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品牌差異化」的今天，如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人才競爭中脫穎而出，從而取得競爭優勢，「創新」宛若成了時代的主題。
然而，創新畢竟不是說創新就創新的，而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愛迪生髮明電燈失敗了幾千幾萬次，諾貝爾實驗炸藥把自己的兄弟都給炸沒了，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而且，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愛迪生和諾貝爾，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取得他們那麼偉大的成就。如果我們失敗了幾千幾萬次，甚至把安全都貼上卻還沒有成為愛迪生和諾貝爾，未免有些太划不來，這個成本價效比未免太高。畢竟，對於成功者來說，「享受過程」只是一個誰也不願意說破的謊言，作為成功者的結果才是最重要的。
實踐和研究表明，「創新」絕不是成功的唯一齣路，通向成功有一條重要捷徑是汲取和消化前人優秀的文明成果，借鑑和模仿已成功者的思維模式。我國曆史上有名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和「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通過借鑑和模仿走上強國之路。
世界第一名的演說家和成功學激勵大師安東尼·羅賓也曾經說過：「模仿是通往卓越的捷徑，也就是說，如果我看見某個人做出我心羨的成就，那麼只要我願意付出時間和努力的代價，也就可以做出相同的結果來。如果你想成功，你只要能找出一種方式去模仿那一些成功者，便能如願以償。」
我的「狀告中國足協」本屬無稽之談，根本沒有什麼充分的法律依據足以把足協送上被告席，之所以能取得爆炸性的新聞效果，這與我充分借鑑了我的老師葉文智先生「投保定海神針」的成功經驗是分不開的。
1998年，葉總首付3000萬人民幣買斷了張家界黃龍洞45年的經營權。這時候，他對如何經營一個旅遊景點概念還很模糊，認知水平還處在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境界。
一天，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一個從業人員在黃龍洞裡反覆勸說那裡的工作人員買保險。該工作人員被問得不耐煩了，只好告訴他：
「兄弟，我們公司該保的都已經保了，如果再要保，就只剩下這裡的石頭可以保了！」
「只要你們願意，石頭我們也可以保！」該壽險從業人員情急之下非常敬業的回答道。
這一席對話恰被剛才從他們身邊經過的葉總聽在耳裡，他頓時靈機一動，剎那之間似乎便能感知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凡大智慧者，一般都具備敏銳捕捉資訊的素質）。
第二天後，葉總經過反覆考慮，最終決定給黃龍洞裡那根生長了19萬年、高19.7米、名為「定海神針」的石筍投保1億元人民幣！
其實，給所謂「定海神針」投保一個億本身並沒有任何意義（如果單純是自然力量的作用，即使再過19萬年，它也不可能會倒，葉總當時看到的他即將創造的一個世界吉尼斯記錄——世界保險業第一次為石頭投保，並且金額巨大）。
後來，有位資深的媒體從業者給葉總算了一筆賬，他實際付出的「保費」（含媒體宣傳費用）不到26000元，卻被海內外2700餘家媒體相繼轉載轉播，也就是說平均分攤給每家媒體的宣傳費用還不到10元人民幣。張家界的溶洞遠不止這一個，葉總單憑這一紙保單，就把其他許多的競爭對手遠遠的甩在了時代的後面。
投保「定海神針」之後，以至於直到2005年的今天，依然有不少的海內外遊客一進黃龍洞就開始問：「那根價值上億的‘定海神針’在哪裡啊？」
我在狀告中國足協的時候，有不少策略是借鑑自葉總的投保「定海神針」。譬如說我一開始就非常誇張的準備要中國足協賠償我「精神損失費」12億，可是我國法律規定，原告須預付索賠額的1%作為保證金，也就是說我要先拿1200萬出來。我靠，這不是成心拿張一一這個窮光蛋開涮嗎？我到哪裡去搶這1200萬啊？於是，我只好改變策略，要求中國足協賠我一分錢（金額既不能無限大，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變成無限小，一分錢的1%我還是交得起的，只怕法院找不開），這種格外誇張的表現手法足以吸引輿論的關注和媒體的興趣。
此外，我又借鑑了葉總「賣了一個吉尼斯記錄」的營銷手段，賦予我一個美麗身份是「中國球迷第一次狀告足協」（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中國球迷狀告中國第一人」，但是為了吸引全國人民的眼光，我必須得有一個比較大氣的說法，必須得有一個比較崇高的身份。雖然後來我知道，在我之前至少有16位球迷曾經試圖告過足協，但由於他們都是小打小鬧，沒有進行系統的規劃，所以都沒有形成規模沒有造成聲勢，他們的那些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如今，在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幾乎已經沒有人懷疑張一一就是中國球迷狀告足協第一人了。也許，這就是魯迅說的「世間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的哲學）。
我們耳熟能詳的孔府宴原來是個小酒廠，後來它在廣告上模仿孔府家酒的做法，後者打
到哪，它就打到哪；後者在什麼媒體上做，它就在哪做，最後終於打出了名氣，並與孔府家酒平分秋色。
所以，安東尼·羅賓又說：「能推動和搖撼世界的人，往往都是那些擅長模仿的人。」孔老夫子也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多多模仿和借鑑別人的長處，尤其是向自己能夠接觸到的成功者和行業的第一名學習，這對於我們實現成功的事業，必將是事半功倍。
附：
另類方式叫板中國足球長沙青年「狀告」中國足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