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江湖上正與邪、俠義道與黑道、名門正派與魔教之間的鬥爭，金庸顯然也有過很多思考。傳統武俠小說出於舊式正統觀念，在正邪一類問題上採取黑白分明的簡單二分法：正則全正，邪則極邪。金庸則在小說裡寫了許多極複雜的正邪鬥爭，其中有部分確實存在著是和非、正義和邪惡的嚴重對立，但也有不少只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義挑動的。（笑做江湖）裡衡山派高手劉正風想要金盆洗手，這件事並沒有觸犯誰的利益，不料所謂「正派」裡的嵩山派站出來堅決阻撓和干預，不許他舉行金盆洗手典禮。他們硬給劉正風按上了「結交魔教長老曲洋」的罪名，殺了劉正風全部家屬，最後連身受重傷、逃出來隱居的劉正風，以及曲洋的十二三歲的孫女都不放過。真是殘忍毒辣之至！令狐沖曾經這樣責間嵩山派的費彬：「咱們自居俠義道，與邪魔外道誓不兩立，這‘俠義’二字，是什麼意思？欺辱身負重傷之人，算不算俠義？殘殺無辜幼女，算不算俠義？要是這種種事情都幹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麼分別？」恆山派掌門人定逸師太在吃盡嵩山派一再化裝偷襲的苦頭之後，也對令狐沖說：「像嵩山派這樣狼子野心，卻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嗎？」小說通過具體情節告訴讀者：是和非，正義和邪惡，不能只按表面名稱來劃分，應該作具體分析。事實上，俠義道和魔教兩方面都有正派人，也都有惡勢力。青城派掌門人餘滄海，嵩山派掌門人左冷禪，都在俠義道，卻都是陰險狠毒、作惡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華山派掌門人嶽不群這類偽君子了。正像《倚天屠龍記》中張三丰說的那樣：「這正邪兩字，原本難分。正派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也許金庸對中國近百年來由於種種原因而造成的分裂不斷、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歷史狀況實在感受太深，所以他的小說裡一再寫到了武林中層出不窮的門派鬥爭。《倚天屠龍記》不但寫了明教與正教的矛盾，而且寫到了明教內部各種勢力你爭我奪所造成的分崩離析，也寫到了正教各派有時聯合有時爭奪而帶來的相互屠殺和被人利用。《鹿鼎記》中，天地會、沐王府等各種反清勢力只要聚會在一起，總是爭吵誰算正統——究竟南明的唐王是真命天子，還是桂王是真命天子，甚至為此而動起武來。在這些複雜的鬥爭中，張無忌出任明教教主後協調各派，盈盈接任日月教教主後與正教各派握手言和，化干戈為玉帛，無疑代表著作者的理想，其中實際上也包含了中國人民近百年在各派紛爭中吃盡苦頭、付出血的代價所得來的教訓。
金庸對正與邪、英雄與罪人等問題，顯然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射鵰英雄傳》將結束時，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間有過一場爭論。年邁的成吉思汗回顧一生，意得志滿，認為他所建的國家，大到無與倫比，古今英雄，沒有誰及得上他。郭靖卻表示不同意，他說：「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以我之見，殺得人多卻未必算是英雄。」
郭靖在這裡所說的意見，當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為民造福，愛護百姓」，才是金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射鵰英雄傳》附錄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對成吉思汗表示過這樣的評價：「他是人類歷史中位居第一的軍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雖然也有溝通東西文化的功勞，但對於整個人類，恐怕終究還是罪大於功。《射鵰英雄傳》所頌揚的英雄，是質樸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滅國無數的成吉思汗。」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數群眾的利益為尺度考察各派鬥爭的主張，使正邪的鑑別有了客觀標準。這一思想是富有歷史和現實的深度的，雖然它表面上通過武俠小說這種遠離現實的形態呈現出來。
金庸不但避免抽象談論武林人物的正與邪，也避免懸空討論人性的好與壞。他認為，地位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發生變化。在《笑做江湖》等小說中，金庸通過場面和情節自然地顯示：權力對人有腐蝕作用，好人一旦走到當權的重要位置上，也有可能走向腐化。任我行剛從東方不敗的監獄中逃出來時，對東方不敗搞個人迷信的一套非常生氣。上官雲一見他的面，就習慣他說：「屬下上官雲參見教主，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把他像東方不敗那樣吹捧。任我行很覺得反感，當場挖苦說：「什麼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當我是秦始皇嗎？」又說：「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想得倒挺美！又不是神仙，哪裡有千秋萬載的事？」甚至心裡暗中嘀咕：「江湖上多說上官雲武功既高，為人又極耿直，怎他說起話來滿口諛詞，陳腔濫調，直似個不知廉恥的小人？難道江湖上傳聞多誤，他只是浪得虛名？」不由得皺起了眉頭。隨即他就對上官雲叮囑了一句：「上官兄弟，咱們之間，今後這一套全都免了。」可見當初的任我行，頭腦是很清醒的。但當他在別人幫助下殺了東方不敗，真的重新當上教主之後，又覺得東方不敗定下的這套規矩也挺有意思，足以維護教主的威嚴，也就沿襲下去，不再廢止了。而且越到後來，變得野心越大。無怪乎令狐沖遠遠望著教主的座位，心裡忽然想到：「坐在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還是東方不敗，卻有什麼區別？」連他女兒任盈盈都對令狐沖說：「唉，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個性子很快就變了。」《倚天屠龍記）中的周芷若，原本是個單純的姑娘。但在滅絕師太逼她發誓並且真的讓她當了峨嵋派掌門人之後，她就逐漸發生變化，開始自覺地追逐權勢，昧著良心做壞事，後來更是野心越來越大，要當「武功天下第一」的霸主。有一次，韓林兒帶開玩笑地對張無忌和周芷若說：將來推翻元朝之後，「教主（指張無忌——引者）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后娘娘。……」周芷若聽著居然「不勝之喜」。張無忌馬上說：「不可！我若有非分之想，教我天誅地滅，不得好死。」周主若這時「臉色微變」。足見周主若野心膨脹到何等程度。金庸在這裡所提出的「權力產生腐敗」的問題，實在非常尖銳，也非常深刻。他寫的是人性的普遍弱點。雖然理論上沒有答案，但不言而喻，實際上已經把必須建立監督制度以防範領導者腐化的問題點出來了。這也說明，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思想內容上確實能給人有益的啟示。
舊式武俠小說有一個重要的情節模式：行俠——報國——封蔭。所謂「斬得名王獻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其人生理想是六個字：「威福、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俠義小說，主人公都是「忠義官俠」，實際成為清官家奴，更沒有獨立的人格，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話來說：「終必為一大僚隸卒」。金庸小說雖也寫古代，思想傾向卻與舊式武俠小說大不相同，根本告別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價值觀念，滲透著個性解放與人格獨立的精神。金庸寫了許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們率性而為，行俠仗義，生命可以犧牲，卻絕不做官府的鷹犬；他們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敗，而且反抗幾千年來形成的不合理的禮法習俗，具有濃重的個性主義色彩。楊過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在世俗人物眼裡，師徒名分不可逾越，楊過和小龍女卻無視周圍社會的壓力，偏要拋開這名分不管，由師徒變成夫妻。面對武林群雄的紛紛指責，楊過斬釘截鐵地回答：「你們斬我一千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龍女被人姦汙後，楊過仍不以為意，堅決要和小龍女結合，可見封建貞節觀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地位。楊過是禮教習俗的自覺的叛逆者。
不僅楊過一人如此，其他小說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熱誠，全無偽飾；「東邪」黃藥師的灑脫超逸，偏於乖戾；「老頑童」周怕通的了無機心，天真率性；令狐沖的狂放不羈，笑做江湖；狄雲、張無忌的躲開汙濁，遁世而居；他們都是獨立的樹，而不是依附的藤蘿。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擯棄「權勢」、「威福」、「玉帛」之類世俗舊觀念，追求自由自在、合於天性的生活。令狐沖說：「人生在世，會當暢情適意，連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頭上不能還手，還做什麼人？不如及早死了，來得爽快。」這正是個性主義精神的體現。在金庸筆下，連已經繼承了帝位的段譽、段智興，最後也都走上出家之路。
金庸筆下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也已拋開一切社會經濟利害的因素，成為一種脫俗的純情的也是理想的性愛。郭靖完全不考慮華箏的公主地位而決心與黃蓉相好。趙敏為了張無忌，毅然拋開郡主的家門。胡一刀選擇妻子時，置大筆財富於不顧，他說：「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凡此種種，無不寄託了作者的感情傾向。
金庸在個人與社會總體的關係上，主張要為多數民眾的利益著想。讚美喬峰、郭靖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度；而在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上，主張尊重個性、保持獨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這正代表了現代意識的兩個重要側面。人，總是既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又要保持獨立的個體人格的，兩個方面不可偏廢。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樣只講個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脹，人慾橫流，社會公眾利益受到侵害，這個社會就會發生種種問題。可是像古代中國有些思想家那樣，只肯定群體或王權利益，過分抑制甚至無視個體利益，犧牲人的個性，這個社會也會死氣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許多悲劇。只有將社會責任和個性自由兩者兼顧，才真正是人類現代社會所應有的健全意識。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達的現代意識。
最能說明金庸小說富有現代意識的，也許還是他作品中潛藏的那種獨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俠小說註定要遠離現實。但究其實，並不可一概而論。金庸小說的有些內容，是作者在當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發，它們不但不脫離現實，反而應該說是深入現實的筆墨。作為政論家同時又是小說家的金庸，對諸多的社會現象和歷史事件，常常保持著客觀、清醒、獨立思考的態度。創作過程中，他把得自現實的這些感受連同自己的某些真知的見，融匯入小說，轉化成形象。這是金庸武俠小說富有思想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只要讀讀《射鵰英雄傳》的第一回，我們就知道金庸不但相當熟悉南宋時期的政治軍事鬥爭，而且對那段歷史很有自己的見解。這一回的文字浸透著一種悲憤的激情，為全書奠定了基調。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檜害死了岳飛。《射鵰英雄傳》卻通過曲三和說書人張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嶽爺爺的罪魁禍首，只怕不是秦檜，而是高宗皇帝」，他為了坐穩他的皇帝寶座，寧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欽二帝的岳飛害死，向金國一再退讓，甚至竟然向金國皇帝上降表稱臣。這就使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淪喪，主張抗日的張學良被囚禁，楊虎城被殺害，等等。臺灣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鵬英雄傳》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屬於香港《大公報》系統這個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說內容方面的問題可能也是一個緣由（直到1979年，臺灣初次印這部作品時，還要改個名字，叫做《大漠英雄傳》。
在中國大陸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讀者，當他們讀到《笑做江湖》中寫日月神教和《鹿鼎記》中寫神龍教的那些筆墨時，一定會聯想到「文革」時期林彪、「四人幫」強制推行的所謂「早請示」、「晚彙報」、「三忠於」、「四無限」那套極端個人迷信的活動。小說中的日月神教，在東方不敗和楊蓮亭一夥把持下，強令徒眾服有毒藥物而自己則壟斷解藥，以維持教主的個人權威。部屬每人說話，一開口就是：「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燭照天下，造福人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又說什麼：「教主指示聖明，歷百年而常新，垂萬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佈於天下」，「屬下謹奉令旨，忠心為主，萬世不辭。」荒誕的情節形式，呈現著發人深思的現實內容。有關神龍教的描寫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筆墨並不是出現在「文革」結束。中共中央作出否定這場動亂的決議之後，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間「文革」正在進行，林彪、「四人幫」氣焰如日中天的時候就寫出的。這就真正顯示出作者辨別複雜事物的可貴眼力和敢於堅持真理的無畏勇氣。即使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中，由於「左」傾思潮的一度猖撅，要做到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同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一位名叫林彬的香港電臺廣播員，就因為批評「文革」中的個人迷信現象而在1967年那場「紅色風暴」中被人以汽油澆身活活燒死。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殺的「五人黑名單」，一度被迫離港出走。事情就曾這樣十分荒唐而又尖銳得血淋淋地擺在人們面前。只有瞭解這些，我們對金庸小說的評價才能從某些俗見中解脫出來。
不妨舉《笑做江湖》中一段描寫作為金庸小說富有獨立批判精神的例證。東方不敗被殺，任我行恢復教主地位之後，日月神教的骨幹們當著現任教主的面，紛紛揭發批判起東方不敗的罪行。有的說東方不敗「武功低微，全仗裝腔作勢嚇人，其實沒半分真實本領」。有的說「東方不敗荒淫好色，強搶民女，淫辱教眾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如此這般。真是意味深長！事實上，當初東方不敗是被任我行。向問天、令狐沖三人合力殺死的。小說寫東方不敗一人抵擋三位高手，仍遊刃有餘，接連施放暗器射傷他們；只在盈盈用計刺傷其男寵楊蓮亭並使之大叫一聲之後，東方不敗才因心神紛亂而中了雙劍。這能叫做「武功低微」、「沒半分真實本領」麼？再有，小說早已寫明：東方不敗因練《葵花寶典》（據說乃太監傳下的絕世武功）而先行「自宮」，失去了效能力，他怎麼可能再去「強搶民女，淫辱教眾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呢？這豈不是眼見對方已經垮臺反正不能再為自己辯護而展開的胡亂批判麼！而這類所謂勢如破竹式的「揭發批判」，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人們見到的難道還少麼！小說在這方面顯示的諷刺意味，堪稱入木三分，沒有深刻的觀察和鋒銳的見解，這些筆墨絕對寫不出來！金庸最後兩部小說——《笑做江湖》與《鹿鼎記》中確有不少寓言成分，而這，正是金庸發揮政論家的洞察力與小說家的想象力並使二者得到較好結合的生動證明。
金庸在自己的小說中，常常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而確又十分獨到的見地。一部《俠客行》，可以說就是反教條主義、反煩瑣哲學、充滿現代批判精神的作品。小說通過不識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譯石壁上那首詩裡包藏的絕頂武功，給人豐富的啟示。它的矛頭旨在批判中國傳統經學那種煩瑣解讀模式的錯誤。漢代開始的經學，雖然不是一點貢獻也沒有，但牽強附會地尋找微言大義（如把愛情詩《關雎》硬解釋成歌頌「后妃之德」的作品），大篇考證而不得要領，抓住細枝未節卻忘記事情的根本方面，這種迂闊固執的書呆子態度，無論如何總是不可取的。唐詩已經對此有所概括：「魯史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這是傳統經學誤國誤民的生動寫照。金庸小說通過石破天參悟武功過程合情合理的描寫，以現代人的態度，點示了傳統經學教條主義煩瑣解讀的根本弱點，它的意義又遠遠超出了批判經學本身。金庸自己在1977年寫的《俠客行·後記》中說：「各種牽強附會的註釋，往往會損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嚴重障礙。《俠客行》寫於十二年前，於此意有所發揮。近年多讀佛經，於此更深有所感。」
最後，金庸小說的現代意識，還表現在作者用現代心理學眼光來分析人物解剖人物。金庸對弗洛伊德、榮格的精神分析學顯然相當熟悉，他把精神分析學的合理方面加以運用，滲透到人物刻畫之中，揭示出變態人物之所以變態的社會原因和心理原因，相當有深度地寫出他們的性格。
金庸筆下的變態人物有三類：一是「仇變」，由仇怨激起，如《倚天屠龍記》中的謝遜，《天龍八部》中的葉二孃。二是「情變」，由失戀引起，如《神鵬俠侶》中的李莫愁，《俠客行）中的梅芳姑，《射鵬英雄傳》中的玫姑。三是「孽變」，由權欲、利慾、霸欲燻心引起，如《天龍八部》中的慕容復和《射鵬》中的歐陽鋒。其中謝遜、李莫愁兩人形象各有其代表性。
金毛獅王謝遜，勇武威猛，人品、武功原屬上乘。突如其來的一場慘禍，激起他滿懷悲憤怨毒之情。他自述：在二十八歲那年，「我生平最崇仰、最敬愛的一個人（指謝之師父混元霹靂手成昆——引者）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兒，一夕之間盡數死去。因此我斷指立誓，姓謝的有生之日，決不再相信任何一個人。」「十三年來我少殺禽獸多殺人」氣為了逼迫成昆露面，他任性發洩，不計後果，殺人之後都要署上成昆的名字。然而在殘忍淒厲的背後，謝遜其實有一顆赤子之心。他對義子張無忌的愛，簡直遠遠超出一般親生父子。這種愛最終也溫潤了他自己的心靈，使他多少有些悲天憫人，不但能仟悔過失，即使對成昆，也只毀其雙眼，廢其武功，而沒有將他殺死。
《神鵰俠侶》中的「赤練仙子」李莫愁，花容月貌，卻心狠手辣。只因自己心愛的男子與他人結婚，受到極大刺激，就憤而要殺情敵的全家，併成為殺人如麻的女魔頭。只有一次，當她搶過嬰兒郭襄時，才流露出一點母性，用平時殺人的塵拂為她趕蚊子。她在淒厲哀婉的「問世間，情是何物」的歌聲中出場，又在烈火中唱著元好問這首《邁陂塘》死去，既令人顫傈，又令人哀憐悲憫。現代心理學的分析，幫助金庸寫出了這類過去武俠小說所缺少的豐富而又獨特的人物，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天龍八部》中丐幫馬副幫主的夫人康敏，是金庸運用現代心理學寫的最震撼人心的一個人物。她集「仇變」。「情變」、「孽變」於一身。這位馬伕人，有一種「天生的脾氣」：決心佔有一切想要得到的好東西；得不到，就千方百計把它毀掉。小姑娘時，自己得不到花衣裳，就把鄰居女孩的花衣裳剪碎。兩年前洛陽百花會上，她自以為姿容絕世，足以顛倒眾生，偏偏丐幫幫主喬峰對她少看了兩眼，馬伕人就認為喬峰對她有意蔑視，決心報仇雪恥，堅決要把喬峰從幫主的位置上趕下去。她丈夫不支援，她就勾結情人殺了自己丈夫，把殺人的罪過栽到喬峰頭上。本來喬峰已經在杏子林中平息了幫眾叛亂，但馬伕人全身縞素出場，口口聲聲「為先夫報仇」，形勢立刻大變。「她沒一句說喬峰是兇手，但每一句話都是指向他的頭上。」這真是個厲害之極的女人。她後來還設計誘殺段正淳，用「十香迷魂散」麻醉段正淳之後，從他身上鮮血淋漓地將肉一口一口咬下來，卻同時咬一口叫一聲「段郎」。原來她在和馬副幫主結婚前，早已是段正淳的情婦，只因段正淳沒有正式娶她為鎮南王妃，她就懷恨在心，誓報此仇。康敏的美麗而又狠毒，又遠在李莫愁之上（李只殘忍，缺少她的狠毒），讓人感到驚心動魄。這是金庸運用現代心理學塑造的一個最獨特、最出色的人物形象，大大開拓了讀者的審美視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
上面我們只是就幾個具體角度粗略考察了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其實，金庸小說的現代性，從根本上說，還在於將俠義精神自單純的哥兒們義氣提高到「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高度，從而突破舊武俠小說思想內容上的種種侷限，做到了與「五四」以來新文學一脈相承，異曲同工，成為現代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限於篇幅，這裡不贅。
金庸小說有沒有非現代意識，有沒有陳舊觀念、滯後思想呢？有一個現象也許可以討論。那就是：他小說裡的男主人公，總是被好多年輕美麗的女性包圍著。除《鹿鼎記》裡的韋小寶應該另當別論外，我們可以隨手舉出許多：《倚天屠龍記》的張無忌周圍，有小昭、殷離、周芒若、趙敏；《神鵰俠侶》的楊過周圍，有小龍女、陸無雙、程英、公孫綠萼、郭芙、郭襄；《射鵰英雄傳》的郭靖周圍，有華箏、黃蓉、程瑤迦；《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中，愛上了胡斐的，有袁紫衣、程靈素和苗若蘭；《笑做江湖》中，令狐沖周圍也有嶽靈珊、儀琳。任盈盈。這些女性從出現時起，目標似乎專在尋找愛情，尋找歸宿。儘管金庸主張愛情專一，不寫正面主人公三妻四妾（張無忌有一次做了一個多妻好夢，醒後立即自我譴責）；而且在古代，中上層男子三妻四妾並不稀奇，小說中寫到也屬正常；但是，一個男主人公四周總有那麼多女性在圍著他轉，這類現象在他作品裡又出現得那麼多，那麼集中，我以為還是說明一點問題，即金庸小說積澱著千百年來以男子為中心，女性處於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識，雖然作者自己也許並沒有明確地意識到。
1996年1-2月斷續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