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朱常洛跟著說：「你們看，我們父子如此親愛，群臣們卻議論紛紛，造謠生事。你們目無君主，使我也成了不孝的兒子。」朱翊鈞問大家：「你們聽見太子的話嗎，還有什麼意見嗎？」方從哲除了叩頭外，不敢說一句話。吳道南則更不敢說話，兩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沒有一個人發言。監察部委員（御史）劉光復，大概想打破這個沉默的僵局，開口啟奏。可是，一句話還沒有說完，朱詡鈞就大喝一聲：「拿下。」幾個宦官立即撲上去，把劉光復抓住痛打，然後摔下臺階，在鮮血淋漓的慘號聲中，被錦衣衛的衛士綁到監獄。對這個突變，方從哲還可以支援，吳道南自從做官以來，從沒有瞻仰過皇帝的長相，在過度的驚嚇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齊排洩出來。朱翊鈞縮回他的深宮後，眾人把吳道南扶出，他已嚇成一個木偶，兩耳變聾，雙目全盲，經過幾天之後，聽覺視覺才漸漸恢復。
這是隔絕了二十六年之後唯一的一次朝會，沒有一句話說到國家大事，君臣們印象最深的只是皇帝展示威風的大喝一聲「拿下」。從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現，五年後，朱詡鈞就死翹翹了。
——人的感情反應，有時候竟會恰恰相反。朱祁鎮、朱厚照之類的活寶，把皇宮當作不快樂的地方，總是到外面遊蕩。而朱厚囗、朱詡鈞之類癟三，又把皇宮當作最快樂的地方，連片刻都不肯離開。對於後者，我們真不瞭解，在那個範圍有限（不過三四十個院子）的皇宮中，每天所見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麼能自我關閉三十年，而不感到單調煩悶。
斷頭政治已夠駭人聽聞，而朱詡鈞的斷頭政治，尤其徹底。他的祖先們雖然關閉深宮，國家事務，還利用「票擬」「硃批」，仍在鬆懈地推動。朱詡鈞三十年的斷頭政治，連「票擬」「硃批」都幾乎全部停止。官員們的奏章呈上去後，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無訊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單獨行使職權，他的權力來自他自己的「票擬」和皇帝的「硃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於沒有能源的機器，毫無作用。朱翊鈞時代的斷頭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國行政進陷於長期的停頓。到了一六一○年，中央政府的6個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長，其他五個部，全沒有部長。六部之外的監察部（都察院）部長嘟御史），已缺十年以上。錦衣衛沒有一個法官，囚犯們關在監獄裡，有長達二十年之久還沒有問過一句話的，他們在獄中用磚頭砸自己，輾轉在血泊中呼冤。囚犯的家屬聚集在長安門（宮門之一）外，跪在地下，遙向深宮中他們認為是神聖天子的朱詡鈞哭號哀求，行路的人都跟著他們痛哭，但朱詡鈞沒有任何反應。宰相們一再上奏章請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員辦理，同樣沒有反應，全中國地方政府的官員，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請求任用官員的奏章，朱詡鈞視若無睹，對官員們辭職的辭呈，也視若無睹。宰相李廷機有病，連續上了一百二十次辭呈，都得不到訊息，最後他不辭而去，朱詡鈞也不追問。一六一九年，遼東軍區總指揮（遼東經略）楊鎬，四路進攻新興起的巨敵後金汗國，在薩爾滸（遼寧撫順東）大敗，死四萬五千餘人，開原（遼寧開原）鐵嶺（遼寧鐵嶺）相繼陷落，距瀋陽只六十公里，北京震動。全體大臣跪在文華門（宮門之一）外，苦苦哀求皇帝批發軍事奏章，增派援軍，急發軍餉——前線戰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飢餓中殺敵，可是朱詡鈞毫不理會。大家又轉到思善門（宮門之一）外跪求，朱詡鈞同樣毫不理會。
世界上再找不出這種政治形態，宮門緊閉，人們無法進去，奏章投進去如同投進死人的墳墓，得不到任何輕微的迴音。人民的哭號，官員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變兵變，遍地的詬詈聲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詡鈞都無動於衷。
明政府現在已成了一個斷頭的殭屍。
二礦監·稅監
但朱翊鈞這個吸毒犯的無動於衷，並不是絕對的。他對有些他認為重要的少數奏章，仍然會處理，如上世紀（十六）保衛朝鮮戰役，奏章便很少發生投入墳墓的現象。事實上，三十年中，除了上述「拿下」一次之外，朱翊鈞也偶爾跟宰相接觸過，如本世紀（十七）初，朱詡鈞曾因病危，單獨接見過當時的宰相沈一貫。
然而，朱詡鈞對另外一些人的請求，他的反應卻像跳蚤一樣的敏銳。那就是散佈在全國各地的礦監和稅監們的奏章，上午送進皇宮，朱詡鈞的「硃批」諭旨，下午就發了出來。其敏捷迅速的程度，使宰相們自顧形慚。
由宦官管理開礦和負責徵收賦稅，是大黑暗時代的暴政之一，依照儒家正統的政治哲學，凡是祖先創立的制度，後世子孫絕不可以更改，而「礦監」和「稅監」，正是祖先創下來的制度之一。所謂礦產，主要的是金礦、銀礦和硃砂礦，某一個地方一旦發現礦苗，皇帝就指派一個宦官前去主持，官銜是「某地某礦提督太監」。所謂稅收，政府本有財政部（戶部）主持，財政部也本有它的稅務機構。但皇帝卻另外設立一個徵稅系統，由他指派的宦官負責，稱為「某地某稅提督太監」。簡稱為礦監和稅監。
在二十世紀，開礦是一件受人歡迎的生產性建設，但在大黑暗時代，卻是謀殺的手段。宦官在最初派遣時，固然只有一個人，不過依當時官場的傳統習慣，奇書他至少擁有一百餘人的隨從。在隨從中，他遴選十幾個負實際責任的礦務官員，此十幾個礦務官員，各又有一百餘人的隨從（這正是《紅樓夢》所形容的「奴才還有奴才」的現象），每家以五口計算，一個礦監至少有五千人寄生在他身上，這種非生產的人事開支，就是最富有的金礦都無法負擔，而且還不把貪汙的數目計算在內。礦監繫統自有他們的特殊辦法，這辦法就是一律轉嫁到當地居民身上，那隻要隨意指認某一個富家地下有礦苗，就可以了。一旦被認為地下有礦苗，那家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開礦，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賄賂。開礦時挖掘不到或礦藏不多，附近的富家隨時都可被指控「盜礦」，富家破產後，盜礦的罪名就延伸到窮人頭上，他們被投入監獄，苦刑拷打，直到全家盡死，或繳出全部「盜礦」的賠款。一個礦場即令枯竭，也不能關閉，因為關閉後五千餘人的生路便告斷絕，所以全部開支，包括呈獻給皇帝的數目，都由當地人民承擔。
稅監跟礦監相同，而更普遍，像天津的店鋪稅，東海沿岸的鹽稅，浙江、廣東、福建等省的海外貿易稅，成都的茶稅、鹽稅，重慶的木稅，長江的船稅，荊州（湖北江陵）的店稅，寶低（天津寶壇）的魚稅、葦草稅。普通稅吏本已是爛汙人物，但比起稅監繫統，他們簡直純潔得如同嬰兒。稅監繫統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說他漏稅，這個商店縱然破產都不能清償。
除了礦監、稅監，還有采辦太監和織造太監。前者如採辦木材，採辦香料，採辦宮花珠寶；後者如燒製瓷器，紡製錦繡綢緞。他們對人民的傷害，不亞於礦監稅監。用採木作為說明，在採購中心的四川省，便有一個沉痛的諺語：「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形容採伐一根供皇帝建築宮殿的巨木，一千人中要死五百餘人，才能砍倒和運出叢山。四川人民一聽到採木的宦官駕到，無不驚恐。
宦官系統因有皇帝支援的堅強背景，他們的兇暴更甚於官員和鄉紳，甚至騎到官員和鄉紳的頭上，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最聞名於世的湖廣（湖北省及湖南省）稅監陳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徵稅，還公開地搶劫行旅，毆打維持治安的官員。他手下的稅吏在武昌（湖北武漢）經常假借著緝查私貨的名義，闖入民宅，姦淫婦女，勒索財物，稍為不滿意，就逮捕到稅監所主持的稅務公署，用酷刑追繳漏稅。一六○一年，即本世紀（十七）第二年，武昌就因稅吏強姦一位婦女的案件，激起大規模暴動，二十餘萬人攻擊稅務公署，陳奉逃到親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騎兵衛隊三百餘人（一個宦官竟有如此龐大的衛隊），向抗暴群眾衝殺，當場數十人死於非命。群眾更為憤怒，生擒了陳泰最親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長江。雲南稅監楊榮，比陳奉還要厲害，群眾起來攻殺他的隨從，楊榮就一口氣逮捕了數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認為拒絕合作的一位中級軍官（指揮使）樊高明，拷打後戴枷示眾。一六○六年，民變與兵變結合，突擊楊榮，把他殺掉。
罪惡的根源事實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楊榮事件後，就發生一件肉麻當有趣的反應。酒肉皇帝朱翊鈞並不追問群眾暴動的原因，而只對群眾膽敢犯上作亂，大為震怒。為了加強這種震怒的效果，朱翊鈞拒絕吃飯，宣稱：「楊榮算不了什麼，我痛心的是，那些兇手把國家法律的尊嚴置於何地？」
朱翊鈞貪財而殘忍，他在宮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宮女和小宦官，一不順眼，朱詡鈞就喝令撲殺（我們應牢記他「拿下」的威風）。截至上世紀（十六）一五九二年統計，死在他皮鞭下的已達一千人。我們無法得到準確數字，「一千人」是當時大臣公開寫在奏章上的。那一年朱詡鈞已在位二十一年，平均每星期都要有一個哀哀無告的宮女和小宦官，被他殺害。只有一種情形才能使他回嗔作喜，和顏悅色，那就是向他奉獻開礦和徵稅所得的金銀財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