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只用它來製造鞭炮，在慶典時點燃，以驅逐邪神惡鬼。下過，它卻透過金帝國，流入蒙古人之手。在下世紀（十三）時，蒙古帝國得到中亞科學家們的合作，製造出精確的巨炮，反過來摧毀金帝國。並於一二七三年，一炮擊碎襄陽（湖北襄樊）城樓，襄陽投降，宋帝國門戶洞開，不久即亡。
二、紙幣（交子）紙幣的發行，起於上世紀（十一）○○年代。益州（四川成都）商人對金錢攜帶，感到困難，十貫（一萬錢）的重量就是五十公斤，不僅攜帶不方便，面龐大的體積，又容易引起盜匪注意。於是紙幣應運而生，以一貫（一千錢）為一張紙幣的單位金額，如此，十貫不過十張鈔票。最初由地方富豪以財產擔保，聯合發行，每次發行一百二十五萬貫——即一百二十五萬張紙幣。只有在進步的印刷術支援下，才能供應這麼巨量的發行。時間以三年為期，到期即可兌換現款。後來由政府主辦，設立國家銀行（交子務），禁止私人發行。這是世界上使用紙幣的開端。
——紙幣對宋帝國社會有繁榮安定的作用，並被其他國家所仿效。金帝國發行過五貫（五千錢）和十貫（一萬錢）大鈔，以後的蒙古帝國更發行十兩銀幣的大鈔，後來發現鈔票既有如此奇妙功用，遂大量印刷，以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農村破產，促成遍地民變。到了更後的明王朝，在排外的情緒下，認為紙幣也是外國工具，下令取消。這對商業的發展，是一個打擊。
三、羅盤姬軒轅於紀元前二十七世紀發明指南車的神話，一直盤旋在中國人腦海之中。但真正的航海羅盤，要到上世紀（十一）才出現。不過跟火藥一樣，我們不知道它的發明人，只知道中外海上貿易，原來只靠定期的貿易風和星象的觀察，對方位的辨別力，十分薄弱。首先使用羅盤的，可能是中國海盜，他們把磁針放在稻草上，使它浮在一碗水上，裝在一個小匣子裡，它在陰霾和大霧中，就能始終保持所指的方位不變。這種簡陋的裝置被引用到商船上之後，加以改良，使貿易風的價值頓時減低。本世紀（十二）趙構泛海逃亡，金軍曾用擄掠到的船艦出海追擊，就使用羅盤導航。只因女真戰士不能忍受海上的風濤，才告放棄。
——羅盤至遲在本世紀（十二），就經由阿拉伯船隊傳到歐洲，這對整個人類文化有很大的貢獻。發現新大陸，以及歐洲那些海上帝國，都在有了中國羅盤之後，才成為可能。
四、瓷器這是手工藝術和科學技術結合的產品之一。自上世紀（十一）以降，直到十九世紀，瓷器始終是中國最大的出口貨物，使東方西方保持一千餘年的驚奇。十九世紀時日本帝國曾苦心仿造，不能成功，歐洲更不足論。瓷器生產在本世紀（十二）進入黃金時代，中國共擁有三大名窯：景德窯，在景德鎮（江西景德鎮），由政府經營，稱為「官窯」、「御窯」。汝窯，在汝州（河南汝州），也是政府經營，宋帝國皇帝趙舍有一次曾給它下命令說：「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於是汝窯出產一種雨過天青色瓷品，成為特殊珍品。製造時把瑪瑙研成細粉，作為主料，調成釉汁。出窯後，形成隱約像螃蟹爪一樣極美觀的細紋（古物鑑別家，就靠此種細紋，判斷瓷器的真偽）。哥窯，在龍泉（浙江龍泉），當地章氏兄弟二人，同是偉大的藝術家和企業家。哥哥章生一，弟弟章生二。最初合造一窯，名琉田窯。後來兄弟分造，章生一的窯稱哥窯，章生二的窯稱龍泉窯。哥窯出品因土質奇潤，呈現一種魚子般的紋路。龍泉窯則沒有這種紋路，但彩色同樣優異。
——景德窯和汝窯，是國營企業成功的先例。章氏兄弟世界性的貢獻，使二百餘年衰弱的中國生色。
五、其他紡織、刺繡，都十分發達，尤其杭州刺繡，它的領導地位保持到二十世紀不衰。棉花經阿拉伯人引進中國，大量在江南種植。天文渾天儀已用水力發動，氣壓測量計（浮漏景表）也開始使用。數學家秦九韶，對平方根的計算方法有很大貢獻。在建設上，在江南的水利灌溉系統i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三百年間，江南（半個歐洲那麼大）幾乎年年豐收，很少水災旱災（宋帝國把黃河移交給金帝國，它永不停止氾濫潰決的特性，使金帝國焦頭爛額）。本世紀（十二）的江南，已不是小分裂時代，更不是大分裂時代的江南，而是一個富庶繁華、錦繡般的世界。
中國高度文化盛況，類似羅馬帝國在蠻族入侵之前的情形，武裝力量跟文化水準不能配合。七世紀第二個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不再重現。但廣大的社會在被長期的蹂躪破壞後，自動復甦，而且更加彭勃。這是中國人所具有的一種雄厚潛力。靠此潛力，永遠屹立在地球之上。假如有李世民大帝一樣的人物作為國家領導人，而不是趙匡胤之類，中國第三個黃金時代當比第二個黃金時代更偉大。
然而，中國沒有再出現李世民大帝，卻出現道學。
九道學與聖人系統
道學，即上世紀（十一）萌芽的理學。
進入本世紀（十二）後，理學改稱道學，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改，可能是理學只是純學術性的學派，而道學則由意識形態領域，進入到實際的行為，成為一種政治上或社會上的黨派。士大夫在理學思想指導下，一面自衛，一面打擊異端。我們似乎可以稱道學是「應用理學」。
道學一開始就以儒家學派的正統自居，而儒家學派的思想又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的正統思想，所以道學自然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此一正統，靠一個道學家所擬就的、莊嚴的聖人系統維持，所以這系統有時候也被稱為「道統」，道統由下表所列一系列的聖人組成：
從這個表可以看出，中國自紀元前三世紀到紀元後十世紀，凡一千二百年之久，所有的人都是凡夫俗子，沒有出現過聖人。而在上世紀（十一）和本世紀（十二），卻連續產生兩位：程頤和朱熹，由此可知道學家的重要地位。朱熹的哲學基礎是程頤的「敬畏」，他把它闡揚為「居敬窮理」。於是他發現「天」是宇宙的自然法則，同時也是道德（個人的）法則和政治（國家的）法則。一個道德上沒有暇疵的人，才有資格去治理國家；一個道德上有暇疵的人，即令再有才幹，也不會把國家治理完善。至於道德的內容和標準，則由道家學訂定。
道學家認為，人類只有兩種：「不是聖賢，便是禽獸。」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樣嚴厲。聖人是一種凝固劑，主要功能在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維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變，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亂。這種道德法則的精神和形態，被稱為「禮教」（又稱為「名教」）。怎麼樣使禮教達到至善，朱熹認為關鍵在於「天理人慾」。天理是善，人慾是惡，所以必須儘量發揚善而摒斥惡。禮教的正常執行，是天理、是善。企圖予以變革的，是人慾、是惡。一個人必須努力減少自己的慾望，減少越多，越接近聖人的境界。減少慾望最有效的方法是：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聖人們所下定義的道德，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忠君愛國，除此一念外，別無他念。
——自從紀元前二世紀，西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學說為中國法定思想，中國人的思想開始受到拘束，經過一千餘年的累積，到了本世紀（十二），更加嚴厲的拘束，在理學家道學家手中完成。
問題就恰恰發生在這裡，因為道學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難有人能夠達到際準，連道學領袖，聖人系統中最重要人物朱熹都不能。朱熹擔任浙東地區（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長（提舉浙東刑獄）時，跟台州（浙江臨海）州長（知台州）唐仲友，為了爭奪一位漂亮的妓女嚴蕊，朱熹失敗（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她對滿面道學的聖人，恐怕難以激起澎湃的愛情），朱熹遂攻擊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彈劾，這跟程頤對付蘇武的手段如出一轍。他們在感情激動時，都不能實踐他們對人的要求，其他人當然更為困難。於是產生下列兩種現象：
一、道學家在禮教甲冑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種壓力，往往人格分裂，成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兩面人，道學家所要求的道德，幾乎全部都是外銷品。
二、因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學家往往一味要求別人在禮教甲冑中受苦。這種心理背景，產生一種願望，對別人的責備永無止境。動不動就要求別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脫責備。
這種偏差的行為，當然引起反感。道學與反道學雙方都向皇帝爭取支援，反道學的一派在宰相韓侘胄領導下，獲得勝利。一一九六年（已是本世紀尾聲），第十五任皇帝趙擴下令，禁止道學傳播，擔任國立圖書館官員（秘閣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職。但只禁止了六年，到下世紀（十三）一二○二年，即行解禁。但道學家卻掌握著兩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學白鹿洞書院當校長，學生遂成為道學的主要傳播者；另一是考試，國家考試大權，始終握在道學家之手。它只錄取讚揚道學的人，知識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們指定的道路上。
在這個龐然而堅固的道學思想指導原則下，寡婦被迫活活餓死，也不許再嫁。音樂、戲劇、繪畫，一律成為壞人心術的毒品，逐漸被輕視。作詩也屬於墮落行為，因為不專心便作不好，專心則就沒有時間思念道德和忠君愛國的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