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學科決定立項研究通俗文學，這一課題並被列為「七五」國家社科重點尊案。
不久，幾位研究通俗、文學的朋友相繼來信，說起「武俠北派四大家」中，宮白羽、李壽明、鄭證因三人的生平，人們多已知曉，惟王度廬，至令不知何許人也，問我可有這方面的線索。
經過他們的「強化刺激」，猛然想起母校的王度廬老師。他是我高中同班同學王膺的父親，沒給我們上過課，也從未聽說他寫過武俠小說，但姓名倒一字不差，估且問問看。
很快就收到了母校回信，得知王老師巴經逝世，但因此卻找到了王老師的夫人，我們當年的舍務老師李丹荃女士，並且確認了那位四十年代聞名全國的「俠情小說大師」果然就是王膺的爸爸。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王老師性格內向，沉默寡言，我除在課外活動小組「文學研究會」聽過她一次報告，並聽說他知識淵博，是「老師的老師」外，對他一無所知。所以，研讀他的作品的過程也就是我逐步瞭解他的過程。
海內外研究通俗文學的學者對王老師評價極高，稱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創造了言情武俠小說的完善形態」，「是開山立派的一代宗師」，但當時除臺灣學者葉洪生先生對王老師的俠情小說有較詳細的評介外，未見他人作過更系統的研究。王老師的言情武俠小說代表作是「鶴鐵系列」五部作：‘鶴驚崑崙’、‘寶劍金釵’、‘劍氣珠光’、‘臥虎藏龍’、‘鐵騎銀瓶’。
當時這些作品在大陸還未重印，港臺版本又難搜求，我是跑了蘇州、上海、天津、北京四市圖書館，加上朋友幫忙，才得以看全的。
這五部作品寫了四代俠士俠女的愛情故事。與過去的武俠小說截然不同，王老師筆下的這些俠者既是英雄，又不太像英雄。我覺得王老師有意不肯賦予他們包打天下、救國於水火、解民於倒懸的無上功能。他們的行動集中於一個目的為捍衛自己愛的權利而鬥爭，而愛的責任又常常令他們困惑，因為他們為所愛者所做的一切、甚至犧牲，往往並不能給對方帶來幸福。他們的愛情悲劇固然是外部因素如封建勢力、封建禮教造成的，但又並非完全知此。作為武藝高強、足智多謀的俠者，他們對外部勢力的鬥爭一般能夠取得勝利，然而一旦面對自己性格、心理方面的弱點（包括根深蒂固的傅統觀念），他們卻難免「吃敗仗」。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敵人正是自己。就作品深度而言，王老師不但寫出了人物性格的複雜性，而且把外部鬥事引入了他們的心靈深處。這種悲劇，正是典型的「性格悲劇」。
中古時代被稱為「英雄時代」，而「非英雄」、「反英雄」正是現代意識的鮮明特徵。以古代為故事的背景，寫的又是武俠小說，王老師當然不能不寫「英雄」；然而如上所述，他的俠情小說又帶有明顯的「非英雄色彩」和個性主義思想傾向（與此相應，他筆下的江湖社會則有強烈的平民性）。
直至四十年代初，我國的絕大多數武俠小說都未突破「情節中心」的構思模式，王老師的構思則直指人的內部衝突和人性的複雜內涵，這就不僅使武俠小說的構思模式向「性格中心」實現轉-，而且突破了拘於表層善惡、正邪鬥爭的傳統窠臼。
由此，我感到王老師的作品在當時是含有很強的現代性的。
在悲劇作品裡，悲劇精神總是爆發於「極限情境」；而在王老師的作品裡，悲劇精神卻常常瀰漫於「極限情境」之外；那些俠士俠女在戰勝外敵之時，往往橫刀四顧，茫然若失；或者，當他們退隱江湖之際，平的外表之下實埋藏粑尷薇涼。
這使我想起弗洛伊德關於「心理劇」的一段議論，他說，在心理劇中，「造成痛苦的鬥爭是在主角的心靈中進行，上這是一個不同的衝動之間的鬥爭，這個鬥爭的結束決不是主角的消逝，而是他的一個衝動的消逝；這就是說，鬥爭必須在自我剋制中結束」。
王老師筆下的俠士俠女，則在「自我剋制」實現之後，其心靈深虛的波動，猶遠遠不會停止。所以，他的作品不僅是性格悲劇，而且鮮明地具有上述心理悲劇的美學特徵。
（後來李丹荃老師告欣我，王老師在三四十年代確實讀過不止一部弗洛伊德和廚川白村的作品。）
這又使我感到，王老師雖然寫的是傅統形式的武俠小說，但他與大部分通俗小說作家完全不同，思想一點不舊，他不僅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而且也接受了西方的現代文化思潮，並且幾乎不露痕跡地化入了自己的作品之中，這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作家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在查閱王老師「鶴鐵五部作」的過程中，我不僅讀了他的其他俠情小說，而且知道他還寫過許多社會書情小說。我想，研讀遣些社會言情小說，一定有助於進一步瞭解他的思想和創作。
李老師告訴我，王老師的主要作品幾乎全都寫於青島，她已多年未回青島，很想去一次。
於是，我決定帶五名研究生前往青島查閱原始資料，並在那裡和李老師相會。
五月的青島氣侯宜人，風光秀美。我們無暇領略海濱景色，一頭鑽進市檔案館，查閱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以‘青島新民報’為主的有關報章。時間緊迫，舊報雖殘缺不全，數量仍極龐大。於是決定每人負責一段，通撿每天的報紙，重點閱讀所載王老師的社會言情小說，回校後以講故串「接龍」的方式錄成音帶，再據錄音整理出每部小說的情節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