿一下。有一個男人試穿了,我看到後隨便奉承幾句,說他簡直像多明尼加的情歌王子胡里奧?伊格萊西亞斯,結果那個男人開始掏錢包,說準備買一件。我感到很吃驚,問那個想買衣服的男人:

「您準備什麼時候穿這個呀?」

那個男人想了一會兒。然後說他在一個卡拉ok廳上班,最近正好有表演,所以他一直在找到時候穿的衣服。

原來如此!原來可以利用這個呀!那個男人是我的第一筆生意,在那之後我的衣服開始賣出去了。一箇中規中矩的男人問能不能兩件賣一萬五,結果我說道:「您說什麼呀?三件一萬都可以。」之後我就開始清倉甩賣了。

後來我為了回去的時候能少拿點東西,連三千塊、一千塊的價格都賣了。到最後我一共賣了二十多套,手裡也有了七八萬的現金。

「媽媽,賣得很好呢,賺了不少。」

我打電話給媽媽報告這次賣衣服的收入,結果媽媽驚訝地說道:

「啊?賣了七八萬?果然是上年紀的人在自己的婚禮上沒穿過這種衣服,所以想穿一回試試。」

媽媽對她的兄弟姐妹都敞開心扉,不過她認為再親近的人也要講禮貌。所以雖然她現在寄居在妹妹家,每晚都能打花骨牌,但是她肯定認為不能一直這樣下去。

從阿布姨媽家走一分鐘,就可以到野笛姨媽家。野笛姨媽家旁邊有一個平房,媽媽把那個房子租下來,搬了進去。那個房子並不寬敞,不過帶個院子,裝置也很齊全,是個典雅的舊式日本房子。

這是因為這個房子歸若松出身的作家火野葦平的兄弟所有,連傢俱都保留了下來。這個房子裡的書架上竟然有很多舊的文學全集。

「你知道《花和龜》嗎?」

「嗯。」

「它的作者可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呀。他的親戚也都是好人,你可以向他們借借看。」

火野葦平在生前因喜歡各種各樣的河童而著名。他以《糞尿談》獲得文學新人獎芥川獎,之後又寫了《麥田和軍隊》等軍隊小說,還有以他的父親、母親動盪的人生為原型寫的《花與龜》。他還寫了很多以河童為題材的小說和詩。

《東京塔》第6節(4)

在若松高塔山上的一座祠堂裡,有一尊地藏菩薩的像,佛像的背後被釘進了一根很粗的釘子。據說這根釘子是火野葦平釘的,他仿照自己寫的故事,為了不讓河童做壞事,轉而可以除災,於是在佛像的後背釘上釘子。

現在還有很多人來參拜這尊地藏,為了除災摸它背後的釘子。

說不定相信河童的媽媽是冥冥之中被比任何人都更相信河童存在的火野葦平召喚而來的呢。

自由之丘的房租我照舊拖欠,而且房東知道我是轉租的,到最後我不得不離開這裡。

我現在做事要比以前認真一些了,可是不管我認真還是不認真,沒有事幹還是沒用的。

連放高利貸的人都不肯貸給我了。我向違法營業的騙子中介請求幫忙,可竟然遭到了拒絕。我好不容易準備了一半的錢,另一半是向媽媽要的,最後終於湊齊了十五萬。我想用這十五萬在今天或者明天之內找到一處可以搬過去的房子,於是直接向不動產公司表明了我的意思。不動產公司給我找了一處房子,在都立大學那裡,一個四鋪半席的房間,沒有洗澡間,廁所共用。我連房子都沒去過,就直接跟他們簽了合同。

我在夜裡差不多把所有的傢俱都丟棄了。不過因為電視、錄影機、音響裝置這些值錢的東西都被我當掉了,所以現在所剩的傢俱本來就不多。我找了兩個沒有工作的朋友幫我搬了家。

從自由之丘到都立大學,中間是一站的距離。我的行李不多,所以也用不著租輛卡車,而且我也沒有這閒錢。我從附近的木材店借了一輛兩輪拖車,逃也似的在當天就把行李搬了過去。

我現在租的地方是一棟獨門獨戶的舊房子,一共是兩層,在高階住宅區裡顯得很刺眼。這棟房子現在都出租出去了,每一間租給一個人。一層有兩間,二層也有兩間,這些房間的面積都一樣大。整棟房子只有一處狹窄的玄關,住在這棟房子裡的所有人都在這裡脫鞋。沒想到在治安和衛生這麼差的破房子裡,除了我,其他三個租房子的人都是獨自生活的年輕女性。

我還以為這些女人要不就是勤奮學習的女學生,要不就是給父母寄錢的孝順ol(officelady),可一到玄關那就可以看到散亂放著charlesjordan香水和尖頭的無扣皮鞋。

而且這三個人都不怎麼回公寓。可能是她們都瞞著父母在外面跟人同居,而這個地方只是她們名義上的「住址」。

這樣一來,這一棟房子大多數時間都是我一個人住,不過有時候會有人寄包裹給那些女人,所以都是一天到晚待在家裡的我幫她們暫時儲存。

我儲存的東西里有來自cecile的包裹,還有一些很奇怪的郵購商品。她們每兩週會回來一次,所以我都瞅準那個時候把東西交給她們。可是這些女人不但不道謝,反而只是把門開一點點,然後就像搶東西似的從我手裡把包裹奪過去,那種感覺就像面前站的是一個變態人。

雖然我們都住在一棟房子裡,不過她們的心裡可能是這麼想的:「像他這樣住在這種破房子裡的人肯定是變態,而且只要想到我郵購的內褲曾經在這個男人的房間裡待過,我就會感到噁心。啊,簡直受不了了。都一大把年紀了,還住在這樣沒洗澡間、沒廁所的房子裡,而且工作也沒有,一整天都待在這裡,肯定是屬於犯罪者預備隊裡的墮落之人。簡直是噁心死了。」

人總是更願意鄙視他人,而不是欽佩。

不過我房間裡的現狀確實只能讓她們鄙視、噁心。因為我把一個沒有工作、名叫江本的男人帶到這個房租三萬的房子,現在是我們兩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裡。

江本是我以前打工時教的肖像畫學習班裡畫得最差的一個學生。我後來不做那份工作了,就一直沒見到他,不過前幾天我在通向神社的大路旁發現了蹲在那裡的江本。

「好久不見了啊,你怎麼會在這兒?」我跟江本打了聲招呼,這應該就是緣分吧。江本仍然低著頭,回答道:

「我餓了。」

《東京塔》第6節(5)

這是一個經典的場面。於是我對他說道:

「那來我家吧。」結果江本開始過來跟我一起住。他幾天之後從在三鷹租的一個月三萬塊的房子搬了過來,連行李也都一起帶來了。雖說我們兩個都沒什麼傢俱,可是現在一個四鋪半席的房間裡放了兩個人的行李,屋裡顯得空間不夠。我們睡覺的時候,一個睡在桌子上面,一個睡在桌子下面,簡直就像一張上下床。

而且江本的紙箱上面全都有列印的「radishbo-ya」字樣。

「radishbo-ya是什麼呀?」我問江本。他告訴我說這是一個送蔬菜上門的店。這個男人真是麻煩。

不過有時候江本也能給我一些安慰。例如我們去走路要十五分鐘的澡堂時,或者我把手伸到自動售貨機的返錢口摸零錢時,由於江本的存在,我都順利地挺了過來。

「我想當一個插圖畫家。」

江本竟然毫不知恥地說出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話。

「別想啦,放棄吧」,我這樣勸他,結果他反而更不願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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