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出任河東行省制置安撫使，坐鎮太原府，負責河東境內的民生休養以及對雲朔行營的軍事支援。
調錢擇瑞出任河北行省制置安撫使，坐鎮燕京府，負責河北境內的民生休養以及對燕薊行營的軍事支援；同時齊王趙寅改封薊王，遙領樂浪故郡，調胡楷出領燕王傅，只待楊祁業統兵收復遼東、樂浪等地，胡楷等先帝舊臣即可簇擁趙寅前往樂浪就藩。
徐懷現在就做這樣的部署，一方面乃是對建繼帝、纓雲以及胡楷、錢擇瑞、劉獻、劉師望等先帝舊臣有一個交待，另一方面樂浪故郡位於朝鮮半島的北部，自魏晉時期脫離中原的統治已經有七八百年之久，出兵佔領這一地區或許不難，但想要易風移俗，使其真正納入中原的統治，則需要一個相當漫長、以百年為單位的時期。
就像允契丹殘部在邛崍山以西建立西燕郡國一樣，對樂浪等故郡封王就藩更利於後續較大時間的過渡，同時也能屏護遼東等邊地的安全，減輕守禦壓力。
由於四大行營的主要駐地以及進攻方向，與司空府目前所控制的核心區，同時也是後勤補給總基地，路途極為遙遠，中間相隔的地域這些年來又受到戰爭的嚴重摧殘，為了儘可能減少糧秣補給的壓力，儘可能將更多的錢糧用於收復地的休生養息，駐軍會進行相應的縮減。
同時，徐懷也決定撤消原有的戰兵軍鎮番號，將天雄軍、靖勝軍、龍武軍、宣武軍、驍勝軍、東川軍以及選鋒軍為主，直接以數字番號改編成步兵若干鎮、騎兵若干鎮、水師幹鎮。
秦鳳行營駐以第一到第三鎮步兵、第一鎮騎兵，輔以少量的番營及諸路州府輪戍兵馬，總兵力控制在五萬人以下。
靈武行營駐以第四到第六鎮步兵，輔以少量的番營及諸路州府輪戍兵馬，總兵力控制在四萬人以下。
朔方行營駐以第七到九鎮步兵，輔以少量的徵募番營、諸路州府輪戍兵馬，戰守兵控制在四萬以下。
雲朔行營駐以第十到第十二鎮步兵、第二鎮騎兵，輔以少量的徵募番營、諸路州府輪戍兵馬，戰守兵控制在五萬以下。
燕薊行營以主第十三、第十四鎮步兵、第三鎮騎兵，輔以少量的徵募番營、諸路州府輪戍兵馬，戰守兵控制在四萬以下。
此外除了第十五到第二十二鎮步兵、第四鎮騎兵、第一到第四鎮水師的駐地以河南、淮南、荊北為主，拱衛南陽、襄陽兩大核心區、鎮懾西秦、浙西不敢有什麼異動外，徐懷還決定調蘇蕈率數千步騎精銳前往貢嘎山，與趙善、呂靖、劉福金等將統領的兵馬並設步兵第二十三鎮，準備會同西燕郡國所轄的第二十四鎮軍主力，借道吐蕃高地，從南面牽制佔領河湟地區的虜兵，減輕秦鳳行營西進的壓力。
而新收復地的民生休養與恢復，司空府暫定也是以渭河流域以及汾水、黃河中下游流域的治理為主。
黃河下游近兩百年來都刻意不治水利，使得河北平原長年深受水患之擾，著手治理黃河中下游流域，客觀上能促進這一地區的農耕及交通大發展。
同時輸入大量的錢糧，以工代賑，不僅能使地方民眾得到休養，也能對當地的民眾進行相應的組織、梳理，在這一個過程當中，將地方基層治理確立起來，還真正的加強民眾對中樞及司空府的認同感。
這要比單純的發放救濟，又或者單純從地方役使民力，都要好得多，見效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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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大越立朝一百七十年以來，在黃河下游一直都沒有實際的徵募數以萬計、十數萬民夫去修築大堤，約束其在河北平原上的流向，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相應的意圖或設想。
大越立朝之初，由三司修造案掌管水政，之後又獨設河渠司繼之，永熙年間設都水監治理水利，還設立疏浚黃河司等專門的機構，除了保障黃河中游河道的治理，但同時對下游的水文地理都有詳細的資源留存。
而滑州、魏州等地，位於黃河中游往下游過渡區域，其土質鬆軟，水患頻發，卻又因為屬於大越註定重視的重鎮藩屏之地，是必定重視水患治理的地方，朝堂也是在這些地方積累了大量的治理黃河的經驗。
汴梁淪陷後，陳居卿、王仲元等一批熟悉河務的官員成功南逃，迄今乃在中樞都水監及工部任事。
因此錢擇瑞、劉獻等人前往河北、齊魯行省出領制置安撫使、轉運使等職、執掌地方權柄之後，司空府很快就專門設立新的疏浚黃河務司，調工部郎中王仲元等官吏主持，協同河北、齊魯兩省先著手進行滑州、魏州及鄆州、曹州境內的黃河大堤修築事宜。
其時南接潁水、北接汴河的蔡河已經完成修繕，河道復通，從八月下旬、黃河中下游汛情有所減弱之後，上百萬石糧食等物資就源源不斷的經潁水、蔡河北上，然後經黃河運抵滑州、魏州、鄆州、曹州等地。
除了司空府直接徵派的兩萬輜兵外，河北、齊魯行省還從當地徵募十萬青壯民夫，入秋之後就率先啟動滑州、魏州、鄆州、曹州境內的黃河大堤修築，同時對下游進行地質勘測，確定新的河道，以便在明後年初步修成下游入海大堤。
黃河下游水道固定下來之後，源出太行山東麓，經河北平原入海的漳水、易水、拒馬河等河道也要進行疏浚治理，才能令河北水患得到根本性的治理。
紹隆十二年秋冬，位於丹水上游的武關故道也著手進行大規模的修繕拓寬。
武關道又名商山路，最初乃是春秋時期秦楚兩國出於相互爭奪的需求，利用秦嶺北側的灞水河谷與秦嶺南側的丹水河谷連線開闢而成。
漢唐定都關中，武關道作為帝都連線荊襄地區的國道，一直都備受重視；卻是大越立朝定都汴梁，武關道的地位才被削弱。
徐懷既然決意定都襄陽，武關道作為襄陽及南陽連線關中的要津，比繞經河洛走崤函故道進入關中要近上千裡的路程，自然也就提升到與鄭泌大道、泌鄂大道同等的地位上。
又由於陝州、潼關境內的黃河流段礁石密佈、水流湍急，不利行舟，唯有進一步拓寬、修繕武關道，才能源源不斷的將糧秣布鐵等物資大規模輸入關中，支援關中地區的休生養息，支援秦鳳、靈武、朔方行營對外征戰，更加刻不容緩。
紹隆十二年秋，為拓寬、修繕武關道，一次就徵派十萬輜兵。
武關道的修繕標準，也是提高到承受五十石過載馬車通過的水準。
這也註定原有的那些過於狹窄、險僻的路段，要麼就要大規模鑿石開山，要麼就要開闢新的碎石路，還要架設數十座大小鐵橋，工程量自是巨大。
當然，這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關中地區在歷經前朝末年長達上百年的戰爭破壞，人口稀寥、環境惡化，迄至到今日，農耕生產都遠遠沒能恢復。
而今時河中、河洛等地也受到戰爭大規模的破壞，即便經過一定時間的休生養息，農耕生產也只能滿足地方治理所需。
以往大越為保障陝西五路對党項人的作戰需求，主要從汾水下游的河中府等地調運糧草，現在就只能從荊襄等地調運，同時每年所需調運的糧食規模不是三五萬石，也不是三五十萬石，而是三五百萬石打底。
僅憑原先那條橫穿東秦嶺的狹仄險僻的武關道，是遠遠不能滿足如此巨量的運輸需求的。
因此前期即便成立秦鳳、靈武、朔方行營，司空府也是要求各行營以恢復各地的塢寨防禦為主，不主張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也不具備大規模軍事進攻的條件。
而一條高規模、碎石硬化的武關道，不僅能令每年從荊襄往關中運輸三五百萬石的糧食變成現實，同時運輸成本也將發生難以想象的下降。
以往武關道狹窄險僻，運輸主要依賴人背馬馱，從襄陽到京兆府，兩千匹馱馬輾轉月餘或許能運輸四五千石糧食。
而待新的武關道修成，兩千匹馬組成的過載馬車隊，月餘就能運輸十萬石糧食，運輸效率提升之高，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而待後續通往秦鳳路境內的秦鳳大道以及通往靈武行營轄域的延州大道修通，不僅將令中樞對邊州的控制能力提升到以往遠遠所不及的水平，同時也能將對河西、河湟、靈武等地的軍事拓張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不過，新的交通體系，本質不在於過載馬車的發明跟不斷改進，而是新式水輪機的大規模使用，使得築路所需要的天量碎石變得廉價而易得。
就當前階段，其意義甚至不比沈煉倒焰法稍低。
也因為有此為基礎，徐懷才會堅決在新收復地推行行省制，加強地方權柄，而不是切割地方，對地方搞什麼削弱制衡。
除了新收復地推行行省制、休養民生，拓修武關道，諸路兵馬進入秦鳳、靈武、朔方行營恢復塢堡防禦體系之外，紹隆十二年冬，徐懷還通過門下中書省頒佈《市舶諭令》，在原有泉州、杭州兩大市舶司的基礎上，新增明州、建鄴、潤州、秀州、廉州等市舶司，加快對外海路貿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