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芳，恭喜你。」他一說完就頹倒了回去，我連著棉被撐住了他。
「阿芳，」所以他又開口，「這一上臺要跳多久？」
「巡迴演出前後要半年。」
「那跳完以後呢？你夏天會不會回公司？」
經西卡達一提，我想起了我的留職停薪身分，離開公司快半年了，歸隊日期也預定在半年之後，我在一片歌聲劃酒拳聲中認真思考，搖了搖頭。「不一定，我有點想寫作。」
吐出真言，我當下羞怯了，於是絮絮不休起來：「不知道能寫出什麼，我很想寫一本有關自由的小說，已經讀了不少相關理論，故事呢？問題就在這裡了，什麼情節也編不出來，沒什麼物件，沒什麼衝突，沒什麼悲劇，連白色恐怖都是笑料的年代，你明白我的意思嗎？西卡達？我說的是我們的生活，沉悶、雷同，像是隻有五個音階的琴鍵，要怎麼激盪出旋律？我吃快餐泡麵，我喝速溶咖啡，我進電影院看血淋淋的暴力美學，但那多半虛假，我讀後設想立場意識流小說，但那多半做作，原來我們是沒有故事的一代，我們是沒有美的一代，要說我無病呻吟，那我沒辦法上訴，你懂不懂我在說什麼？西卡達？」
沒有回應，我偏頭一看，西卡達已沉睡在我的肩膀。
回到我的部門席位，酒酣耳熱的同事們對我採用起圍剿攻勢，從來就是不喝酒的人，但今天我喝得豪放，自忖頂多是氣喘一場，我幹了許多杯，發現這種泡了酸梅的紹興酒相當可口，小樂團歌手的嗓音洋溢著濃厚的風塵味，格外挑逗了我今夜的愁緒迷離，微醺中我史無前例地捧起酒杯，逐桌敬酒而去。
沿著長條飯桌，我一路收聽新聞，每當選舉落幕，領了當選後謝禮金以後，就是同事們蠢蠢欲動的跳槽時分，這於我們公司也算是傳統，在非選舉年度裡，公司總要大量流失人事，多半的人往廣告公司靠攏，帶著一支銳筆，逐高薪而居。臺北是一座山，我們是生而只能往上爬的白領階級。這時一聽，接近半數的同事都將要離開。
到了企劃組老同事那一桌，我被攔了下來，老闆正好也在，幾個同事起鬨問我夏天歸隊一事，我據實回答，弄丟了留職停薪證明，竟然有人當場就重新起草了一張，多半是為著討老闆開心，在大家的鬧劇式脅迫中，我重新畫了押。
那麼多雙臂膀旋即抱住了我，雖然這些同事之中，有半數的人已不再戀棧公司。
我的酒灑了滿桌，有人給我新添了一杯，舉杯再喝，我與大家應和著小樂團，都唱起歌了。這是我所曾經深深厭倦的公司，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更換承載在打卡單上的人生，讓我迷惘的是在同事的胡鬧中我再度感覺到了溫暖，同命相依的趣味，我懷念起了那些群體作息中的虛情假意，虛情假意中的一絲真心，我並沒有與他們不同，都是在平淡中求生，追尋生活中點滴動人的細微處，等待著沉悶中小小的悲喜。
擱下酒杯，只因為突然感覺餓壞了，巨大的飢餓。同事傳遞給我一碗新盛的豬油拌飯，滿桌的臺式大菜，竟然樣樣順口，我舉箸不停，以酒送飯，漸漸狼吞虎嚥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