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憤憤不平地問，「你覺得我搞不定嗎？」
「不是的，」他回答，「只是據我所知，你還沒有背包旅行的經驗呢。」
「我當然有經驗了！」我幾乎義憤填膺了。但保羅是對的：我的確從來沒有背包旅行過。雖然我進行過不少看似背包旅行的活動，但卻從沒有真正地背包在野外步行和過夜的經驗，一次也沒有。
我從來沒有背包旅行過！現在想想，真是讓人哭笑不得。我不由得看了一眼我的背包，又看了看那兩個從波特蘭一路帶來的塑膠袋，裡面裝滿還未拆封的物品。背包是深綠色的，在這綠色之上點綴著星星點點的黑色，包身由三個空間寬綽的獨立包構成，每個包的邊緣都附有網狀尼龍大口袋，像肥大的雙耳一樣垂在包的兩側。沿著背包的底部伸出一塊塑膠製成的隔板，在隔板的支撐下，背包立得很穩，巋然中正，而沒有像其他的包一樣塌向一邊，這讓我隱約間感到一股莫名的安慰。我走到背包前，用手摸了摸包的頂部，就如同撫摩一個孩子的頭頂。一個月前，有人鄭重地提醒我，讓我像在真正徒步旅行時那樣打好背包，試一試各方面的效能。我本打算把這項工作放在離開明尼蘇達之前做好，然後又推遲到抵達波特蘭時再完成，但我卻遲遲沒有動手，看來我的背包試用計劃只能推到明天——旅途的第一天。
我把手伸進一隻塑膠袋中，拿出一個橙色的哨子。根據包裝上的資訊，這應該是「世界上最響亮」的哨子了。我撕開包裝袋，把哨子上的黃色繩套掛在脖子上，還真有幾分教練的架勢。難道徒步旅行時我就穿成這個樣子嗎？這看上去很愚蠢，可我自己並不知曉。和我人生中的許多其他事情一樣，在購買這個世界上最響亮的哨子時，我心中並不清楚它到底有什麼用。我摘下哨子，把它拴在背包的支架上，好讓它在我徒步旅行時正好能搭在我肩上。這樣，一有需要時，我就能隨時拿到它了。
我會用到這個哨子嗎？我有點兒好奇，然後鬱悶地猛然坐在床上。晚餐時間早就過了，但我心浮氣躁，並沒什麼胃口，寂寥和無助已將我的腸胃填得滿滿的。
「你終於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了。」十天之前，當我跟保羅在明尼阿波利斯分別時，他對我說。
「你是指什麼？」我問。
「你終於可以過一個人的生活了。」他答道，說完，他笑了。而我卻只能心裡沒底地點點頭。
這的確是我想要的，但用「一個人的生活」來表達卻不得不說有些牽強。或許，我在愛情中需要的東西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我的婚姻在很早以前就已出現了裂痕，但真正讓這段婚姻分崩離析的導火線，卻是一封在母親去世一週之後寄來的信。
這封信的收信人不是我，而是保羅。雖然當時我還沉浸在莫大的傷痛之中，但當我看到信封上的發信人地址時，還是興奮難耐地衝進臥室，把信交給了保羅。這封信是紐約市新學院發來的。在恍若隔世的三個月前，在我還未接到母親患有癌症的訊息之前，我幫保羅在新學院申請了政治學的博士課程。在1月中旬，想到能夠到紐約市居住似乎是世上最振奮人心的事情了。而如今，在這物是人非的3月下旬，當保羅展開那封宣佈他被順利錄取的來信時，當我擁抱他、為他的好訊息表示祝賀時，我卻感到自己分裂成了兩半：一半是母親離世之前的自己，另一半則是現在的自己。過去的那個我傷痕累累，而真實的我被覆蓋在這傷痕之下，在我曾自以為熟悉的世界上搏動著心跳：6月我就要完成本科學業了，幾個月後我就會和保羅一起離開明尼阿波利斯，在紐約市的東村或公園坡這些我只有在想象中和書本上才見過的區域租一間公寓；我會身穿時髦披肩和拉風的靴子、頭戴針織帽，就像我所憧憬的文學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樣，窮困潦倒、白手起家，卻仍因機緣和造化最終圓了我的作家夢。
然而，無論這封來信的內容如何，所有這些幻想都已註定要成為泡影。我的母親死了！我的母親死了！我的母親死了！我的所有抱負、所有理想，都隨著她最後的氣息而被吞噬在了黑黢黢的裂縫之中。
我不能離開明尼阿波利斯，我的家人需要我，誰來見證利夫由青少年到成人的蛻變呢？誰來陪伴陷入孤獨的艾迪呢？誰來烹製感恩節的晚餐，把我們家的這個節日傳統延續下去呢？總得有人把我這四分五裂的家庭留下的殘片收在一起，而這個人又捨我其誰呢？我起碼得在這一點上對得起母親啊。
「你應該一個人去。」保羅手捧著那封錄取通知書，我對他說道。在接下來的幾周裡，我們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而我也一次又一次地對他重複著這句話，也越來越堅信這句話。我身體的一部分懼怕保羅會真的離我遠去，但另一部分卻又急切地祈盼著他能夠展翅高飛。如果他選擇離開，那麼無須我費力去蹬去踹，我們婚姻的大門也會自動關閉。我可以獲得自由，也不必揹負任何罪名了。我愛保羅，但我倆結合時我正值懵懂莽撞的19歲，無論有多愛他，我都完全沒有做好將自己的終生託付給一個人的準備。雖然婚後不久我就對別的男人產生了興趣，但我並未放任自己的慾望。而今，我卻無法對這些慾望置之不理了。我的悲慟切入肌膚，已經讓我在慾望的誘惑下變得手無縛雞之力。我為自己開脫道，既然事事都與我過不去，我又何必跟自己過不去呢？
母親死後一週，我就跟一個男人接了吻。兩週後，我又吻了另一個男人。我跟這兩個男人以及之後幾個男人的關係只保持在淺嘗輒止階段，我雖然堅持不去攻破對於我還有些許神聖可言的性關係底線，但我清楚，偷情和謊言都是錯誤的淪陷。我感到自己落入了一個陷阱，既無法離開保羅，又無法堅守忠貞。因此，我等待著他自己離開我，等待著他選擇獨身一人去上研究生院。當然，他沒有同意。
保羅將入學時間推遲了一年，留在明尼蘇達州陪我，好讓我能待在家人左右。但母親去世後的一年中，雖然我的家人近在咫尺，但距離上的靠近並沒有拉近我們心靈的距離。事實證明，對家人的四分五裂，我仍然無力挽回。我畢竟不是母親，直到她離世之後我才明白，原來她就是我們一家的中心，是將家人黏合在一起的魔力膠水，是吸引我們沿著軌道圍繞著她轉動的強大磁場。沒有了她，艾迪和我形同陌路，利夫和卡倫也跟我漸行漸遠。儘管我竭盡全力想要改變這個局面，但我最後卻不能不承認，沒有母親，我們的家庭關係已形同虛設。我們四個人在各自的傷痛中漸漸疏遠，彼此之間相連的那根絲線也一觸即斷。我終究沒能為家人做那頓感恩節的晚餐，在母親離世八個月後感恩節悄然來臨之際，我的家人已成為「過去時」。
雖然比原訂計劃推遲了一年，但當我和保羅搬到紐約市時，我仍然滿心憧憬。我憧憬著自己能夠從頭再來，能夠斷絕與男人們不清不白的關係，能夠不再為往事黯然神傷，也不再為曾經擁有的那個家而心中怒起。我要成為一名定居於紐約市的作家，我要穿著炫酷的靴子、戴著可愛的針織帽，在紐約大街上招搖過市。
然而事情並沒有遂願。我還是我，還是那個籠罩在過去的陰影下的女人。改變的，只是我周遭的環境。
白天我寫寫故事，晚上則一邊在餐廳做服務生，一邊和我沒有跨越性關係底線的兩個男人中的一個偷情。我們在紐約市居住了才一個月，保羅就從研究生院退了學，決定把心思用在彈吉他上。六個月後，我們一起離開了紐約市，在明尼蘇達州小住了幾日，然後用了一個月的時間，邊打工邊跨越美國西部，來了次公路旅行，行跡遍佈科羅拉多大峽谷、死谷、大蘇爾，一路到達舊金山。旅行結束後的那個春末，我們來到波特蘭，在餐廳找到了工作。我們先是和我的朋友麗莎一起擠在她逼仄的公寓裡，然後又在離市區10英里的一片農場上找了一處住所。我倆在農場中免費住了一個夏天，作為交換條件，我們幫農場主照看一隻山羊、一隻貓、一群珍奇的春雞。我們把墊子從卡車裡拽出來，鋪在起居室裡一扇又寬又大的窗戶邊當床用。窗外是一片歐洲榛樹園，我和保羅一起悠閒地散散步，摘摘野莓，做做愛。我告訴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繼續做保羅的妻子。
但我又一次大錯特錯了。我只能做那個我不得不成為的女人，這感覺比之前更加強烈了。我甚至無從憶起在我的人生分裂為兩半之前，我是個怎樣的女人。時光在波特蘭市郊那個狹小的農舍中流逝著，在母親去世兩年多後，我發現自己已經不再懼怕跨越我所謂的道德底線了。保羅在明尼阿波利斯找到了一份工作，要求他立即從我倆的農場生活中抽身回明尼蘇達。我選擇留在俄勒岡，和農場女主人的男朋友翻雲覆雨。我和我當服務生的餐廳裡的廚師有過一腿，也和一個送過我一塊香蕉奶油派和一次免費按摩的按摩師交過歡。與這三個男人的風流性事，全都發生在短短的五天之內。
於我而言，這感覺與那些有意自殘的人所體驗到的感覺別無二致：不光彩，不光明，不道德，但卻沒有什麼可懊悔的。我只是在試著治癒自己的傷口，只是想把身體裡的毒排出來，好讓自己好起來，自己來治癒自己。夏天過後，當我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和保羅住在一起時，我以為我已經痊癒了。我以為我已經不是之前的那個自己了，我以為我進步了、徹頭徹尾地改變了。我的確暫時拋棄了舊習。秋天逝去，新的一年到來，我一直都對保羅忠心不二。但好景不長，我又一次出軌了。我知道這次我沒有任何藉口自我開脫，我對自己已是忍無可忍。終於，我把那一席句句讓我椎心泣血的話對保羅和盤托出。我說我並不是不愛他，但是我必須一個人待一待了，儘管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此時，母親離世已有三年之久了。
當我終於把要說的話說完後，我倆雙雙癱倒在地板上，潸然淚下。第二天，保羅從家裡搬了出去。我們漸漸地把分手的訊息告訴了我們的朋友，說我們會尋找解決和彌補的方法，並不一定會走到離婚那一步。剛接到訊息時，所有人都大吃一驚，每個人都告訴我們，我倆看上去是那麼幸福。一段時間過後，每個人都憤憤然起來，不是針對我們，而是對我。我的一位至交將一張她專門裱好相框收藏起來的我的照片撕成兩半，並將殘片寄給了我。另一位好友和保羅發生了親密關係，當聽聞訊息後我正覺得又難過又嫉妒時，另一位朋友告訴我，我這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對朋友的話，我無法義正詞嚴地反駁，但我還是感到心如刀絞。我形單影隻地躺在曾經屬於我和保羅的墊子上，幾乎要被這鑽心之痛蒸發成空氣了。
分居三個月之後，我和保羅仍掙扎在痛苦的邊緣。我既不願意和保羅離婚，也不願意和他重歸於好。我真想一分為二，這樣，我就可以兩全了。保羅斷斷續續地換了幾個女友，而我則是徹頭徹尾地孑然一身了。因為濫性，我親手毀了我的婚姻，而現在，性成了我最不願意觸及的痛處。
「你真應該離開明尼阿波利斯了。」一次，我和朋友麗莎聊著這些傷心事到深夜，她說道，「來波特蘭找我吧。」
不到一週的時間，我就辭去了服務生的工作，把家當裝進卡車，一路駕車向西而去。一年後，在趕赴太平洋屋脊步道時，我走的也正是這條路。
到達蒙大拿州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舉目遠眺，擋風玻璃之外是一望無際的綠野，一抹蒼穹向遠處延伸而去。波特蘭在我的可視範圍之外的某處隱隱閃光，縱使時間短暫，這次旅行也會成為我回味無窮的一次解脫、一次逃逸。我告訴自己，這一次，我要拋開煩惱的束縛。
誰知天意弄人，我卻陷入了更深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