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講的故事，已經結束了三年。三年前的這個季節，姐姐離開了家。那是在秋天，我們從小長大的這條學院路落滿了梧桐葉。絹姨抬起頭，說：「今年的葉子落得真早。」十月的陽光鋪滿了絹姨的臉，她還是那麼漂亮。姐姐像以前那樣擁抱了我。姐姐說：「安琪，再見。」她露在藏藍色毛衣領口的鎖骨硌了一下我的胸口。
那天晚上我一如既往地失眠。火車在我們這個城市的邊緣寂靜地呼嘯著，比睡著的或睡不著的人們都更執著地潛入黑夜沒有氧氣也沒有方向的深處。我知道姐姐現在也沒有睡著，她一定穿著那件藏藍色的毛衣，半躺在列車的黑夜裡。長髮垂在她性感而蒼白的鎖骨上，那是一個應該會有故事發生的畫面。如果交給絹姨來拍，她會把姐姐變成一個不知道渥倫斯基會出現的安娜。注意角度就好，避開姐姐那張平淡甚至有點難看的臉。
絹姨一直都用她的職業習慣，裁剪著她的生活。那份她自己都沒覺察到的冷酷隱藏在她美麗的眼睛裡，我和姐姐不同，我有點怕她。所以我討厭用她的方式講故事，我不想給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找任何藉口。
我的手機響了。是絹姨。對不起我忘了告訴你們，我叫林安琪，十九歲，在一個離家很遠的城市念大學，藝術系，大二。絹姨前年春天去了巴黎，她夢想了很久的地方。
「安琪，我們上個禮拜到布列塔尼去拍大海，太棒了。」
「安琪，你的法語現在怎麼樣了？」
「安琪，畫畫一定要到法國來……」
每一次電話她都是這個程式：「我們」怎樣了，法國多麼好，等等。這個「我們」，指的是她和一個叫雅克的法國男人。他比她小十歲，是她的助手——工作室裡的和床上的。她是一個閱盡風景的女人，像有些女人收集香水那樣收集生活中的奇遇。一直如此。
十年前的某一天，媽媽把她從北京帶回來。那一年，她二十二歲，和姐姐離家時一樣大。她也是瘦的。和姐姐一樣，領口露著蒼白而性感的鎖骨。可是姐姐的瘦是貧瘠，她的瘦是錯落有致。冬天正午的陽光下，她明媚地對我們一笑，那種和我們當時的生活無關的嫵媚讓九歲的我和十五歲的姐姐不知所措。媽媽安頓她睡下，然後像往常一樣走進廚房，水龍頭和油鍋的聲音一點都沒變，可是我知道從此有一樣障礙橫亙在我的生活中，儘管這障礙是一個千姿百態的園林——其實我對這個絹姨一無所知，只知道她是媽媽最小也最疼愛的妹妹。姐姐卻渾然不覺，她說：「天哪安琪，她像費雯麗。」
那天晚上姐姐照了很久的鏡子，然後輕輕地嘆一口氣，擰亮檯燈，攤開她厚厚的練習題。我蜷在棉被裡，看著燈光映亮姐姐的側影。長髮垂在沒有起伏的胸前，還有蒼白的手背。姐姐很辛苦，她的燈每天都會亮到凌晨。但她永遠只是第二名，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贏不了那個把大部分時間都交給籃球的男孩。看著姐姐，我想起絹姨。絹姨是個大學生，在中國最棒的外語學院學法語，不過她因為自殺未遂讓學校勸退——自殺是因為那個不肯和自己的妻子離婚的老師。媽媽從不把我們當成小孩子，所以我知道了這個故事。我不明白為什麼有的人就可以活得這麼奢侈——同時擁有讓人目眩的美麗、一種那麼好聽的語言、過癮的戀情淒涼的結局之後還有大把的青春——連痛苦都扎著蝴蝶結。太妙了。可是我的姐姐，那本《代數題解》已經被她啃了一個月，依然那麼厚。
「安琪，你還沒睡著？」姐姐回過頭，衝著我笑了。燈光昏暗地映亮了她的一半臉，她的笑容因此奇怪而脆弱。那個時候的姐姐幾乎是美麗的。可是除了我，沒有誰見過她這種難得的溫柔。她的脾氣壞得嚇人，我們倆這間小屋裡的每一樣東西都曾因為她毫無道理的憤怒遭過殃。
但是，往往是在深夜，她會從檯燈下抬起頭，看一看被子裡的我，笑笑。要是那些在背後嘲笑她的男孩子們見過她此時的表情，說不定他們中的某一個會突然想愛她。
姐姐迷戀絹姨。絹姨的美麗，絹姨溫柔寧靜的語調和有點放蕩的大笑都讓她驚訝和讚歎。她喜歡跟絹姨聊天，喜歡看絹姨在暗房裡衝照片——那個時候絹姨成了一家藝術雜誌的攝影記者——喜歡聽絹姨講那些為了拍照而天南海北遊蕩的故事。絹姨就像是一個從天而降的理想，在我們這個貧乏的北方城市裡綻放著。我也喜歡絹姨，很喜歡。只不過我討厭她說：「安琪長大了一定是個漂亮姑娘。」因為我知道她心裡清楚我永遠不會像她一樣漂亮。我們三個人成天縮在絹姨的小屋，那裡有滿牆的照片和厚厚的攝影集，我一張張地撫摸那些銅版紙，還有紙上的風景和凝固在紙上的人們的表情。絹姨開啟一頁，說：「這張照片叫《紐約》。我最喜歡這個克萊因的東西了。」
我清楚地記得那種震撼，儘管我才九歲。那個叫克萊因的外國人，他把那座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拍成了一個寂靜而遼闊的墳場。絹姨美麗地嘆著氣：「你們看，多性感。」姐姐惶恐地抬起頭，還以為自己聽錯了絹姨的用詞。這時候我們都聽見廚房裡媽媽的聲音：「三個小朋友，吃飯了——」
那天晚上睡覺時，姐姐問：「安琪，你想變成絹姨那樣的女人嗎？」我不情願地點頭，姐姐說：「我也想。」我不知道姐姐臉上算是什麼表情。後來她就開始像做代數題一樣認真地畫畫了——從三年前開始我們倆每週都去一個老師的畫室裡學畫，這是爸爸的意思，但姐姐從來都沒有這麼投入過，那些石膏像就像情人一樣點亮了她的眼睛——她開始努力，就像她努力地要考第一名那樣努力地變成絹姨那樣的女人，姐姐從小就是一個相信「愚公移山」這類故事的孩子。當老師接過我們的作業時總會說：「安琪，你應該像北琪一樣努力。」可是我看得出來：老師看姐姐的畫時，是在看一張作業；看我的畫時，眼睛會突然清澈一下。不過我不會把這件事告訴姐姐。媽媽告訴過我們人不可以欺騙人，但媽媽也說過，有時候隱瞞不算欺騙。
媽媽是個醫生，也是個冰雪聰明的女人。雖然她永遠也記不住黃瓜多少錢一斤，記不住我和姐姐的生日到底誰的是八月十號，誰的是十月八號；但是她永遠微笑著出現在全家人面前，用她看上去敏感而蒼白的手指不動聲色地撫摸著空氣中的裂痕，說話的語氣永遠溫柔安靜，讓人以為一切都理所當然。我相信能做媽媽的病人，也是種幸運。我常常在飯桌上看著媽媽和絹姨，覺得她倆很像，可是媽媽不像絹姨那樣令人眩惑。
絹姨是媽媽的另一個孩子，揹著沉重的相機回家時連手也不洗就貪婪地衝到媽媽正在擺的紅紅綠綠的餐桌旁。爸爸於是就笑：「你還不如安琪。」她也笑：「我累了嘛。都跑了一天了。」她頭髮散亂著，笑容好看得要命。她永遠需要新奇的風景，也許這就是她的照片永遠不能像那幅《紐約》一樣打動人的原因。可是她給人留下的那種「追尋」的印象，就像一群突然飛過藍天的鴿子，生動而美好地撞擊人的視覺。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她的大學老師才會像擁抱一個假期那樣擁抱她吧。可惜那個男人並沒陶醉到忘乎所以，他還清楚「假期」在生活中應有的比例。