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並不在於把自己的意見付諸實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於是，再小再無聊的事，都會引起激烈爭論。
促使這種現象發生的另一個原因，是士大夫對他的言論所負的責任太輕。唐王朝以前，官員的彈劾或檢舉，如果被認為失當，可能被免職或被處死。宋王朝士大夫則沒有這種危險，他們所受的最大譴責，大多數不過貶官而已——貶出首都開封，到地方政府擔任州長（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長，或秘書長（通判）。這與其說是一種譴責，勿寧說是一種獎賞，以鼓勵士大夫更勇於喧譁取鬧。因為這種譴責，絲毫不損害他的既得利益，還可以平空多一個「正直忠良」、「不畏強權」的美名。
懦家學派用兩分法把人類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君子系統，一是小人系統。這種分法本是經濟的，後來發展為倫理的，後來更發展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為政治鬥爭中的一項重要武器。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達；
對好喧譁取鬧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類一分為二，使他們在吵鬧內鬥中，可以節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爭論，只要立刻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就自以為可以大獲全勝。
我們舉出下列一事，作為說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趙受益沒有兒子，收養他堂兄的兒子趙宗實作為兒子，趙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趙允讓。他們的關係位置，如下表所示：
一○六三年，趙受益逝世，趙宗實即位。於是發生我們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當時士大夫卻認為異常嚴重的稱呼問題，即趙宗實應該稱呼他親生老爹（趙允讓）什麼？宰相韓琦、副宰相歐陽修主張當然稱為父親，這主張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大臣，根據儒家學說，主張應該稱他親生老爹（趙允讓）為伯父。因為儒家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在宗法制度下，趙宗實是「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對大宗「法定父親」（趙受益）的堂兄（趙允讓），當然稱為伯父。兩派都擁有廣大的黨羽，而以司馬光的黨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黨羽之一的總監察官（御史中丞）賈黯，臨死時特地留下遺書，請求趙宗實一定要稱老爹為伯父；諮議部長（同知諫院）蔡伉，進見趙宗即時，跪下來痛哭流涕，陳述國家興亡，就在此一稱呼，趙宗實也深為蔡伉那付急來的眼淚所感動。另三位黨羽：監察部主任秘書（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和監察部委員（侍御史）範純仁、呂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歐陽修、韓琦一下子就納入小人系統，小人當然沒有活的理由，於是請求把二人處斬，以謝天下。當趙宗實不接受他們的意見，而終於堅持稱自己的老爹為老爹時，司馬光黨羽洶洶然表示，君子系統絕不跟小人系統和平共存，要求辭職。
這就是有名的「濮議」，我們可藉此對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綜合認識：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歐陽修、韓琦都是最頑強的保守派，只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偶爾流露一點靈性，就立刻受到兇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擊一旦開始，人類兩分法立刻登場，而所運用的表達文字，翻來覆去，都是那一套。說明他們字彙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議」是一件小事，卻被認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當時被西夏帝國連連擊敗，死人千萬，喪師失地，還要重要。顯示出士大夫已沒有辨別輕重是非的能力，卻有勇於內鬥的特質。
四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過去任何時代都發達，這是士大夫努力推廣的結果。猶如基督教牧師認為有義務把耶穌的福音傳播給大眾一樣，士大夫也認為有義務把儒家學派的思想傳播給中國人民。
在政府系統中，仍以國立大學（國子監）為最高學府，設於首都開封。國立京師大學校長，最初稱「判國子監事」，後來才恢復古老的稱謂「祭酒」。國立京師大學包括兩個學院，「國子學」和「太學」。國子學是貴族學院，七品官職（如縣長）以上官員的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太學則不同，八品以下低階官員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學。本世紀（十一）七十年代，王安石當宰相時，把太學學生依他們的程度，分為三個學級，即「外舍」、「內舍」、「上舍」。外舍考試及格，升為內舍。再合格，升為上舍，上舍考試及格，即行畢業，由政府授予官職。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學，縣政府所在地有縣學。各鄉鎮有人民自費設立的小型學校——私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