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室那邊的電話很快就來了，問丁乙什麼時候可以過去做pre-op（術前準備）。
她是個急性子，很想知道這個手術到底是怎麼回事，就回答說什麼時間她都available（能到場），於是那邊給她定了第二天下午一點。
她按時去了手術室那邊，一個年輕的拉丁美洲女人接待了她，但並沒像她期待的那樣，告訴她手術怎麼個做法，也沒領她觀摩一下手術室，而是讓她坐在一間辦公室裡，囉囉嗦嗦問她的姓名年齡家庭住址父母親屬祖宗三代，邊問邊往電腦裡輸，把她問得氣不打一處來：「我第一次到你們醫院看病就填過這些資訊了，你們電腦裡沒這些東西嗎？」
「應該有，但我現在沒調出來。」
「你怎麼不調出來呢？」
「我可以調出來，但我還會問這些問題，因為我需要核實，這是程式。」
她覺得好笑，你核實什麼？難道你怕有人會發神經，冒充我來讓醫生把宮頸切掉？
但她知道美國人是很重視程式的，重視到教條主義的地步，她不想跟醫院鬧彆扭，只好耐著性子，陪著那人囉裡囉嗦。
囉嗦了一陣，那人拿出一個小冊子和幾張表格，讓她自己先看一下，再決定籤不簽字。
她看到表格上有livingwill的字樣，以為是遺囑，不由得感到很悲傷，自己可真是一窮二白啊，一點遺產都沒有，如果她這次手術死了，就徹底完蛋了，一分錢都不能給女兒留下。她希望她能熬過這一關，不至於死在手術檯上，也不至於是癌症，最好能拿到j州那個工作，那樣她可以在有生之年掙一點錢留給女兒。
但她往下看了幾句，就差點嚇死，那都是些啥玩意啊！完全像安排後事一樣，盡是「如果你失去知覺和說話能力，誰替你決定如何進行搶救」，「如果你成為植物人，誰決定是否要繼續維持你的生命」之類的雷人語句。
還有非常恐怖的「安慰」：你不必簽署這個檔案，即便你不簽署，我們也會盡力搶救，但我們對你實施的搶救，可能並不是你想要的，也可能是保險公司不包賠的，所以請你慎重考慮，事先指定代理人，替你做決定，云云。
她驚慌地問：「我這個手術很危險嗎？」
「任何手術都有風險。」
「怎麼dr.z說只是一個門診手術呢？」
「門診手術就沒風險了？」
「為什麼門診手術還需要全麻？」
「我們不知道，醫生說全麻我們就全麻。」
「全麻很危險嗎？」
「麻醉都有風險。」
「什麼風險？有沒有麻過去之後再也醒不來的？」
「當然有。」
她嚇昏了，打探道：「那我非得做這個手術不可嗎？」
那人很不高興：「你不想做這個手術，幹嘛跑來做pre-op?」
「我不做pre-op，怎麼知道該不該做這個手術呢？」
「既然你不知道該不該做這個手術，我們就不要做這個pre-op了，別浪費我的時間。」
她煩了：「你這什麼態度？我只是問一下，又沒說不做手術，你怎麼可以決定不給我做pre-op？」
那人也煩了：「你現在情緒非常糟糕，我們這個pre-op進行不下去了。」
「那就把你的supervisor（上司）找來！」
這是她在美國學到的絕招，如果遇到不講理的僱員，最管用的就是「把你的supervisor找來」，十個有八個僱員聽到這句話，態度就會軟下來。
但這個僱員顯然不是那八個裡面的，不但沒軟下來，還把她扔在那裡，自己走出房間，消失不見了。
她差點跑掉，剛走到門邊，一箇中年女人把她攔住了：「對不起，對不起，我來給你解釋一下：是這樣的，這個livingwill只是一種程式，不管大手術小手術，都要搞這一套的，主要是以防萬一，把該說的都說在前面，免得以後打官司。你不想籤，就不用籤。你也不必擔心你的手術，conebiopsy（宮頸錐切術）只是一個很小的手術，當天就可以回家，休息一兩天就可以上班。」
她估計這個就是supervisor，看人家的涵養，就是不同，說話就是得人心，一下就讓她平靜下來。
她最終沒簽那個livingwill，覺得簽了沒好處，如果到了神志不清的地步，誰來決定如何搶救都沒太大區別，可能讓醫院決定還好過讓丈夫決定，他為了省錢，或者為了早日跟情人團聚，說不定早早地就叫醫院把她的氧氣拔掉了。
她把手術的事告訴了姐姐，姐姐說：「我可以過來照顧你幾天。」
「不用了，你有兩個孩子要照顧，走不開，再說，我這也不是什麼大手術，只是門診手術。」
「但是總需要人接送你吧？」
「我叫丁丁她爸接送。」
「他有時間嗎？」
「他答應了的。」
「你斟酌一下，如果需要我過來幫忙，告訴我一聲就行。」
其實她心裡非常希望讓姐姐過來陪陪她，丁丁還小，丈夫又這麼木杵杵的，同學靠不上，朋友也都很忙，她連個談心的人都沒有。但她想到姐姐要上班，又離這麼遠，還拖著兩個孩子，飛過來照顧她太勞累，還是她自己一個人硬挺吧。
她又給韓國人打了個電話，主要是問問麻醉有哪些風險。
韓國人說：「你這個手術麻醉時間很短，沒什麼風險。你聽誰說麻醉有很大風險？」
她把自己跟那個拉丁美洲人的不愉快說了一下，韓國人馬上說：「你應該投訴她！」
「算了吧，過都過去了——」
「過去了也要投訴！」
「我投訴她，醫院不把她炒掉了？」
「炒掉不炒掉，那是醫院的事。但你受到這樣野蠻的對待，一定得投訴。」
「我看她那樣子和口音，不像是美國人，說不定是拉丁美洲人，也許連正式身份都沒有。如果我投訴她，她說不定會被醫院趕回去。」
「那怪誰呢？只能怪她自己。你一定要投訴她，不光是為你自己出氣，也是防範她今後這樣對待別人。如果你不敢投訴，可以把她的名字告訴我，我去投訴。」
「我根本沒注意她叫什麼名字。」
「沒關係，我能查出來。」
她勸了韓國人幾句，但沒勸下來，也就不想再多說了。如果那個拉丁美洲人因為韓國人的投訴吃點苦頭，那也是自討的。
手術那天，如果不是她再次提醒丈夫，他肯定忘記了。她送了孩子回來，在廚房逮住了他，他正在往午餐盒裡裝飯菜。
她說：「今天還帶飯？」
「怎麼不帶？」
「我今天中午不是要做手術嗎？」
他懊惱地說：「我都忘了這事了，也沒安排一下。」
她生氣地說：「那你去上班吧，我自己開車去醫院，你記得去接丁丁放學，等醫院打電話給你的時候，你再開車過來接我。」
他如釋重負：「那就這樣吧。」
「但是我的車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