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頓饕餮大餐。
飯後，本次行程即將結束，歡送儀式異常熱烈，鞭炮齊放，禮花紛呈（儘管在白天），跑旱船、耍獅子，好生熱鬧。
我們與當地人民依依惜別，坐上去機場的長途車。登機一個半小時後，飛機漸漸駛出一片蔚藍，天空愈發陰霾，北京快到了。
有人開始唱：「北京的天是不晴朗的天，北京的人民也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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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飛機，我扛著攝像機回公司交差，正好趕上發錢。
第一次領工資的時候，我有一種異常強烈的感受：錢拿在手裡的感覺真好，這東西太神奇了，當你把鼓鼓囊囊的錢包放進牛仔褲的屁股兜裡時，走起路來都昂首挺胸、收腹撅臀，甚至能感覺到自己的屁股有多他媽的性感。跟誰也不能跟錢過不去。
但領了幾次，我又產生了這般感受：暫且不論錢的多少，每月這般週而復始地工作、領工資、再花掉，有什麼意思，難道生活就這麼乏味嗎。
待業的時候，每天在家乾點兒自己想幹的事情，物質匱乏，精神卻充裕。上班以後，物質的匱乏並沒有完全解決，精神卻飢渴起來。
平心而論，我確實為每月領工資的生活興奮了些日子，特別是發錢當天，喜悅是按捺不住的，但經歷了幾次後便感覺無聊，生活的意義僅在於此嗎。有了錢又有什麼用，況且這點兒錢還遠沒到隨心所欲的地步，即便錢真多到想怎麼花就怎麼花的程度，那花錢還有什麼意思。當然，此話為時尚早，或者就是天方夜談，但生活的無趣，我已深有體會。
現在的工資是我當學生時候生活費的幾倍，那時幾百塊錢就能讓我過得倍兒開心，如今錢多了反而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的意思不是說錢多得花不出去，在北京有多少錢都不夠花的，我的意思是我花了錢卻買不來快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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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各個時代的同學中，最有錢的居然是一個連大學都沒考上的傻逼，高中時候沒有人瞧得起他，長得賊眉鼠眼，肥頭大耳，一臉淫蕩相，上面都是包，一看就是色憋的，說話娘們兒腔，上黑板做題的時候拿粉筆都是蓮花指，還愛招貓逗狗，一副欠揍的樣兒。就是這麼一個人，居然成為我們班掙錢最多的。據說因為他在家看了幾年chinadaily，沒事兒就對著鏡子用英文自言自語，平時在中關村給人打工，然後就順利進入國外某著名電腦公司，任技術維護，主要工作就是接聽客戶電話，為對方排疑解難，如果碰上他也不會的情況，就拿著聽筒衝對方喊：「喂，請大聲一點，我聽不太清楚，請再大聲一點，我還是聽不清楚！」然後就掛了電話。如果你遇上這種情況，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訴你，接電話的那孫子就是他。
該同學活兒雖然糙，但收入豐厚，經常拿著存摺去迪廳找姑娘，看見順眼的，就對人家說：「姑娘，跟我回家吧。」姑娘瞟他一眼說：「德行。」他不慌不忙，將拿著存摺的那隻手放到姑娘胸脯上說：「跟我走就告訴你密碼。」姑娘接過存摺，看看裡面的數字，說：「帥哥，今晚我是你的。」
我們無論誰提到他，氣都不打一處來，認為蒼天對自己極其不公平，或者說對他太照顧了。後來聽說這個同學得了性病，他還引以為榮四處炫耀，以此證明自己威風八面，見多識廣。
說實話，如果這個同學混得不像現在這麼耀武揚威，而是被車撞了或者去要了飯，我們對他的感情不會如此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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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存摺，我也有一個，剛上大學的時候父母給的，裡面存著人民幣若干，夠我每學期的學費和生活費（有計劃地花才夠）。開學初的時候，裡面的數額比較可觀，可到了期末考試，有時甚至期中考試剛過，裡面便會空空如也。那時候我在銀行的交易視窗經常是綠單子（取款單）進去，人民幣出來。
每當我把綠單子遞進交易視窗，聽到營業員在視窗那邊「唰唰」的數錢聲音通過麥克風傳遞出來的時候，便心旌飄蕩起來一會兒就可以用這些錢換取歡樂了。
現在自己也掙了錢，雖然不多，卻想把它（們）存入銀行，並希望這個數字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但雪球並沒有越滾越大，經常是紅單子（存款單）進去沒兩天，綠單子又進去了，還有時候入不敷出，拆了東牆補西牆，所以雪球總是大一公分又融化十毫米，勉強維持收支平衡，只有碰上意外之財（攬點兒私活，或者路邊撿個三塊五塊的），才能讓紅單子進去後綠單子不跟進去。後來我發現，掙我這麼多錢還存，簡直多此一舉。
雖然這樣稀稀拉拉掙到的也是錢，但我認為錢不是這樣掙來的，怎麼掙的，我還沒發現，但我必須發現，因為男人掙錢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樣理所應當。
我的存摺上面的數字始終沒有超過五位，最悲慘的時候，加上小數點後面的兩位有效數字才勉強夠四位。我不渴望成為百萬富翁，只想先當個萬元戶過過癮，但連這一願望都難以實現。如今這個「萬元不是戶，十萬不算富，百萬剛起步，千萬才算數」的時代，我想濫竽充數都這麼難。
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錢到花時才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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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學的時候和先於我工作的中學同學吃飯，他們在飯桌上只提兩件事情，女人和錢。我對前者倒饒有興趣，因為年齡到這了，身不由己，而後者在當時並未對我產生吸引力，我自恃清高，認為他們俗不可耐，可現在當他們再約我吃飯的時候，我往往為掙錢（雖說是工作，但要是不給錢就讓我幹活，打死我我也不幹）而忙得不亦樂乎，沒空兒，他們就說，你丫現在怎麼比我們還現實。
至今有一個問題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如何完成由一名慵懶的學生到金錢愛好者的轉型的，好像就在一夜之間，我的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找尋致使自己如此的原因，突然發現，身邊的所有人，除了小學生們正在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外，芸芸眾生無不在好好掙錢天天向上。
記得我直到高二的時候才知道學習是要用腦子的，老師和家長欣喜若狂地誇我開了學習的竅；而現在，我認識到金錢的重要性，是否算開了生活的竅，領悟到其中的真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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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這麼說，但我遠沒到那種為了錢能拋頭顱、灑熱血，不惜將尊嚴、人格踩在腳下去獲得的程度。沒了錢我還能活，活著不是為了錢。
人的慾望無外乎兩種，物質的和精神的，前者可具化為金錢，後者能進一步抽象為理想，儘管有些人的理想就是賺錢，但在我身上，兩者還是分開的，若干年前，我非常傾向於後者，現在兩者出現了對峙，我深信，若干年後或是不久的將來，我一定會義無返顧地選擇前者，而現在，我能做到的就是將這件事情延期發生，或索性立即發生。
難以想象，我失去其一，或只擁有其一會是什麼樣子。假如人類滿是慾望，世界將會怎樣；假如人類失去慾望，世界又會怎樣。
慾望就像發麵，時間越長，膨脹得越厲害，因而對我們而言，難的不是改變命運，卻是安心滿足現狀。
當聽說有人比自己掙錢多，我心裡就開始忿忿不平，決心換工作或要求漲工資；而當聽說有更多人掙得比自己還少的時候，漲工資、跳槽的願望便不再強烈。人就是這麼沒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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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不久，公司就沒了業務。北京出現非典，為了減少傳染和被傳染的機率，電視臺每天不再製作和播出新節目，只找些老掉牙但被譽為經典的電視劇打發觀眾。
沒有活兒幹，自然就沒有錢掙。老闆說事已至此，他也沒轍，人算不如天算，不想幹了，可以回家，要是還想幹，就每天準時上下班，只發五百塊錢基本工資，他相信sars終將被人類戰勝，到那時候，公司必會財源廣進。
北京各行業受sars影響，普遍萎靡，躲人還躲不及呢，更不會招聘新人，這時候離開公司不是明智選擇。五百塊錢是太少了點兒，但面臨一場不知何時才能被征服的疾病，與其在家一個人無聊，不如去公司讓大夥陪著一塊無聊，錢不錢的先放一邊。
公交車是不敢坐了，又新買輛腳踏車，排了老半天隊。每天帶著口罩騎車上班，一看見路邊的宣傳欄上寫著的：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手挽手，我就心頭一驚，這樣抗非典，不傳染等什麼呢。
北京市民戴口罩總動員開始，你戴我也戴，戴了口罩，大街上的每個姑娘看起來都美若天仙，無論鼻樑有多塌、牙有多黃、幾個鼻孔、長沒長鬍子，凡是口罩之內的部位，多醜陋也被美化了，只要眼睛不小得眯成一條直線，都能贏得極高的回頭率，對一些女性而言，這在平時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口罩在北京早已脫銷，老歪和白沒買到，但為了防患於未然，就自己動手，將胸罩改了口罩。白的內衣多以紅黑為主，戴著太張揚，因此她又現買了幾個白色胸罩，把揹帶剪去，將剩餘部分從中間一分為二，一副胸罩夠兩個人防非典用，他倆單獨行動的時候，旁人不留意倒看不出什麼，但同時出現就顯得很滑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麼回事兒，然後捧腹大笑。面子誠可貴，生命價更高，為了健康地活下去，他們不顧外人恥笑，我行我素地戴著胸罩做買賣。可胸罩的海綿層太厚，而天氣又日漸炎熱，老歪戴一會兒就喘不上氣來，額頭直冒汗，白又特意為他買來超薄型胸罩，一百多一件，看著老歪一剪子下去，白心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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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充分利用坐班的八小時，我在網上下載了一部《水滸》，每天看十章。也不錯，有書看，偶爾整理一下片子，還發工資，就是上下班的路上辛苦點兒，可我認為值，在家一天我真不見得能看十章。但時間久了，我又煩了。
兩個多星期後，一百二十回的《水滸》看完了，我又下了一部《金瓶梅》，沒幾天又看完了，後來索性把網上名為《銀瓶梅》、《銅瓶梅》、《鐵瓶梅》、《鋁瓶梅》的文章都看了，只有看看這些，消磨時間，否則就無事可做。這一時期，與我打交道最多的女性就是潘金蓮。
從小到大，各型別女人在各個時期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先是《西遊記》中女妖怪，妖嬈美麗，本領高強，有殺人不眨眼的，有肚臍眼吐絲的，在我幼小的心靈烙下極深的印記，但那部戲好像除了火了六小齡童，其餘人都銷聲匿跡了，特別是那些飾演豔麗妖精的女演員，難道她們真的成為妖精，在人間蒸發了？
後來一個日本演員，叫內田有紀，我因為看過她演的一部名為《熱力17歲》的電視劇而對其情有獨鍾，那年我14歲，夢中情人就是她那樣兒。
再後來我上了大學，對白領女性萌生興趣，當時理想中的女子是：長髮細腰，卻不一定豐乳肥臀，出了門，往大街上一站，看見紅色就招手，開啟車門就上，管丫夏利還是富康，上車後一句哪哪哪，然後搖下車窗，兀自點上一根菸卷，對司機的搭訕不予理睬，當司機從反光鏡裡偷看的時候，提醒他不要東張西望，注意前面過馬路的老太太，到了地方，留下相應數目人民幣，不索要發票，下車熟練，「砰」地將車門撞上，揚長而去。
唉，都是過去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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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我上學期間打工的經歷計算在內，這已經是我的第五份工作，可無論在哪裡，做什麼事情，我總有一種虛度光陰的感覺，因為我不是在為自己忙碌，而是在出賣勞動力，以此換得生活所需。
事實就是如此，無論做什麼，當我們刨根問底追問「為什麼」的時候，會倏忽發現，一切行為都是徒勞的，毫無意義。
做什麼才不算浪費時間呢，睡覺，只有覺是給自己睡的。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把睡覺看成最討厭的事情，可能是他咖啡或茶喝多了吧。
這就是我對待生活的態度，我相信每個人對生活都有不同的認識。就好像一個蘋果從樹上掉下來，如果砸到我的腦袋，我會揚起頭罵一句操你媽的，然後撿起蘋果擦擦吃掉，心滿意足地離開；如果砸到某個農民兄弟，我想他會趕來馬車，不等熟了，把蘋果全部摘掉，然後驅車前往農貿市場；幸好這個蘋果砸到的是牛頓，也算長了眼睛。
每當工作時候感覺空虛，我就聽見尼采說：「一種更高型別的人不喜歡‘職業’，正是因為他懂得召喚自己。」我想說的是，尼采，你丫別再害我了。
我就不信我不能呆在一個地方踏下心來幹個不說三年五載，一年半載總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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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旗幟，掛在旗杆上才會迎風飄揚，那麼人類生活的支柱是什麼：拼命掙錢，養家餬口，封妻廕子，滿足自己的種種慾望？還是沽名釣譽，活出個人模狗樣，讓萬人矚目？或者回報辛勤耕耘、忍受分娩之巨痛而生育了我們的父母，是他們一把屎一把尿將我們拉扯大，為我們換洗尿布，供我們吃穿，接受文化教育，母親安慰女兒初潮別緊張，父親告訴兒子遺精很正常，我們在學校被欺負了有爸媽撐腰，但這些我們一輩子也償還不清，頂多給點利息。這些都不是我生活的動力，我的生活沒有支柱，我是一面無杆可掛的旗子，只能任風擺佈。
這段時間，我的幸福就是週五下班路上花5塊錢買本小說，回到家不緊不慢地吃完飯，再看會兒電視後，把窗簾拉上，檯燈開啟，該撒的尿撒了，然後鑽進被窩看小說，看困了算，一覺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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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總抱怨工作沒勁，爸說你才上了幾天班就煩了，我和你媽工作了一輩子都沒抱怨過，你現在回家吃現成的，我那時候還要負責做一大家子的飯，你們現在有電腦了，可以玩遊戲、上網，我們那時候有個屁，除了桌椅板凳，就是一杯茶水和兩張報紙，三十多年了，我們還不是照樣過來了嗎。
是呀，他們那時候沒有網路，每天都是怎麼過來的，坐著發呆，站著嘮嗑，還是盡心社會主義建設？真是一代人一個活法兒。
日子就是這樣一天天過去，一天的生活從早上睜開眼去上廁所開始，到睡前再上趟廁所結束。
一個週末，在家呆得甚是無聊，好不容易熬到了吃晚飯，吃完後爸點上一根菸說：一會兒你把碗刷了。我擼起袖子，走進廚房，看著眼前的鍋碗瓢盆和油鹽醬醋心想，真他媽沒勁，但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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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肆虐，患者有增無減，人心惶惶，天下大亂。
老闆終於實行了人性化的彈性工作制度，每人每週值班兩天，其餘時間呆在家中，不準亂跑，咳嗽發燒立即撥打120。
我心中竊喜：一週歇五天干兩天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飯館取消了四人以上的大餐桌，畢業生們無心再吃散夥飯，幸好我不是今年畢業，否則該多鬱悶。畢業本是一次生離死別的過程，許多人這輩子難得再相見，即便上學時候形影不離，好在我們畢業那年可以大吃大喝，肆無忌憚地抱頭痛哭，現在除了豁出命去，散夥飯的壯觀景象已難得一見，大家總不能帶著口罩，吃著泡麵，端起一杯板藍根互相干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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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嚴重，鬧得我哪兒也不敢去，悶在家裡混日子。我又在網上碰到茶杯裡的葉子。
她：好久不見，我以為你得非典了。
我：你就不能盼我點兒好嗎。
她：最近忙什麼？
我：忙著生活。
她：同志辛苦了。
我：你的生活好像挺滋潤，傍了大款吧。
她：蒙對了。
我：真的？
她：騙你幹嘛，我現在養尊處優。
我：我們勞動人民和你不是一個階級。
她：有工作了？不是社會寄生蟲了？
我：瞎幹唄。
她問我在什麼公司，我如實回答，反正公司這麼多人，她知道我是誰。她問我上班都幹什麼，我就把公司網址發給她，說這裡面涉及到的我們都幹。過了一會兒，她說在網站上看見公司的全家福了，問哪個是我。
其實我根本就不在這張照片上，拍攝的時候，我正好去了湖北那個發大水的縣城。
我故意把照片上最醜的男人說成就是我，這樣見面後才不會讓她失望，果然引來她的詫異：啊，你長這樣呀！
我說其實我本人比照片上帥多了，她說甭解釋，照片上的形象已經比她預想的好許多了，我說，靠，你把我想成什麼樣了。
我問她長什麼樣，她說你想知道可以和我見面呀。我正求之不得，早就想看看能傍上大款的姑娘長什麼樣了，萬一哪天我成大款了，也有個思想準備。
我說你不怕傳染非典嗎，她說你要怕那就算了，我說我不怕，我戴口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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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約好在北太平莊的一家茶館見面，標誌是我把一包中南海放在桌上，而她的面前會擺上一杯白水，裡面沒有茶葉。
大家都不敢出門，街上沒有幾輛車，交通順暢，我比約定時間提前二十分鐘到了茶館，北京如果老這樣就好了。
為謹慎起見，進了茶館我依然沒有摘掉口罩，也沒有把中南海放在桌上，而是隨手從書架上抄了一本旅遊雜誌，心不在焉地翻看。茶館裡還有幾個人，但一定不是她，這幾個人都是男的，歲數都不小了。
時間快到了，我開始留意每個進入茶館的客人。有人進來，有人出去，但沒有她。幸好幾個單身男士也在等人，我可以夾在他們中間濫竽充數，也幸好沒人桌上放著中南海，要不她一會沒準兒就張冠李戴了。
這時，進來一個穿t恤衫的女孩，戴著口罩，舉目四望，像在找人，我趕忙裝作看書的樣子，用餘光注視著她的一舉一動。她看了一圈，沒有發現要找的人，便在我斜前方坐下，與我面對面，僅從眉宇間看，她的模樣還不錯。服務員拿著茶單走過來：小姐，您喝點兒什麼茶？她說：一杯白水。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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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上來了，她並沒有摘掉口罩，只是看了一眼表，或許在埋怨我不守時。其實我早到了，你要是摘去口罩，露出真面目，樣子不太難看的話，我就跟你打招呼了。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她表現出不耐煩，我也等不住了，心想把煙掏出來算了，但就在這時，她摘掉口罩，喝了一口水，我發現她居然是潘娜。
我不相信會有如此巧合，就掏出手機，撥打了茶杯裡的葉子在網上留給我的電話，同一時間，潘娜的手機響了，她接聽：你怎麼還沒到，我已經在茶館裡了。
聲音從我的斜前方和手機中分別傳入我的耳朵，真真切切。
北京，這個人口上千萬的城市，還是太小了。
我掛掉電話，掏出中南海放在桌上，摘掉了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