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對孩子的教育最為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與人或環境相處和諧，善於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執著而不偏執，有健康的愛好。這些都比學習成績好壞重要得多。
健全的人格包括：善良，努力，開朗，大度和擁有愛的能力以及愛的技巧。
一個孩子成績再好，跟同學老師相處不好，為一分兩分斤斤計較，每天成為學習的奴隸有什麼好？我知道勞工會反駁我說，成績好不代表其他方面不好。這就是我要表達的意思，我認為其他方面好比成績好要重要得多。
成績好這個東西是沒止境的。以前我小時候，每門課八十五以上就是好成績了，現在的孩子呢？都競爭到九十九和九十九——最好門門都滿分，次次拿第一。這正常嗎？試問你一個成年人，能保證自己每次工作都百分百令領導滿意嗎？你成年人做不到的事情，為什麼要求孩子這麼嚴格？
還有，第一名全班只有一個，全年級只有一個，全校只有一個，全國只有一個。你究竟要做到哪一個？人都是這樣，對慾望的追求是無止境的，好了不行，好了以後得好上加好。到最後，這就成了負擔了。
我有時候覺得應試教育是對孩子的一種摧殘。以前平均分八十五就可以上重點，最近幾年水漲船高，上重點的孩子考分越來越接近滿分。我想這種心理承受的極限，無論是老師還是家長或是孩子，都無法接受吧？
不進重點的孩子就不是好孩子了嗎？不進重點大學的孩子就沒出息了嗎？我看不見得，這種出息的定義太狹隘。不是說白領就是成功，藍領就是失敗吧？關鍵你得讓孩子對生活充滿樂趣，有活著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這種想法，而不是越活越覺得悲觀。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給孩子指導而不是指令，與孩子商量未來的發展而不是限定。他愛音樂我才讓他學，不會因為讓他在大眾面前表演或是別人都學我就讓他學。
哪怕他成績不好，我也相信他是個好孩子，只要他努力了，快樂著，健康，有信心就行了。
至於老師的小金帽，不戴也沒關係，媽媽小時候就沒拿幾朵紅花，還不是過得很好？
一臺冰箱的記憶
編劇王麗萍在與我一起做節目的時候，對電視劇裡的一個情節——蔡姐的公公對一臺已經報廢的冰箱反覆修理的細節提出疑問。她說，上海人注重生活品質，不應該對一臺已經使用過十多年的冰箱執著地修理，就不放棄。她對這個細節耿耿於懷。
我當時答：我們不是老人，我們不理解老人的心。
我當時寫的時候，也是看論壇裡有個媳婦的抱怨，當時引來同齡媳婦的一片同情。家有古?如此，不知道每日如何生活。可我的心卻怦然，腦海裡飄浮著那年的夏天，我與表哥們在外婆家，幫她和外公收拾破爛，把家裡一些廢棄不用的傢俱都掃地出門。
我們忙得滿頭大汗，門外堆了一堆垃圾，外婆也忙得滿身大汗，又把垃圾搬回來。
外婆指著已經被汗水浸潤成棕紅色的藤椅說，這個，加幾根藤就可以用了。指著斷胳膊斷腿的玩具說，這些，等我空下來縫，送給以後的鄉下孩子。
最後，一堆的垃圾，就剩點報紙了。
正當我們幾個哀嘆，說一早上的活兒就幾張報紙的時候，外公回來了，他生氣地說：「誰讓你們扔我的報紙了？這些都是我特地收起來的！裡面很多訊息，我都拿筆標出來的！有用！」
門外一片清爽。門內亂七八糟。
我們幾個還得費力把東西塞回去。
當時，我們幾個苦笑搖頭說：「人一老，腦子就僵了。」
外婆去世前，我回去。
那時候，以前那個年富力強的外婆，已經風燭殘年了。她曾經抱我的臂膊，甚至無法抓住我纖細的手指頭；她曾經炯炯的雙眼，已然失明瞭；她跌斷了幾次的腿，每次都在我們的驚歎中站起來，而今，站不起來了。
她摸著我的臉說：「阿妹呀！讓外婆再摸摸。下一次，外婆就看不到你了。」
她這樣說狼來了，已經十幾年了。從最初的看我，到現在的摸我，每次的告別的話，都是「以後怕是不會再見了」。我都習慣了，心想，下次回來，又看見外婆躺在床上，除了越來越瘦，越來越沉默。
然後，有一天，在我在歐洲的路上，有電話說，外婆去世了。
我的心，驀地就丟了。
那一刻，我看見——
小時候的藤椅上，外公坐著看報，
小時候的布娃娃，外婆在釘釦，
小時候的夢鄉里，外婆坐著打扇唱歌。
我哭了。
這次再回去，藤椅，布娃娃，報紙，全都沒有了。隨著外婆的最終離去，它們大多作古。
這段記憶，一併蠟封。
那一臺冰箱，電視裡的那一臺冰箱，我終於明白了，我為什麼要選取它作為一段情節，儘管它顯得可笑，與時代格格不入，脫節。
在我們看來，那是不可理喻的愚拙。
而在老人眼裡，它不僅僅是一臺使用了十三年的舊冰箱。他們都知道，這臺冰箱用起來比新冰箱費電，也許使用成本遠遠高過新科技。老人並不如我們想得那樣不算小帳。
他們算的是大帳。
那臺冰箱，是他們年輕時候走過的路，凝結著大夏天騎腳踏車在烈日下奔跑，一分錢一分錢省積攢下的濃情；那臺冰箱，是他們過去十三年生活的記錄，每天剩了什麼菜，每天吃了什麼棒冰。
那臺冰箱，在他們心中，儼然已是一本堆滿舊照片的album。
有誰，捨得把舊照片掃地出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