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覺追求思想性的武俠小說家——否定「快意恩仇」、任性殺戮的觀念——小說界以平等開放態度處理中華各族關係的第一人——糾正黑白分明的正邪二分法，以是否「愛護百姓」為新尺度——揭示權力的腐蝕作用——滲透著個性解放與人格獨立精神——銳利的針對現實的批判鋒芒——用現代心理學觀念剖析、塑造人物形象
武俠小說誕生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作為封閉的農業社會的產物，眾多武俠小說在褒揚俠義精神的同時，也留下了諸如熱衷仕途、嫉仇嗜殺、迷信果報乃至奴才意識之類特殊印記。「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家，像茅盾、鄭振鋒、翟秋白，都從武俠小說的圈外寫過嚴厲批評（卻也不無偏頗）的文章，寄託了對這類文學加以改造的願望。
五十年代出現的梁羽生、金庸、古龍等新派武俠小說家，則可以說進入到圈內對這類作品進行了改造。他們運用西方近代文學和中國五四新文學的經驗，在保持武俠小說傳統型範的同時，通過自己的藝術筆墨，體現出現代人應有的時代意識，成功地實現了武俠小說從思想到藝術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現出許多嶄新的質素。金庸作品尤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庸是一位自覺追求思想性的武俠小說家，他自己說過：「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1金庸作品中的現代意識，便是作者對傳統武俠小說一系列觀念實行變革、改造的體現，也是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為「新」的重要標誌。
舊式武俠小說的一個普遍觀念是「快意恩仇」。為了報仇，而且要「快意」，殺人就不算一回事。惡徒固然任意行兇，殺人如麻，即使俠士，殺得性起，竟也殃及無辜。《水滸傳）就寫武松為了報仇，血濺鴛鴦樓，殺了張都監一家老少十餘口，連兒童、馬伕。」丫環、廚師也不能倖免。李逢江州劫法場，更是「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無雙傳》中的古押衙行俠，「冤死者十餘人」。好像英雄們一朝正義在握，就有權對邪派徒眾殺個乾淨。我們暫且不論武俠小說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學者所說，證明中國人有潛在的嗜血慾望；但舊武俠小說中這類描述的大量存在，無論從道德角度或法律角度看，無疑代表了古代社會留下的一種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說卻從根本上批評和否定了「快意思仇」。任性殺戮這種觀念。《射鵬英雄傳》裡的郭靖，懷著家國雙重悲痛對完顏洪烈完成了復仇，後來卻引出一場思想危機：他「一想到‘復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慘狀立即湧上心頭。自忖父仇雖復，卻害死了這許多無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來這報仇之事，未必就是對了。」2甚至一度對學武產生懷疑。《神鵰俠侶》寫楊過為其父楊康報仇，卻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婦「國事為先」的精神所感動，深責「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3後來知道了父親的為人和死因，更是慚愧無地，徹底放棄復仇的念頭。《雪山飛狐》通過苗若蘭之口，道出其父苗人鳳的想法：「百餘年來，胡苗範田四家子孫怨怨相報，沒一代能得善終。……所以我爹立下一條家訓，自他以後，苗門的子孫不許學武。他也決不收一個弟子。我爹說道：縱然他將來給仇人殺了，苗家子弟不會武藝自然無法為他報仇。那麼這百餘年來愈積愈重的血債，愈來愈是糾纏不清的冤孽，或許就可一筆勾銷了。」4到《笑做江湖》，金庸更帶有貶義地寫了林平之這個復仇狂。他在為父母報仇這天，居然穿上錦繡衣服，衣衫上薰了香，好像過一個盛大的節日一般。不但把和仇敵有瓜葛的人一概殺死，而且像貓戲弄老鼠似地只顧自己戲弄青城派頭頭餘滄海以達到復仇的快意，卻將處於危險中的妻子嶽靈珊置於不顧。最後為了報復嶽不群父女，竟然又動手刺殺了嶽靈珊。作者在字裡行間不加掩飾地流露出對這一人物的厭惡之情。金庸並不反對殺那些作惡多端的人，卻反對睚眥必報和濫殺無辜。《天龍八部）中的喬峰就說：「咱們學武之人，第一不可濫殺無辜。」5這一切，不禁令人想起新文學奠基人魯迅對復仇問題的意見。在魯迅編錄的《會稽郡故書雜集》一書中，《會稽典錄卷下》收有「朱朗」一條，正文是：
朱朗，字恭明，父為道士，淫祀不法，遊在諸縣，為烏傷長陳君頁所殺。朗陰圖報怨，而未有便。會君頁以病亡，朗乃刺殺君頁子。事發，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為將。
針對文中所載朱朗其人其事，魯迅寫了這樣一段案語：
案：《春秋》之義，當罪而誅不言於報，匹夫之怨止於其身。今朗父不法，誅當其辜。而朗之復仇，乃及胤嗣。漢季大亂，教法廢壞，離經獲譽，有慚德已。豈其猶有美行，足以稱紀？6
魯迅在小說《鑄劍》中，曾讚頌了眉間尺、黑色人於專制統治下不得已而求諸法外向暴君復仇的正義行動。但在這裡，他卻嚴厲指斥朱朗的所謂「復仇」。魯迅認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誅當其辜」，「當罪而誅不言於報」，這種行動已無正義性可言，決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強說到報仇，「匹夫之怨止於其身」，豈可像朱朗那樣殺人之子！魯迅這種態度，大體代表了現代人對「復仇」的看法。金庸小說有關復仇的一系列筆墨，都證明作者的思想和魯迅等新文學家是相當一致，而和傳統武俠小說卻大相徑庭。
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裡，怎樣看待歷史上的民族關係，能否掙脫傳統的狹隘民族觀念的束縛，也是檢驗作品有無現代精神的標尺。
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寫了很多「反清復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漢族立場上，反對滿族統治，書中俠士代表正義方面，而「韃子」皇帝則一概為好邪。這種民族關係上的簡單觀念，既與當時的反清革命思潮有關，也是儒家傳統思想具有某種狹隘封閉性的反映。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儒家歷來講究「夷夏之辨」，尊夏貶夷，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7主張「用夏變夷」，截然反對「變於夷」，表現出排斥其他民族長處的傾向，用孟子的話叫做：「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民連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在一些人眼裡，也都是異常出格的事。武俠小說也深受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
金庸最早的小說《書劍恩仇錄》採用漢族一個民間傳說的素材，或許還潛在地留有這類痕跡。
但稍後的小說，隨著作者歷史視野越來越寬廣，思想。藝術越來越成熟，也就越發突破儒家漢族本位的狹隘觀念，肯定中華許多兄弟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讚美漢族與少數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處、互助共榮的思想，而把各族間曾有過的征戰、掠奪、蹂躪視為歷史上不幸的一頁。金庸的傑作《天龍八部》，就不限於寫一個宋朝，而以當時中國版圖內的宋、遼、西夏、大理、吐著五個區域為背景，讓段譽、喬峰、虛竹三位主角的足跡幾乎遍及中華全境。其中喬峰的悲劇，尤其強烈地震撼讀者，迫人深省。這位主人公一出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幫內部的嚴重叛亂，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傑出的領袖才能和在群眾中的崇高威望。他從小受的是北宋年間以儒家為主的漢人文化教育，這使他確立了一套「正統」的道德規範：講究「夷夏之辨」，忠於國家民族，孝敬父母師長，對弱小者仁愛，處事正直公平，反對濫殺無辜。但命運跟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最後證明他是一個契丹人，並在辯誣自衛過程中不得已殺傷他人。作者通過喬峰的經歷和走向自殺的悲劇結局，不僅控訴了遼宋統治集團對異族百姓的殘殺掠奪，而且向傳統的儒家思想提出質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於區分了正和邪、善和惡、敵和友麼？不間是非曲直，漢人一定得站在漢族一邊，契丹人一定得忠於契丹，這種觀念真的對麼？小說通過智光大師有佛學色彩的揭語：「萬物一般，眾生平等。聖賢畜生，一視同仁。漢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榮辱，俱在灰塵。」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訴讀者應該對漢人契丹「一視同仁」，平等相待。
《天龍八部》第19章寫蒙冤受屈的喬峰在聚賢莊英雄會上與少林寺玄寂、玄難二僧對打時，有一段文字頗有意思：
玄寂見玄難左支右繼，抵敵不住，叫道：「你這契丹胡狗，這手法太也卑鄙！」
喬峰凜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說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聽，登時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長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別種拳法擊敗「太祖長拳」，別人不會說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開國太祖的武功，這夷夏之防、華胡之異，更加深了眾人的敵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長拳」，除了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別的名目。
玄寂眼見玄難轉瞬便臨生死關頭，更不打話，嗤的一指，點向喬峰的「璇璣穴」，使的是少林派的點穴絕技「天竺佛指」。
喬峰聽他一指點出，挾著極輕微的嗤嗤聲響，側身避過，說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頭，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來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勝了我，豈不是通番賣國，有辱堂堂中華上國？」
玄寂一聽，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達摩老祖，而達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為了喬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圍攻，可是少林武功傳入中土已久，中國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牽連，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與胡人的干係。這時聽喬峰一說，誰都心中一動。9
被群雄罵為「契丹胡狗」的喬峰，使用的倒是本朝開國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聲聲以中華武術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實卻是天竺胡僧達摩祖師傳下來的，這豈不是一種莫大的諷刺！金庸有意設計這一情節，目的就在提醒人們：嚴守夷夏之防，拒絕學習外族的長處，將會使自己陷入多麼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說《天龍八部》中金庸已經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狹隘民族主義問題，那麼，到幾年以後寫《鹿鼎記》中康熙皇帝時，這種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
康熙是《鹿鼎記》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稱得上有作為、有遠見的明君。小說從他與「小桂子」相處時一個聰明頑強的少年起，寫他經過擊殺權臣鰲拜而逐漸成長。成熟，這一過程顯得頗為細緻親切。他體恤民情，治國有方。當臺灣遭遇嚴重災情時，讀奏章的康熙竟至「淚光瑩然」，決定縮減宮中開支五十萬兩銀子去賑災。浙江巡撫誣告黃宗羲，想陷之於文字獄，康熙為之辯誣，反而稱讚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為之設忠烈詞。他兼用儒法兩家之術，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屬，決不受下屬的控制。小說中反清復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沒有構成一種相應的思想傾向，反而襯托出康熙的英明有為。康熙後來曾對韋小寶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臺灣已取，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10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改用全國百姓利益來衡量，應該承認康熙的話並不是自我吹噓，而是大體符合實際的。康熙雖是滿族，卻符合儒法兩家所定「聖君」的標準。完全可以說，《鹿鼎記》是一部歌頌康熙的作品。
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劍》時，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極的情節，顯然也是為了把他在民族問題上的思想貫徹到底。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聽到皇太極與范文程等大臣的談話。皇太極說：「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說來說去，也只一個道理，就是老百姓沒飯吃。咱們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讓天下百姓人人有飯吃……」還商量入關後輕搖薄賦，解民之困厄。這使袁承志深受震動，覺得「這韃子皇帝當真厲害，崇偵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遠了。我非殺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漢江山不穩。就算闖王得了天下，只怕……只怕……」隱隱感到闖王的才具與此人相較，似乎也頗有不及。這就合理地寫出清王朝能打敗明軍和闖軍，維持近三百年統治，決非出於偶然，而是和當時許多歷史條件包括滿族一些傑出領袖人物的作用分不開的。
在武俠小說中承認並寫出中國少數民族及其領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開放的態度處理各民族間的關係，金庸是第一人。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書劍恩仇錄》，也已寫了新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熱烈動人的生活場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傑的成功形象。《天龍八部》寫了喬峰（蕭峰）這樣感天動地的契丹英雄。到最後一部《鹿鼎記》，更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這個傑出人物。可見，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這是金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金庸小說富有現代精神的生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